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这里提到的日期使人困惑。1891年对埃米夫人病例的
开始约2或3年后，时间上过于延迟，而对伊丽莎白小姐病例来说又早了一年。】
　　起草那篇开辟新纪元的论文（构成现在这卷的第一部分）始于1892年6月。6月28日给弗利斯的一信（弗洛伊德，1950a，信9）写明“布洛伊尔已同意把我们共同合作所取得的发泄理论（theory ofabreaction）及有关癔症的其他发现，也将联合做出详细的发表。”他接着说：“其中有一部分，开始时我要单独写的已经完成。”这“已完成”部分的内容在第二天1892年6月29日给布洛伊尔的信中再次明确提及（弗洛伊德，1941a）：“当我交给你几页文章时我感到满意，现在我又觉得心神不安。”这封信继续对文章的内容给予很精练的总结。其后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所翻译的沙可的《星期二演讲》一卷（弗洛伊德，1892~1893a，107）加上了他的一个脚注，共有3小段，是《绪言》的总结，并提到这是个“开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两篇较详细的草稿保存下来，②其一（弗洛伊德，1940d）标明是1892年11月底，这是弗洛伊德手稿的第一部分（尽管写着与布洛伊尔合作）。虽然在《绪言》第四部分，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但癔症发作及其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了。而其中一个与“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有关的重要段落却未予说明被删除了，在此卷里这个主题仅在布洛伊尔著作的后一部分显示出来。最近有一篇标着题为Ⅲ的备忘录（弗洛伊德，1941b）。这个备忘录没注明日期。但文中讨论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states）和癔症的分离性症状，并与已发表的论文的第三部分有密切的关联。【②虽然弗洛伊德在他翻译的序言中注明是1892年6月，但不能精确注明日期。该书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发表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表在1893年的相当后期。然而，人们所怀疑的这个脚注出现在该书较前面的一页，因而可能正确的日期是在1892年夏或秋。】
　　1892年12月18日，弗洛伊德致信给弗利斯写道（1950a，信11）：“我很高兴能告诉你，我们的癔症理论（回忆、宣泄等）将在1893年1月1日登载于《神经中枢》杂志上，这是一篇详述的绪言，意味着我们与同行之间的长期战斗。”该文章标明是1892年12月，实际上是分两个内容定期发表的，第一次的2节内容发表于1月1日，其余3节发表在1月15日。《神经中枢》（半月刊）是在柏林发行的，而“《绪言》”几乎立即全部登在维也纳的《维也纳医学》杂志上（1月19日和26日）。在1月11日，当文章只登了一半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医学俱乐部做了一次有关该主题的演讲。该演讲“经主讲人审校后”的速记报道出现在1月22日和29日的《维也纳医学报界》上，演讲与文章几乎是相同的话题，但取材很不相同，且形式上较随意。
　　文章的出现在维也纳或德国似乎没有产生很明显的影响。但在法国，就像1893年7月10日弗洛伊德在信中向弗利斯所报告的（1950a，信13），却引起让内的关注，而其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只是在以后才提出来的。让内于1893年6月和7月在《神经病学进展》这个杂志上发表了《癔症的某些最近的定义》一文中，长篇地高度赞扬地报道了《绪言》。他在1894年出版的《癔症的心理状态》一书的最后一章采用了该文章。甚至始料未及的是1893年4月，仅在《绪言》发表3个月后，由迈尔斯（F. W. N. Myers）在伦敦的心灵研究会的全体会议上对《绪言》做了详细的解释，且印在第二年6月的《会议录》上。在《大脑》这本杂志上，米谢尔·克拉克（Michell Clarke）也对《绪言》做了全面的摘录和讨论。然而，最令人惊奇和未经解释的反应是1893年2月和3月的Gaceta medica de Granada杂志全文发表了西班牙文的《绪言》。

作者下一个任务是准备病案资料，在1894年2月7日，弗洛伊德说“书已完成一半，剩余的仅仅是少数病案的收集和两个章节”。在一封未发表的5月21日的信中，他提到他正在写最后一份病案，在6月22日（1950a，信19），他列举了“与布洛伊尔合作的这本书”的目录，包括“五份病案，一篇他的随笔，这篇随笔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关于癔症理论（总结和评论）和一个我还没有开始写的关于治疗方面的文章。”这以后很明显有一段时间的停顿，直至1895年3月4日，（出处同上，信22）。他写信说他在“加紧写关于癔症治疗的文章”，至3月13日完成（是未发表的信）。在另一封未发表的4月10日的信中，他给弗利斯该书第二部分的校样，次日他告诉弗利斯还有3周，此书便可问世。
