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在汉以后二千多年中，它们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因此被称为“礼经”。今天，要研究探讨古代主要适用于贵族的礼制，“三礼”仍然是最重要的书。虽然对它们的思想倾向评价不同，它们的论述中有不少只是出于后世儒家的理想，但它们在文化史上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影响的。长期以来，由于礼学家们各宗不同的学术派别，对古代文献各有不同的理解，加之历代当权派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文化背景，他们制定的礼仪制度常有前后矛盾抵触的情况。本章尽可能避开枯燥的论证和繁琐的考据，尽量少介入各家的争执，而把重点放在礼制的沿革演变上。至于五礼以下的节目分类，大体依照清代学者秦蕙田《五礼通考》的编排。

第一节吉礼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只、人鬼的祭祀典礼。《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说法，吉礼用以“事邦国之鬼神示（只）”，是祝祈福祥之礼。主要内容有：――祀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上是祭天神。――祭社稷、五帝、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百物，即诸小神；以上是祭地只。――祫祭先王、先祖；――禘祭先王、先祖；――春祠、夏禴（礿）、秋尝、冬烝，享祭先王、先祖；以上是祭人鬼。后代从这三类祭祀中又衍生出许多项目，这里列为天、地、宗庙、其他四类，分别加以介绍。

一、祀天古文献记载，虞舜、夏禹时已有祭天的典礼，称为“类”。在殷商甲骨文中，天神是“帝”，或称“上帝”，他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他的周围还有日、月、风、雨等作为臣工使者。祭祀上帝要杀死或烧死俘虏和牲畜，作为祭品，耗费大量的财富。到了周代，“天”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殷人所说的“上帝”、“帝”。天帝的形象被人格化，周王又有了“天子”的称谓。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他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殷周以来，对天帝的称呼也日趋繁化，名目错出，有：帝、上帝、天、皇天、昊天、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维皇上帝，等等，指的都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神。

天本来只有一个，但是到了汉代谶纬之书风行以后，便出现了“六天”之说。据说，天上的紫微宫是天帝之室，北辰（北极星）名耀魄宝，即为天帝，一名“太一”，是“天神之最尊贵者”。(2)在太微宫中，则有五个星位，即为五方天帝。五帝是“五行精气之神”，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如尧是赤帝所感生，舜是黄帝所感生，禹是白帝所感生，汤是黑帝所感生，周文王是苍帝所感生。帝王祭天当然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天帝。五行、五方帝又与五方、五色、四季、五人神、五人帝等一一相配，构成了我国古代祭天大典的基本网络。

1.圜丘祀天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

汉高祖祭祀天地都由祠官负责。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畤（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在长安城外昆明故渠之南建圜丘。翌年春正月上辛日（第一个辛日）祭天，同祭五方上帝。这是汉代南郊祭天之始。后汉在洛阳城南建圜丘，坛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天地之位，下层分设五帝之位，坛外有两重围墙，叫做“壝（Wéi）”。

南北朝时郊祀制度也有一些变革。一是少数民族政权祭天虽采汉制，但常有民族传统礼仪掺入。二是梁代南北郊祭天地社稷、宗庙，都不用牺牲，而用果蔬，据说是“无益至诚，有累冥道”。（《隋书·礼仪志》）三是圜丘坛外建造屋宇，作为更衣、憩息之所。旧制全用临时性的帷帐，南齐武帝永明二年（483年）始用瓦屋。隋唐圜丘制度与东汉相似。隋代将祭祀昊天上帝、日、月、皇地只、神州社稷、宗庙定为大祀，祭星辰、五祀、四望等定为中祀，祭司命、司中、风师、雨师、山川等定为小祀。唐代祀天一年四次。宋代圜丘合祀天地后，要在皇城门楼上举行特赦仪式，赦免囚徒；改日，要到景灵宫祖宗神像前行“恭谢礼”。

辽代祭天礼与祭山礼同时举行，在祭祀契丹族先祖所居住的木叶山（今辽宁西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时，设天神、地只之位。金初每年五月初五、七月十五、九月九日行拜天礼。金世宗大定后才有较完备的南郊圜丘祀天之礼。元初有蒙古民族的拜天礼。宪宗时曾在日月山拜天，且合祭昊天后土。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时才在大都（今北京）丽正门东南七里处建祭天台。成宗大德时建圜丘，南郊祀天。洪武十年（1377年），改变圜丘礼制，定每年孟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建大祀殿，以圜形大屋覆盖祭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正阳门南按南京规制营建大祀殿，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合祀天地。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改变天地合祀制度，在大祀殿之南另建圜丘。清代基本沿袭明制。世祖（顺治）定都北京后即恢复修建正阳门南天坛各种配套建筑，后经乾隆时改修，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古建筑群。它包括圜丘、大享殿、皇穹宇、皇极殿、斋宫、井亭、宰牲亭等。清人祭天除采用汉制外，还保留了本民族入关前“谒庙”之礼，入关后改称“祭堂子”。

