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今言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330027)
摘 要： 从出土《奏牍》看，刘贺远封海昏的四年中，自称“藩臣”，有臣服汉廷中央王朝的理念。他曾向宗庙奉献“酎金”，申请“秋请”，还和夫人“待”向宣帝、太后频繁“上书”，呈述自己的诉求。但刘贺的这些举动往往不得如愿，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这和他在北方做帝王时的境遇存在明显落差。
关键词： 宗庙；酎金；秋请；上书；海昏侯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在社会上震动很大，曾先后举办过多次全国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有关墓主刘贺的家世、废黜原因及其总体评价等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1]但刘贺远封海昏之后，在其履职的四年中做了些什么，成效或境遇如何？却因文献记载简缺，人们未能知晓，目前尚无专文论述。令人欣喜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整理该墓简牍的过程中，近期将刘贺在海昏时的一批《奏牍》做了释读，公布了释文。[2]该《奏牍》内容，涉及汉代侯国政治制度的多个方面。这一官方文书十分珍贵，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本文根据这些《奏牍》，拟就刘贺在海昏执事期间向宗庙献酎助祭、朝请、上书等举动及其处境和失落情况，做些初步探讨，希冀对问题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宗庙祭祀，早在先秦时期已备受重视。迄至西汉，汉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文帝庙为太宗庙，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庙等。[3]据载：“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注引张晏曰：“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4]汉人认为：“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5]依当时要求，奉宗庙，守祭祀，世世不可断绝。[6]宗庙是汉王朝家天下的标志，联系“汉家”的血缘纽带，也是祭祀祖先、议事、论政的重要场所。宗庙和社稷紧密相连，被视为国家的象征。汉时，宗庙祭祀场所多，祭祀仪礼复杂，祭祀频率高，祭祀的耗费也甚大，[7]需要大量开支。
诸侯王、列侯岁时参加宗庙祭祀，必须奉献“酎金”，这在文帝之时已成为制度。当时有《酎金律》，如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8]酎金征收的标准和方法有明确规定，如《汉仪注》曰：“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9]说得更为明确的是《汉律·金布令》，其中写道：“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10]这就是说，当时汉廷征收酎金是以人口数每千人四两来计算的，不满千人而在五百以上的零数，也以四两为计，由少府负责验收。汉廷还要求诸侯王、列侯对宗庙献的酎金必须斤两足，成色好。如果“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11]据载，武帝时，“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12]宣帝时，因酎金不合要求而被免者也不在少数。[13]
依照宗庙助祭制度，刘贺于元康三年(前63)，即被封海昏侯的当年，便有向宗庙献金助祭的举动，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上有用墨书写的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元康四年(前62)，刘贺又有使家吏向汉庙献酎金的事实，如据《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记载：
7．……□□拜谨使陪臣行家□事仆□/……年酎黄金□□两/中庶子□□□臣饶□……/……/元康四年(图四，7号)
引文中“南藩”的“藩”字，据《说文》：“藩，屏也。”有屏障、屏卫之义。刘贺自称“南藩海昏侯臣”，意为他是汉室的藩臣，在南方藩卫汉家王朝。当时有“藩辅”“藩臣”“藩国”之谓，这在文献中常见，如齐王闳“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燕王旦“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14]又“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15]可见，“藩”非如有人所说的“边荒鄙地”，而是指藩卫汉室之意思。上引7号奏牍中的“饶□”即“饶居”，是刘贺家吏之人名。据《百官公卿表》，“仆”，掌出行车马。“中庶子”，掌侯府家事，地位仅次于“家丞”。[16]他们都是列侯刘贺的家吏。7号牍虽然有些文字残损，但意思清楚，大致上是说，元康四年(前62)，刘贺使家吏仆、中庶子及饶□(居)行家事，献“酎黄金□□两”。
列侯刘贺的封地有四千户，以每户“五口之家”计算，共为两万人。按照依人口征收酎金的标准，则一年至少要向汉庙奉献酎金八十两，汉代十六两为一斤，也就是每年要献酎金五斤。两年便十斤黄金，为数不少。不过，刘贺的黄金储备也是很多的，不仅继承了他父亲刘髆的大量家产，而且他自己也曾通过赏赐获得了大量黄金，加之豫章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多出黄金。所以奉献酎金的数量应该是充足、有保障的。
值得关注的是刘贺的黄金储备量虽然充足，但向宗庙祭祀奉献酎金，似乎并非如愿以偿。例如：元康三年(前63)准备好的酎金(金饼)，仍在海昏原地，没有献出。元康四年(前62)献酎的奏牍原件和“黄金□□两”，也仍在海昏原地，这应是未被汉廷中央所接受，所献酎金遭到了退回，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刘贺先后两次献酎祭祖都未达到预期目的，颇为失落。只好将拥有的大量黄金(含酎金)在死后放在他的棺柩中，带去“天堂”，以实现其没有完成的心愿。
刘贺向汉庙献酎未能如愿的原因，主要是汉廷认为他对先帝不“孝道”，“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17]后来宣帝虽然封他为海昏侯，侍中卫尉金安上仍奏言：“(刘)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18]这一“奏言”，当即得到了宣帝的认可，成为一条重要法则。所谓“顽”，即“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19]这种“顽放废之人”，不可承天序，不得奉宗庙，在当时的“法则”下是必然的。而刘贺先后两次坚持向宗庙奉献酎金，目的是为了提高身份，获取宗室的认同。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330027)