　　尽管准确的日期没写明，但《癔症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似乎按时于1895年5月出版。在德国医学界，此书并不受欢迎。例如，著名的神经病学家阿道尔夫·冯·斯图吕贝尔（Adolf von Strumpell）对此做了批评性的评论。另一方面，一位非医学作者阿尔弗雷德·冯·伯格（Alfred von Berger），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市立剧院的导演，在《新婚杂志》上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1896年2月2日）。在英国，克拉克在《大脑》（1896，第401页）杂志上做出长篇和赞扬性的述评，迈尔斯也对此书感兴趣，他在1897年3月第一次作出相当长篇的论述，该论述后来收在他《人的性格》（1903）一书中。
　　十多年以后，在本书被要求印刷第二版之前，那时两位作者已分道扬镳。1906年5月，布洛伊尔写信给弗洛伊德同意再版，但是讨论到了是否希望有新的联合序言。其后耽搁了一些日子，最后如下所见，第二版两位作者写了各自的序言。这是1908年7月的事，但第二版的出版实际上是在1909年。该版乃至以后的数版均未作改动，但是在1924年，弗洛伊德在他的《全集》中所包含的他的《研究》一卷中写了某些附加的脚注（1925年版），并在正文中做了一两处小的修改。

二、精神分析研究的意义
《癔症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开端。因此，值得简要地考察一下这是否及在哪些方面真是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两位作者对该书的贡献多少将留在下面考虑，而我们把该书看作是一个整体。该书对其后开展精神分析的整体可以方便地分为两部分，尽管这样的区分必然是人为的。一部分是《研究》中所描述的技术程序和临床发现上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和以什么方式为精神分析铺平道路？另一部分是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在何种范围内被接受，以后成为弗洛伊德的学说？
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事实，弗洛伊德的成就可能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发明了对人类心灵进行科学考察的第一个手段。本卷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方面之一是使我们能追踪这个手段在发展中的早期阶段。它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克服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障碍的故事，而是发现前进道路上必须克服的一系列的障碍。布洛伊尔的病人安娜·O本人证实并克服了这些障碍中的第一个障碍，即癔症病人的记忆缺失（amnesia）特征。当这种记忆缺失表现明显时，立即可明白这不是病人的整个心理特征，在其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心理。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个问题不是只简单地研究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对它的研究使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方法就足够了。如果也有一些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则显然需要某种特殊手段。对此，催眠暗示是个明显的手段，这个手段不是直接针对治疗，而是说服病人展现从潜意识的心理中产生的素材。对安娜·O似乎只需要稍微地使用这个方法，于是她从“潜意识”状态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素材，而布洛伊尔所做的就是坐在一旁听着而不打断她。但是这工作并不像听起来那样简单。埃米夫人的病史表明对弗洛伊德来说，要使自己适应这一新的催眠暗示，听病人所讲的一切而又不予打断，或从中抓住其关键，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何等地困难。更何况，并非所有癔症病人都像安娜·O那样顺从；每个人也不像她，在明确表达后能容易地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在这方面更进一层的障碍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与催眠术行家相比相差甚远。在这本书中，他说明了他是如何战胜困难的，他如何逐渐放弃试图使用催眠术，并促使他的病人进入“集中注意”（concentration）的状态，并偶尔用手按在病人前额。但放弃催眠术（hypnotism）却使他进一步洞察了心理过程。它揭示了另一个存在的障碍：即病人“抵抗”（resistance）治疗，不愿在他们的治疗中互相协作。如何对待这种不愿意？是否应对他们大叫或取消暗示？或像对待其他心理现象一样单纯进行调查？弗洛伊德对这第二种方法的选择直接引导他花费全部的生命去探索未知世界。
