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犬夜叉》作品中的世界是一个排除了(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制度和组织的影响的虚假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定的规则,即使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也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规则和无组织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而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运转就在于,存在着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协调和解决人们的矛盾和冲突,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社会管理的公共权力组织(不一定是国家和政府)。这些公共权力组织拥有一定的机构和人员,机构和人员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设置,按照组织规则和程序运转,组织成员分工负责不同的事务,遵纪守法,承担责任,履行义务。[27]我们在《犬夜叉》中只看到无数个体生活在一起,却看不到制度和组织的存在,这是不真实的。由于这种设定上的缺失,《犬夜叉》将作品的结局设置为善恶之间的大决战,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殊不知人类行为与整体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和文化(包含心理和思想两个层面)之间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就此而言,《犬夜叉》缺乏思想上的深刻性,没有跳出动漫在解释社会现象上存在的误区。这还与第一点中用抽象的以善恶为核心的道德思维有关。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著名观点,它指的就是那些缺乏反思精神和原则的普通人作恶的现象,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却很少被人们注意。在纳粹统治这一特殊时期,来自于普通人的罪恶终于显露,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28]英国心理学家科恩出于对恶这一抽象概念的不满,提出了一个更具实际意义的“共情腐蚀”的概念,试图纠正人们理解的误区。[29]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作恶,并不是他们的本性是恶的,而是他们缺乏共情。而共情的缺乏又是他们大脑的共情回路出了问题。[3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姆在他知名的反思极权主义的心理学著作《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前个人状态社会(Pre-individualistic Society)既为个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能。”[31]这种来自自由的正反两方面的力量的冲突在现代人那里产生了一种持续不断的紧张、孤独、无力和焦虑的心理状态。为了克服这种持续不断的心理状态,一部分人选择了放弃消极自由,屈服于纳粹的权威,成为其帮凶,这便是权威主义性格机制的一种简单概括。[32]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的是,恶的现象无法用人格化或具体化的方式加以叙述,那通常是过分简单化的产物。具体而言,奈落根本称不上邪恶的代表,因为他在邪恶的人中既不是最强的,也不能代表其他“恶人”。
第三,《犬夜叉》作品中缺乏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看待社会的角度,这与作者未能真正将战国时代与作品相结合有关。因为战国时代的天皇、关白和诸侯代表着社会的统治阶级,属于权力集团最核心的部分。他们围绕权力所展开的争斗本该对社会底层产生巨大影响,可是,在《犬夜叉》里,这一方面的叙述十分罕见。来自社会支配阶级的斗争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恰恰是《犬夜叉》故事得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但作者对此缺乏考虑,这使她的故事没能利用好战国时代这一日本历史上英雄辈出的部分。综合以上几点,本文认为,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确立《犬夜叉》的世界观:
(1)在世界观上不再过度依赖道德思维,而是以更加中立的态度看待各种思想和选择,不再用明显具有道德倾向的设定来安排人物的命运;
(2)不再将故事的重心放在四魂之玉和奈落上,也不再以正邪力量的大决战作为故事的结局,这应该成为一个有待讨论的开放性问题;
(3)在作品世界中,切实加入战国时代这一背景,将战国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本能寺之变、山崎合战、朝鲜壬辰卫国战争、关原合战),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英雄人物,底层民众融合到一起,使《犬夜叉》真正变成战国时代的故事;
(4)人物的活动区域将不再局限于乡村,而是更多地与城镇结合起来,并且,封建社会的各种中间组织也将得到体现,这就使这个社会真得像个社会;
(5)日本战国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仪风俗也将得到表现,作为国家崩溃后自治的社会的规则,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