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时期实行“旗民分城而居”的政策，这一政策给北京的城市人口结构带来了变化，使旗人成为北京内城人口的主体。而这个被国家供养起来的特殊群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特有的生存环境，对于后世北京人特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兵丁改为常备军，由国家统一供养。而驻扎在北京内城的八旗官兵，除了接受“顺天府”的地方管理之外，内城还设立了八旗都统衙门，管辖各旗官兵。八旗都统除了军事指挥和隶属管理之外，还负责旗人的户籍、生计、差事、赡养以及婚丧嫁娶等，几乎涵盖了旗人生活的所有内容。

但实际上，八旗制度对旗人而言，既是国恩，也是严格的人身约束。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都强调“我那个朝发祥以来，列圣垂训，八旗兵丁均以弓箭为生，必须永远遵行”。八旗兵丁除了军事训练和征战疆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谋生之技，不需要有，也不能有。

时逢征战，八旗兵丁的作用当然显著，但是在“太平盛世”，八旗官兵则无所事事。而且旗人的活动范围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旗人未经许可不得擅离本旗驻防区域20公里。说白了，京城内的八旗兵丁被北京厚厚的内城城墙圈养起来了。

在这种“圈养”的生活环境下，数量庞大的八旗官兵及其家眷，他们的思想、信仰、爱好、生活习惯以及交际形式等，都有其显著的特点，久而久之，他们的很多信仰、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便形成后来北京人的基本特质。

清王朝的统治者唯恐旗人忘记祖宗，“沾染汉习”，于是，在京城旗人之中，祭祖、祭神等祭祀活动极多，远远超过了汉族居民的祭祀频率。祭祀多，自然就讲求祭祀礼节，反映在旗***常生活中，这些对礼节的讲究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讲礼儿”也便成为后来北京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满洲人身上有着明显的领主氏族痕迹，亲宗族、重血亲、崇敬先人、尊重长辈等长幼尊卑的观念非常突出。长期居于北京的旗人，每日早起，晚辈都要给长辈请安，出门也要向长者告假或辞行，外出回家后，也要先向长辈问安禀报，长辈少不了要问讯一番。晚辈和长者说话，通常都是一口一个“您”。吃饭、出行乃至在院子里晒太阳、纳凉，晚辈也得恭让长辈和年长者。长辈和年长者对晚辈也呵护有加，格外怜爱，常时不时地规劝和教诲，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后辈。慢慢地，这也成为北京人日常生活的基本礼数。
时下人们谈及北京人，常常认为北京人个性上很“大爷”，往往是坐而论道，侃侃而谈，但是动起手来却差得远。这和旗人的生活模式有一定的关联，旗人有皇家的“铁杆庄稼”，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耘，这便使得他们有资格、有经济实力去坐而论道，再加上旗人自诩生在天子脚下，见多识广，自然气宇轩昂。时间长了，这样一种“爷”的气质便渗透到了北京人的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