　　在《研究》发表后的数年里，弗洛伊德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有意暗示方法，逐渐越来越多地依靠病人的“自由联想”流，由此展开了梦的分析（即释梦）。首先，梦的分析（dream—analysis）使弗洛伊德洞察了心理的“原发过程”（primary process）以及影响我们产生较能理解的思想的方式。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新的技术方法，即“解释”（interpretation）的方法。其次，梦的分析使他能够进行他的自我分析（self—analysis），使他后来能够发现婴儿的性和俄狄浦斯情结。除了某些甚微的暗示外，所有这些事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他在本卷最后数页遇到研究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即“移情”（transference）。他已微微感觉到其难克服的性质，甚至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障碍，而且也是精神分析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

《绪言》的两位作者所采用的主要理论观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简单的。他们认为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如果一种经历伴随着大量的“情感”，则情感或以各种有意识的反射性行为“释放”出来，或与其他有意识的心理素材联在一起逐渐地消磨掉。而另一方面，癔症病人却不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将会提到其理由）。他们的情感处于“窒息”状态，而对与其有关的经历的记忆在意识中被切断。因此，癔症的症状表现是情感记忆，这被看作是“记忆象征”（memoric symbols）即被压抑的记忆的象征。这个病态结果的发生可以解释为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是在最初经历中，病人心理处于特殊的分离状态，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其二是那个经历与患者的“自我”（ego）不相容，于是产生“抵触”。上述任一情况下，“宣泄”法（catharticmethod）的治疗作用的相同基础是：如果最初的经历伴随着情感的发生能够进入意识，则情感可通过行为而释放或“发泄”，而控制症状的势力则停止发挥其作用，于是症状就消失。
　　所有这些似乎十分肯定，但还有一些见解表明有许多问题仍未解释清楚。为什么情感需要被“释放”？为什么未被释放的情感的结果是如此地难以应对？这些基本问题在《绪言》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尽管作者死后出版的两份草稿（1941a和1940d）中已简要地提示了这些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已提供了假设解释。足以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实际上在他1893年1月11日的演讲中已阐述了这个假设，但在《绪言》中却被删除了。他又在他第一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文章的最后两段中提到了它，他在这里特别说明，这个假设是一年前《绪言》中发泄理论的基础。但这个基本假设的第一次正式产生和给予名称是在1895年布洛伊尔所写的本卷中的第二部分。十分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一最基本内容，却首先由布洛伊尔做详细的讨论，而弗洛伊德本人尽管偶尔提起这个主题（正如在他的文章《本能及其变化》前几页中所说的），但在写《超越快乐原则》（1920g）前，他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正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他确实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提到这个假设的名称，具体日期不清楚，大约在1894年（草稿D，1950a）。他虽然在出版《研究》后的数月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中用另外的一个名称，但他仍然全面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然而直到55年以后，草稿D和《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才问世。