2.祈谷、大雩（yú）与明堂(1)祈谷《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郑玄认为，这就是“上辛郊祭天”，即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天。信从郑说者就以这一天为郊祀日。两汉迄于魏晋，多于正月南郊祭天，就是将圜丘、祈谷混为一谈。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确认祈谷与祀天是两回事，但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区分。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及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所定礼制都有祈谷礼，仪式与圜丘祀天大致相同。明初无祈谷之祭，嘉靖十年（1531年），定孟春上辛在大祀殿行祈谷礼。后祈谷之祭改在惊蛰之日举行，礼仪规格略小于大祀，不设从祀坛位，不行燔柴。清祈谷礼仿明制，乾隆时，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以合祈谷之义。

(2)大雩是求雨之祭，在无风旱灾害发生时是例行之祭，于仲夏举行；在大旱发生时则无论夏秋，随时举行。隋唐时，孟夏之月在圜丘行雩礼，如遇旱灾，则另有祈太庙、祈太社、祈五岳山川海渎于北郊等祭礼。如久雨，则禜祭于国门。宋代，例行的雩祭在圜丘之左雩坛举行，遇干旱别有祈雨、祷雨种种祭仪。金、元无雩礼，遇干旱祷雨于宗庙、社稷，或在北郊望祭岳镇海渎。明嘉靖时在圜丘坛外泰元门东侧建雩坛，行大雪礼。清代在圜匠雩祀祷雨。乾隆后设例行的常雩之祭，遇干旱则大雩行礼。常雩初在立夏，嘉庆后改在立夏后择吉日举行。(3)明堂《礼记·月令》说它是季秋之月大享天帝的地方，大享是报答天帝的恩佑，把收获的新谷及牲畜进献给天帝。一说明堂是祭祀祖宗或者是天子布政的地方；也有人认为明堂、太庙、灵台、辟雍、路寝等都是一回事，名异而实同。

汉代始建明堂的是武帝。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在长安城南建造了明堂、辟雍等。这个建筑遗址已经发掘，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汉末年礼学家对明堂的认识。由于对明堂制度争议太大，南北朝时明堂祭祀就各行其是了；而隋朝直到灭亡都没有就明堂的构建争吵出个结果来。唐代武则天掌权后在东都洛阳毁乾元殿兴建明堂，垂拱四年（688年）建成，是一个三层的圆亭形建筑，武后下令改称“万象神宫”，多次在这里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几年后一场大火烧掉了神宫，武后又下令重建号称“通天宫”。建成后武后改元“万岁通天”以示庆贺。武氏举行大享礼，受群臣朝贺并于四时孟月及季夏行告朔之礼。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也在明堂行大享礼合祭天地；次年返西京才改为季秋在圜丘大享行礼。

玄宗开元时东都明堂恢复乾元殿旧名，并拆除上层缩小规模。玄宗到洛阳常于元旦、冬至在此殿受朝贺。北宋仁宗时以大庆殿为明堂。南宋初明堂祭祀规模较小只祭天地祖宗四位，绍兴四年（1134年）起才逐渐增设从祀神位；十年（1140年）制定明堂仪注，大致同郊祀礼。明初无明堂之制，季秋大享礼在南郊大祀殿举行。嘉靖时始议明堂之礼先将原来的道士之宫元极宝殿充作明堂，行大享之礼；后又在大祀殿旧址改建大享殿。清初沿用明制，正月上辛在大享殿合祀天地并以祖宗配祀，认为大享合祀之礼即是明堂制度。乾隆十六年（1751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专行祈谷之礼，而大享为季秋报祀把两种祀典区别开来，改正了大享殿即明堂的旧认识

3.五帝《周礼·春官·小宗伯》有“兆五帝于四郊”的说法，“兆”即设坛而祭；《礼记·月令》将一年四季与五人帝、五人神、五方相配，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有迎气祭五帝的礼仪。五帝之祭各依方位与颜色，就连祭器、祭品也要与之一一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