但是，这种做法会使得小说变得粗俗。在感受了和式文明的优雅之处后，你不禁会像我这样做一次翻译：一只真正值得期待的恐龙也许在地球的另一端，如此才能配得上自己的等待。这一点远不如杜拉斯的坦诚，《情人》里她并不讳言她爱的是中国情人带来的肉欲和现金，而不是遥远的中华文明。恐龙从地球另一端来，带着武装到牙齿的学识和审美，这是传奇。在增强了戏剧性的同时，却让作品变得粗俗，因为这毫无疑问的又是一次“降神”。生活在别处的说法，如果最后要归结为异种文明，或者地理上的遥远，这和希望外星人乘坐UFO从天而降打救世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更倒霉的是，芭贝里在避免和前人撞车的同时，选择了她自己也并不熟悉的日本文化。在这本书里，那位从天而降，带着Hi-Fi音响而来的日本人几乎成为文艺女青年心目中的完美先生。他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合理的，都在美学上是超越的，都能够强烈地撞击孀居寡妇的心。一个名字因此在我心头徘徊不去：琼瑶阿姨。。。。。。我对日本的文化认知有限，但是在这种有限的认知中，我以为芭贝里勉力用法文去表现的幽玄境界其实非常生硬，造成人物本身极为扁平和苍白。如果把日本人换成一个秘鲁的吹笛印第安人，或者是爪哇岛的一个裸身猎人，不会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你大可以直接描述你觉得他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优雅得体就好了。至于说到他和他的文明有什么本质特征，芭贝里恐怕回答不上来，只能是用花痴一样的声音告诉你：反正我觉得他好对味。
最后，这部小说写到了一个死结：超越阶级和文明的爱情会有结果吗？遇上这种两难问题，我们会颖悟地认识到：对于高手而言，一个精彩的故事有了最强的推动力。而对于庸才来说，这意味着他手中马上会握着一把凶器---对于无法回避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立即想办法干掉主人公是最要紧的事情。芭贝里没有超越谋杀犯的水准，在小说的最后，她同样犯下了许多作家都曾经犯下的罪行：干脆利索地把人物给干掉了。即便如此，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眼中了。
如何描写死亡？这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课题。芭贝里也许精于心理描写，善于表现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但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描述各人对死亡的感受时，却没有让我感觉到她的功力，感觉不到死亡阴影所带来的压力有多么沉重和由此而来的彻悟是何等清新。看到她的表述之后，我不得不倒回头去怀疑：她究竟是善于描写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互动，还是仅仅善于想象这种互动过程？处理不好两难结局，就不得不启动谋杀。启动谋杀，就不得不赋予死亡应有的重量。写不出这种感情的深沉、深切之处，感觉不出死亡本身重击了自己的神经，看到那些错乱的火花，那么就会让作品之前的所有描述失去了重量，显得浮泛。
《刺猬的优雅》是本动人的小书，也有触及心灵的力量。与此同时，它也逃脱不了为了优雅而优雅的嫌疑。作者芭贝里也是一位文艺女青年，在心灵的部分她拥有自己的发言权，但是在心灵和现实世界的接触带上，它依然遗憾地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以至于无法使得小说成为伟大。它适合某个春日周末的午后阅读，然后合起书页，继续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