“恒定性原则”（这术语是给该假设起的名称）可以用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所用的术语来下定义：“心理结构努力保持尽可能低的兴奋量，或至少保持其恒定（标准版，第18卷，第9页）。”布洛伊尔在下面用很相似的术语，但偏向神经病学方面说明，它是“一种保持脑内刺激恒定的趋向。”③他书中第201页以下的讨论中表明，情感在癔症病因学上的重要性在于其伴有大量刺激的产生，这些刺激转而按照恒定性原则释放。同样，创伤性经历也具有病理的作用，即产生大量的刺激，其数量之大以致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处理。因此，《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临床上必然用（恒定性原则中所表达的）更一般的趋势来解释发泄情感和变得受压抑的病态结果，以保持刺激的恒定。【③弗洛伊德在1893年1 月11 日的演讲申所阐述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体验了一种心理印象，就会在他的神经系统中有我们暂时称为‘兴奋量'的增加。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健康，都存在减少兴奋量的趋势……(弗洛伊德，1893h)】
　　人们常常认为《研究》的作者把癔症现象只是归因于精神创伤（traumas）和对创伤的根深蒂固的记忆，并认为直至后来，弗洛伊德才从强调婴儿期创伤转至婴儿期幻想，而达到他的重要的“动力学的”精神过程的观点。然而，从他所说中可知，恒定性原则形式的动态假设是以创伤和宣泄为基础的理论。当时代发展，人们的见识开阔，认为本能比经历具有更大的重要作用时，已无必要修正这个基本的假设。实际上，布洛伊尔已指出，“有机体主要的生理需求和本能的作用导致兴奋性的增加”，而产生释放（discharge），强调“性本能”的重要作用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的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源泉”。再者，所有不相容的冲突（conflict）和压抑（repression）的观念很显然是因为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兴奋性的增加。这导致进一步的思考，即正如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7页）一书中所指出的“快乐原则”本身与恒定性原则是紧密联系的。他甚至进一步阐明快乐原则“是趋向执行某一功能，其作用或是完全释放心理结构的兴奋，或是保持一定量的兴奋，或是尽可能保持低水平的兴奋”。弗洛伊德在后期著作中把“保存的”特性归因于本能，“强制性的重复”也见于恒定性原则的同一阐述段落中。由此可见，弗洛伊德这些早期《癔症研究》所依据的假设仍是他后期推想的基础。

术语“贯注”（cathexis）的使用是在书中第89页第一次出现，其在意义上与精神分析理论是这样的相似，这可能归因于弗洛伊德。当然，主管运送能量的心理结构的部分或全部的概念是以恒定性原则为先决条件的。尽管在本卷中第一次使用标准的实际用语，但弗洛伊德在这之前已用了其他词语表达。因此，我们发现他使用这些术语“能量的供给”（1895b）、“负载兴奋总量”（1894a）、“情感提供量”（1893a）、“兴奋量的移置”（1941a［1892］）及他初次翻译伯恩海姆（1888~1889）书的序言中的“神经系统中兴奋的移置作用”。
　　但是这最后的引证提醒我们，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很容易忽视。无疑在《研究》出版之际，弗洛伊德把术语“贯注”看作是纯生理学的术语。这在他《科学心理学设计》（以下简称《设计》）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对该术语所下的定义可以证明（如给弗利斯的信件所示）。这时他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并且仅仅在几个月后由书面写了出来。在对新近所发现的神经学的本质，即神经元给予说明后，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对神经元的解释和数量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则我们得出充满一定量的‘贯注的’神经元的概念。即使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为空白的。”弗洛伊德理论在这个时期的神经学上的偏见进一步反映在《设计》一书的同一段中以这种形式所阐述的“恒定性原则”上。给该原则起的名称为“神经元不活动原则”，并定义为“神经元趋向本身数量上的剥夺”。因此，这揭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反论。如我们所见，布洛伊尔宣称他打算沿着纯心理学的路线来治疗癔症病人：“不是从大脑或分子角度考虑，其心理过程将以心理学的语言来表述。”但事实上，他的理论内容所关注的大都是“大脑内的兴奋”以及神经系统和电装置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竭尽全力地用生理和化学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然而，正如他自己沮丧的供认，他的病案读来像短篇小说，而他的分析则是心理学的故事。