摘 要： 从出土《奏牍》看，刘贺远封海昏的四年中，自称“藩臣”，有臣服汉廷中央王朝的理念。他曾向宗庙奉献“酎金”，申请“秋请”，还和夫人“待”向宣帝、太后频繁“上书”，呈述自己的诉求。但刘贺的这些举动往往不得如愿，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这和他在北方做帝王时的境遇存在明显落差。
关键词： 宗庙；酎金；秋请；上书；海昏侯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在社会上震动很大，曾先后举办过多次全国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有关墓主刘贺的家世、废黜原因及其总体评价等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1]但刘贺远封海昏之后，在其履职的四年中做了些什么，成效或境遇如何？却因文献记载简缺，人们未能知晓，目前尚无专文论述。令人欣喜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整理该墓简牍的过程中，近期将刘贺在海昏时的一批《奏牍》做了释读，公布了释文。[2]该《奏牍》内容，涉及汉代侯国政治制度的多个方面。这一官方文书十分珍贵，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本文根据这些《奏牍》，拟就刘贺在海昏执事期间向宗庙献酎助祭、朝请、上书等举动及其处境和失落情况，做些初步探讨，希冀对问题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宗庙祭祀，早在先秦时期已备受重视。迄至西汉，汉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文帝庙为太宗庙，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庙等。[3]据载：“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注引张晏曰：“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4]汉人认为：“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5]依当时要求，奉宗庙，守祭祀，世世不可断绝。[6]宗庙是汉王朝家天下的标志，联系“汉家”的血缘纽带，也是祭祀祖先、议事、论政的重要场所。宗庙和社稷紧密相连，被视为国家的象征。汉时，宗庙祭祀场所多，祭祀仪礼复杂，祭祀频率高，祭祀的耗费也甚大，[7]需要大量开支。
诸侯王、列侯岁时参加宗庙祭祀，必须奉献“酎金”，这在文帝之时已成为制度。当时有《酎金律》，如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8]酎金征收的标准和方法有明确规定，如《汉仪注》曰：“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9]说得更为明确的是《汉律·金布令》，其中写道：“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10]这就是说，当时汉廷征收酎金是以人口数每千人四两来计算的，不满千人而在五百以上的零数，也以四两为计，由少府负责验收。汉廷还要求诸侯王、列侯对宗庙献的酎金必须斤两足，成色好。如果“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11]据载，武帝时，“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12]宣帝时，因酎金不合要求而被免者也不在少数。[13]
依照宗庙助祭制度，刘贺于元康三年(前63)，即被封海昏侯的当年，便有向宗庙献金助祭的举动，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上有用墨书写的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元康四年(前62)，刘贺又有使家吏向汉庙献酎金的事实，如据《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记载：
7．……□□拜谨使陪臣行家□事仆□/……年酎黄金□□两/中庶子□□□臣饶□……/……/元康四年(图四，7号)
引文中“南藩”的“藩”字，据《说文》：“藩，屏也。”有屏障、屏卫之义。刘贺自称“南藩海昏侯臣”，意为他是汉室的藩臣，在南方藩卫汉家王朝。当时有“藩辅”“藩臣”“藩国”之谓，这在文献中常见，如齐王闳“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燕王旦“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14]又“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15]可见，“藩”非如有人所说的“边荒鄙地”，而是指藩卫汉室之意思。上引7号奏牍中的“饶□”即“饶居”，是刘贺家吏之人名。据《百官公卿表》，“仆”，掌出行车马。“中庶子”，掌侯府家事，地位仅次于“家丞”。[16]他们都是列侯刘贺的家吏。7号牍虽然有些文字残损，但意思清楚，大致上是说，元康四年(前62)，刘贺使家吏仆、中庶子及饶□(居)行家事，献“酎黄金□□两”。
列侯刘贺的封地有四千户，以每户“五口之家”计算，共为两万人。按照依人口征收酎金的标准，则一年至少要向汉庙奉献酎金八十两，汉代十六两为一斤，也就是每年要献酎金五斤。两年便十斤黄金，为数不少。不过，刘贺的黄金储备也是很多的，不仅继承了他父亲刘髆的大量家产，而且他自己也曾通过赏赐获得了大量黄金，加之豫章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多出黄金。所以奉献酎金的数量应该是充足、有保障的。
值得关注的是刘贺的黄金储备量虽然充足，但向宗庙祭祀奉献酎金，似乎并非如愿以偿。例如：元康三年(前63)准备好的酎金(金饼)，仍在海昏原地，没有献出。元康四年(前62)献酎的奏牍原件和“黄金□□两”，也仍在海昏原地，这应是未被汉廷中央所接受，所献酎金遭到了退回，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刘贺先后两次献酎祭祖都未达到预期目的，颇为失落。只好将拥有的大量黄金(含酎金)在死后放在他的棺柩中，带去“天堂”，以实现其没有完成的心愿。
刘贺向汉庙献酎未能如愿的原因，主要是汉廷认为他对先帝不“孝道”，“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17]后来宣帝虽然封他为海昏侯，侍中卫尉金安上仍奏言：“(刘)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18]这一“奏言”，当即得到了宣帝的认可，成为一条重要法则。所谓“顽”，即“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19]这种“顽放废之人”，不可承天序，不得奉宗庙，在当时的“法则”下是必然的。而刘贺先后两次坚持向宗庙奉献酎金，目的是为了提高身份，获取宗室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