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3年(宋淳祐三年),对于南宋的西部屏障四川来说,是重要转折的一年。因成都已遭毁灭性破坏,南宋在四川的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迁至重庆,名将余玠入蜀主事,他采纳冉、冉璞的建议,在原重庆知府彭大雅修建的基础上,增筑加固重庆城和合川钓鱼城,作为川防基地。而最重要的是,余玠将此筑城法推广至大巴山以南的四川全境,建成了第一批以方山为依托的城堡群落,初步构成较完善的防御体系。自余玠始直至南宋灭亡,四川历年所筑的此类山城要塞有八十余处。但其中最重要者,皆始建于1243年余玠初任之时,后有“川中八柱”之概称。
虽然红层方山在四川盆地内普遍分布,但余玠对城址的选择颇具匠心。
一是以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岷江、长江等干流为轴线,以山口、峡口等为支点,进行布设,以控扼水陆交通要冲。例如:合川钓鱼城,当嘉陵江穿过华蓥山形成的小三峡之上口,下可与重庆相互应援,上可阻自北面来犯的蒙军,为重庆屏障;金堂云顶城,地处沱江切穿龙泉山形成的金堂峡之下口,历来为川西门户,在成都平原无险可守时,它便成为扼守沱江、拱卫川中丘陵地区的重要据点;乐山的三龟九顶城,岷江由此穿过龙泉山南端的余脉,并与大渡河、青衣江交汇,形成川西至川南的水陆要津;泸州神臂城,当华蓥山余脉与长江交会处,是控制重庆以西长江上游水路的关键;
二是靠近原有的州府城镇,便于军政的治所及军民迁入城堡固守;
三是充分利用天然的险要地势,提升堡垒的防御能力。我在考察中看到,不少古城都利用了河流的屏障作用,尽量选择三面临江或两面临江的环境,让江流成为天然护城河,使方山四周的峭壁之下,更多了一道障碍。
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宋军的筑城战法开始为蒙军所仿效,蒙军元帅汪德臣在嘉陵江上游的沔州修筑城寨,作为取蜀的基地,开了以堡垒对堡垒的先河,这在蒙军的战术上是一个重要变化,也反证了余玠构建城堡体系的成功。同年十月,在间断了六年之后,蒙军的火鲁赤部又大举入蜀,抄掠成都,进逼嘉定府(今乐山)。余玠调全蜀精锐进行“嘉定会战”,这也是他最后的辉煌一战。依托建于龟城山和凌云山上的三龟九顶城,以及嘉定府旁的万山、必胜两堡,余玠败蒙军于嘉定城下。蒙军在败撤途中,又于苦竹隘、剑门关等多处遭袭阻。
1253年(宋宝祐元年)春,蒙帅汪德臣继沔州之后,更深入蜀中七百里,在嘉陵江畔的利州筑城建寨,垦荒屯田。在川内开辟了重要的立足点,并堵死了宋军北进收复失地的大门。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当时宋臣牟子才曾评论道:“敌反用其计,出没于剑、阆两州之间,抄掠粮道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绝矣。”在此危急关头,宋理宗反听信谗言,忌余玠拥兵坐大,突发牌符召余入京,并命余晦入蜀接替余玠,余玠积郁成疾,竟服毒自尽,自此川蜀形势发生逆转。
红层方山上的城堡群凭其天设之险,仍然给蒙(元)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蒙哥死后,蒙军不得已改变了战略方向,主攻荆襄,并以襄樊会战揭开了最后灭宋的序幕。另外,四川城堡中最重要的苦竹隘、鹅顶堡、太获城、运山城、青居城、钓鱼城、云顶城、三龟九顶城、紫云城等,最后皆因降才告破,而非武力所攻取。其中许多城堡也是反复争夺,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体系,巧妙地借助了红层方山的地形地貌,以崖为墙,倚山借势,就地取材,在城堡的布局以及城门、城墙、瓮城、炮台等的构筑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这些城堡或城池,是中国建筑史中没有引起足够注意但又十分重要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