　　事实是，1895年弗洛伊德正处于对心理病理情况从生理向心理解释过程的中间阶段。一方面，他提出对“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即神经衰弱症和焦虑性神经症，广泛地采用化学性的解释（这在他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两篇论文中，1895b和1895f）。另一方面，他对癔症和强迫症采用“防御”和“压抑”术语作出基本上心理学的解释（在他的两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论文中，1894a和1896b）。作为一个神经病学家，他早期的训练和经历导致他最终拒绝接受心理学的解释为终极的解释，他提出复杂结构的假设，试图可能以纯神经学术语描述心理活动。这种意向在《设计》一书达到高峰，以后不久便被放弃了。然而在他生命的晚年，弗洛伊德继续信奉“真性”神经症的化学病因论，并相信所有心理现象最终可发现有生理基础，但同时，他逐渐又转回到布洛伊尔所表达的观点，即心理过程只能用心理学的语言讨论。直至1905年（在他关于诙谐一书的第五章），他首次明确否认除心理学意义之外“贯注”术语使用的其他意图，并抛弃了所有把神经通路或神经元等同于心理联想的通路的意图。⑤【⑤1895年弗洛伊德仍试图维持神经学方面的不稳定性，这在他30年后的书的最后语句中，他感到有责任强调纠正这一观点。在1895年，他使用“神经系统”一词，1925年他代之以“精神生活”，然而，这种显然十分重要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弗洛伊德在更正词语时，那时的神经学词语己没有什么价值了。】

然而，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基本的科学上的分歧是什么？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中，弗洛伊德说，其中第一个分歧与癔症病因有关，而且可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与防御性神经症”。但在这卷中还是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在两人合作的《绪言》中，这两个病因均被认可。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章节里明显而最突出地强调了类催眠状态，尽管有点半心半意，但他也强调防御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在他的凯瑟琳娜的病史中似乎接受了类催眠状态的概念，而在伊丽莎白的病史中对此概念显得较含糊些。只是在他的最后一章中，弗洛伊德的怀疑态度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以后年代（1896c）发表的《癔症的病因》一文中，这种怀疑态度更加公开地表现出来，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c）中，他的脚注里宣称“类催眠状态”是“多余的和误导的”，而这个假设“完全源于布洛伊尔的创始”（标准版，第7卷，第27页注）。
　　但二位作者之间观点的主要差别是：弗洛伊德后来坚持认为性冲动在癔症病因中所起的作用。然而，本书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看起来没有料想的那么明显。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癔症的性的起因在他关于心理治疗章节的讨论中有非常清楚的阐述。但是正如他以后所做的那样，他没有在一处地方断言，在癔症病例中，性的病因是一律存在的。另一方面，布洛伊尔以最强烈的措词说及数点有关性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特别在书的第245~247页中。例如（在书中第10页注释）他说：“性本能无疑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根源。”并宣称：“女人中，大多数严重神经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两性关系上。”
　　为了找到这种科学关系分歧的满意解释，我们似乎应当看到印刷文字后的东西。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表明，布洛伊尔是个充满怀疑和保守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结论感到不安。有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这一点。1895年11月8日，大约在《研究》出版后的6个月的一封信中（1950a，信35）弗洛伊德说：“不久前，布洛伊尔在医生学术讨论会（Doktorenkollogium）上发表有关我的重大演讲，他宣称他转而相信（神经症的）性病因学说，当我为他站在我一边而向他致谢时，他令我不快地说：‘我不相信它也完全一样。’你能理解吗？我不能。”在《研究》中，阅读有关布洛伊尔所写的，从字里行间我们会产生此人对他自己杰出的发现有一半害怕的印象。不可避免的是他对尚未肯定的发现有预感而更为难；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必然也感到受牵制，而且为他的同事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
　　这里列举许多弗洛伊德后期的书信，信中提到《癔症研究》和布洛伊尔的事，这样列举是乏味的，但少数例证可表明他对这些方面的态度。
　　在《研究》一书紧接的数年后所发表的许多治疗方法和心理学理论的简短说明中，他尽力显示“精神分析”和宣泄方法的差异——技术上有创新、他对神经症程序而不是癔症程序有扩展、坚持性病因、建立“防御”动机，以及如我们所知，最后对“类催眠状态”的抛弃。当我们获得第一套弗洛伊德主要的著作——关于梦（1900a）、动作倒错（1901b）、诙谐（1905c）、性（1905d）时——在这之前几乎很少或没有关于这些回顾性的材料，直至在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1910a），我们才发现了广泛的历史性的研究。在这些演讲中，弗洛伊德急于要建立他和布洛伊尔之间工作的连续性，第一个演讲的全部及第二个演讲的大部分已见于《研究》的提要中，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尔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

第一版序言
　　1893年，我们出版了关于检查和治疗癔症新方法《绪言》。对此，我们还尽可能简要地增加了我们所获得的理论性结论。这里我们重印了《绪言》，以起到说明和证明我们目的的作用。
　　我们附录了一系列的病史，所憾的是病史的选择不是立足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我们的经验来自于一个受过教育、精通文学的社会阶层的私人实践中。我们经常触及我们病人最内心深处的生活和病史。出版这类素材是对信任的重大违背，同时伴随着病人被大家认识和他们的情况本应只局限于让医生知道，而现在却被他人知道的危险。因此，对我们来说，不可能使用某些我们最富教育的和最信服的观察。当然，这特别适用于性和婚姻关系在病因学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病史。因此，我们只能用很不完整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即性似乎在癔症病因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心理创伤的来源和“防御”的一个动因——即受压抑的观念来自于意识。对明显是性本性方面观察的病史未予出版。
　　病史后有许多理论性的见解，在关于治疗学的最后的一章提出“宣泄法”的技术，该技术是经神经病学家之手而发展起来的。
　　如果我们表示出某些分歧或完全相反的观点的话，这不说明我们观点上有任何动摇不定，而是两位研究者观点上的自然的情有可原的差异，我们在事实和对事实的基本理解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解释和推测上不可避免地有差异。
　　J. 布洛伊尔 S. 弗洛伊德
　　1895年4月

第二版序言
　　现在对精神分析不断增长的兴趣似乎扩展到了《癔症研究》。出版者希望有该书的新版，即我们现在的印本。在新的再版中，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初版中提出的观点和方法已向纵深发展。因此，我个人认为，从初版至今我没有积极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其重要的发展上，我没有做什么，我也不能对1895年所写的增加新的东西，我所能做的莫过于希望在这本书中我的两篇文章在未做改动下再版。
　　布洛伊尔
　　当考虑到我对此书的贡献时，唯一可能的决定是第一版将不做改动而再版。在我13年工作期间，我的观点已发生深远的发展和变化，以致与我早年的观点相去甚远，因此不完全破坏其基本特征的话，用我的早期解释才能做得到。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愿取消我最初的观点，即使今天，我认为这些观点不应看作是错误，而应看作为有价值的、最初切近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有通过长期和持续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获得。细心的读者将会察觉到现在的书中增加了宣泄理论，例如，心理性欲的因素（psychosexual factors）和幼稚症（infantilism）的作用，梦和潜意识象征（unconscious symbolism）作用的重要性。我对任何一个对宣泄发展为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的劝告莫过于开始读《癔症研究》，因而要跟随着那条我亲自所走过的路。
　　弗洛伊德
维也纳，1908年7月

三
我们已阐明了我们经验中所示的情况，即心理创伤发展为癔症现象的情况。其中，我们曾谈到引起病理观念时的意识的异常状态，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是在患者正常状态的记忆中，而是在患者催眠状态下的记忆中去寻找起作用的心理创伤。我们愈是多注意这个现象，就愈相信，那些著名的典型的病例在“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ence)状态下存在明显的意识分裂，这在每一个癔症患者中都有轻度的存在，而且这种分裂倾向及其伴生的意识的异常状态（我们统称为“类催眠状态”）是这种神经症的基本现象。在这些观点上，我们与比纳和二位让内(皮埃尔和朱尔斯)不谋而合，尽管我们没有他们在麻醉病人身上所得到的惊人发现这种经验。
我们愿用另一个论点，即癔症的基础和前提是类催眠状态的存在来抗衡一个熟知的论点，即催眠是一种人为的癔症。各种类催眠状态之间，以及它们和催眠状态之间纵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一个共同点是在这些状态下出现的观念非常强烈，而且被切断了与意识中的其余内容的联想性沟通。在类催眠状态之间可以发生联想，他们观念性的内容由此而达到某种高度的心理组织性。而且，这些状态的性质及其与其他意识过程隔绝的程度与催眠状态所发生的情况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其范围从轻度朦胧到梦游；从完全的记忆到完全的记忆缺失。
如果这种类催眠状态在疾病发作之前已经存在，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温床，其中间情感播种了病源性记忆(pathogenicmemory)并伴随产生躯体症状。这相当于素质性癔症(dispositional hysteria)。然而，我们发现严重创伤（诸如创伤性神经症的发生）或使劲压抑(例如性感)。甚至可在其他方面正常的人身上产生一群观念的分裂，这可能就是心理的获得性癔症的机制。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我们必须假设还存在一系列的病例，在它们当中，病人分裂的倾向与创伤后的情感量呈相反的关系。
关于素质性类催眠状态的起源，我们没有更多的新的东西可说。它们似乎往往是在白日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状态甚至在健康人中也如此地多见，而且特别易在刺绣和类似职业的妇女中多见。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病理性联想”是如此的稳定?为什么和通常的观念影响比较，它们对躯体过程的影响要大得多? 这些问题和催眠暗示效果的一般问题是相一致的。我们的观察对这个主题没有新的贡献。但理解下面两个矛盾的论断会有所启示：“癔症是精神病”，和在癔症患者中可发现最理智的、意志最坚强、个性最伟大和判断力量最好的人。这些特征在他们清醒的思维中保持得很好，但在类催眠状态下，他们就像我们所有的人在做梦中一样，发生精神错乱。可是我们梦中的精神错乱在清醒状态下对我们没有影响，而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精神错乱则以癔症症状的形式干扰清醒状态下的生活。

一个癔症人格，无论表现在发作中或慢性症状中，还是表现在这两种混合情况下，要发现其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五
现在我们会理解在这几页中所描述的心理治疗程序有怎样的疗效。它使最初没有发泄的那种观念的作用力，通过言语途径而发泄受压的情感，使其不产生作用。它借助于（在轻度催眠下)，把这种作用力引入到正常意识，使其受到联想性的矫正，或在伴有记忆缺失的梦游状态下，通过医生的暗示而消除。
我们认为这种程序的治疗好处是值得考虑的。当然我们不能根治癔症先天倾向性，我们无力阻止类催眠状态的再现。而且在急性癔症的活动阶段，我们的治疗程序并不能阻止好容易才消除的现象立即为新的现象所取代。但是一旦急性阶段已过，任何以慢性症状或发作形式所表现的遗留症状，常常可因我们的方法而消除，而且是永久性的消除，因为我们的方法是根治性的。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觉得这种方法比目前心理治疗师所用的直接暗示来消除症状的方法有效得多。
首先是沙可对癔症创伤性瘫痪的解释和人工模拟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道路。如果说由于我们对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的发现而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则我们必须承认，这只是使我们对癔症症状的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不是对癔症内因的了解。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接触到了癔症的病因学，而且事实上只是对其所获得的形式，一些偶然因素对神经症的影响有所说明而己。
维也纳，1892 年12 月

第二章 病例
病例一 安娜•O小姐（布洛伊尔）
安娜•0 小姐患病那年（1880 年）正是21 岁。由于她的一些远亲患有精神病，故考虑安娜有中度神经病的遗传倾向。她的父母在神经方面是正常的，因此在她成长中一直是健康的，没有显示出神经症的体征。她非常聪明，能令人惊奇地很快地掌握事物，并有敏锐的直觉。她具有很强的理智，这使她能领会较难的理性知识，尽管在她离校后无须接受一些知识，但仍需要这种能力。她有大诗人富有想像的天赋，但受到严厉的和带有批判性的抑制，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她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她从不受哪怕一丁点儿的断言的影响，而只是受争论的影响。她的意志力是旺盛的、顽强的和持久的，有时甚至达到固执的程度，使人感到失去善性和不考虑别人。
她的一个基本性格特质是有同情心。即使在她本人患病期间，她也一直努力坚持照顾许多穷苦的病人，因为这样她能使一种强有力的本能得到满足。她的情感总是处于有点极端的状态，或高兴或悲伤；因此她有时受心境的支配。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性欲未予发展。这个我开始熟悉的病人的生活鲜为他人所知，她从未谈过恋爱；在她生病期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幻觉中，从未出现精神生活的这个因素。
这个智力上明显出众的女孩却在她清教徒思想的家庭中过着极为单调的生活。她在叙述自己的生活时，沉溺于整天白日梦，她称这是她的“私人剧场”，而这可能在她的疾病中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专注的，她生活在想象的神话故事中；但是她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境地，即别人和他谈话时，无人能懂得她在说什么。当她在做家务活肘，她几乎连续不断地纠缠所做的事情，这是她平时的发泄。我将在此描述这种习惯化的“白日梦”，当时她完全不知不觉地在这种持续的情况下患了这种病。
该病的过程可明确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1．潜伏期。从1880 年7 月中旬到12 月10 日。这个阶段的疾病通常对我们来说是隐匿的。但这个病例，由于其有奇怪的特性，所以表现得很明显。这阶段病史使人觉得无任何微小的病理现象，我现在就要描述这个阶段的病史。
2．明显疾病期。一种奇特方式的精神病。语言错乱、内斜视、视觉严重紊乱、瘫痪(形成挛缩)，其发生在右上肢和左右下肢，部分左上肢、颈肌麻痹、右上肢挛缩逐渐减轻。但某些症状的改善因4 月份的一次严重的心理创伤(病人的父亲去世）而受干扰，此后便出现了。
3．持久梦游症期，其后变成较为正常的状态。有许多慢性症状持续至1881年12月。
4．病理状态和症状至1882 年6 月逐渐停止。

敲碎窗户等，在幻觉状态中并来伴有“失神”——她能很容易地把它与其他的幻觉识别开来。在这以后他变得比较安静，让护士喂她吃饭，甚至晚上服下氯醛药。

在一次争论过程中，她克制着不反驳而引起会厌痉挛，以后在每一类似的情景中，该现象便反复发生。
她失去说话的能力是在(a)晚上出现的第一次幻觉后害怕的结果(b)另一次，因（主动抑制）克制说话(c)因某事而受到不公平的责备；(d)在（当她克制时）任何相似的情况下。有一次，她坐在父亲的床边，听到从邻居家传来的跳舞音乐声，突然觉得想去参加，通过自我责骂，克制住这个念头，于是她出现第一次的咳嗽症状。从此，在她疾病的全过程中，她对任何明显节奏性的音乐的反应都是神经性咳嗽。
我不禁后悔因我记录的不完整，我不能列举出所有的情景下她所出现的各种癔症症状。她亲自告诉我在每一个情景下所出现的症状，只有一例我在前述己提到的除外。我已说过，在她叙述每一个症状的第一次发生的情况下，该症状便消失。
她整个疾病也同样以这种方式近于尾声。病人自己做出坚决决定:在她迁居到乡村(6 月7 日)一周年的那一天，结束全部治疗。因此，在6 月初，她用最大的精力投入“谈疗法”治疗中。在最后一天，通过有意的安排，即类似于她父亲的病房，她再次产生恐怖的幻觉——这已在前叙述过了，这也是形成她全部疾病的根由。在原始发生的情景下。她只能想，并用英语祷告，但在复制情景之后，她能够讲德语了。更有甚者，许多过去呈现的紊乱便都消失了。①在这以后她离开维也纳，做了短期的旅游；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她才恢复完全的心理平衡。从这以后，她享有完全的健康。【①在这点上(弗洛伊德曾告诉现在的编者，同时手指放在打开的复印的书上)，书上有漏句。他所想的并描述的是标志安娜·0治疗的结束。从1914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开始，他曾简短地不明言地提到，在他的1925年的《自传研究》的第二章也提到。从布洛伊尔的观点来看，他说此宛如一个“难对付的意外事件”。厄内斯特·琼斯在他1953年的《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中说到其全部的故事。这里满可以说，当治疗明显取得成功的结尾时，病人突然在布洛伊尔面前出现这样一个特征，即存在强烈的、未予分析的一种明显性欲方面的移情。弗洛伊德相信，由于这个原因使布洛伊尔延迟多年发表这个病史，并最终导致他放弃所有进一步与弗洛伊德的协作研究。】
虽然我省略了大最非常有趣的细节，但安娜•O的病史比需要诊断的癔症病史要庞大一些。而这些病史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然而在描写病史时，不可能不进入其细节，而对找来说，其特征尤为重要，这也许就是这份较长的病史报告的一个借口。就如同棘皮动物的卵在胚胎学上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海胆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动物，而是因为它的卵的原生质是透明的，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明白了可使其卵的原生质变为不透明的可能的程序。我对这个病例的兴趣完全在于非常清楚和可理解的病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