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以下简称“张”）：他也没有钱，我就给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社会象我们一辈子都没有钱，没有出路，我们只有弄到枪抢一两个银行，才象一个人。自己不努力的话就象狗一样的生活。我讲后他也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要得”。他当时耍了一个女朋友是安乡县氮肥厂的一个职工，他找她借了点钱。我有个侄儿是安乡县气象局的一个职工，我就跟他讲：“你能不能带1000—2000元钱，我们到云南那边去。”他问：“到那边去干啥？”我没说买枪的事，我说：“那边可做药材生意，到那边去看一下。”我骗他，其实我一次也没去过，我都是从那些报刊上看的云南有枪。我说：“我去了几次，那边什么生意都好做。”他就带了一点钱，和罗刚女朋友带了一点钱，我们就第一次去了广西的东兴镇，到那里去买枪。东兴就是过去越南的芒市（芒街），在那里我就好象疯子一样，就是那要枪的念头支持着，当时想落网也可以，落网以后还可以继续找枪。只要是越南人，一看那些手上刻有“龙”等的，一看就象社会上跑的人，只要有机会就给那些人烟抽、聊天，打听一下有无枪。越南那边没有枪就过了芒市，有一天晚上碰到一个越南人说有枪给我，要我跟他去他家，他开的苏联产的卡车，坐他的车大约走了一个小时，还不知道是到了哪里。到了他家后，他没有给枪给我看，就想骗我的钱，拿了那些黄色录像带给我看，我不要。后来想，来都来了，不要的话面子上过不去。他就送我又回到了芒市。这是第一次买枪，没有买到。

　　乌国庆（以下简称“乌”）：是哪一年？
张：92年。
　　这次去买枪没有买到，我非常失望，但是人的心没有死。我自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一旦做事确定了一个目标，我不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一定要达到目的。回来后，我就和刘保刚商量，说如果买不到枪的话，搞到钱还是要去买枪，下面买枪的钱怎么办呢？我就决定去抢。在此之前，我没有告诉刘保刚我在湖南津市已抢过一次，失败了。我对刘保刚进行了多次考验，我就试探他是不是真正敢杀人。有一次我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带刀到路上随便抢一辆车。”他答应了。后来在安乡县一个河码头，有很多跑轮渡的车，在那里等轮船过河，有一辆车停在那里，我就对刘保刚讲：“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司机抢了。”他说：“好。”我们俩就悄悄地走到车旁边，正准备下手时，我就对刘保刚说：“我们今天不干了，我们回去。”实际上我根本不想抢，我只是检验他是否敢下手、敢杀人。从他的言谈、行动看，他确实敢杀人、敢抢。那么回去我就给他讲：“今天我是考验你，你过关啦。”我就把我的木箱子打开，那些螺丝、铁杆等看起来不象样的东西，我就拼成几支枪，给他看，也给他看了子弹，他看枪的时候那手在发抖，腿也在打颤。为什么呢？他不是怕，他高兴，他那高兴劲，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说明他的心里有很强的犯罪意识和很强的找枪的欲望，并且他从那时起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没想到你出来才这么久，自己把枪和子弹都搞到了，而且我们这么好的朋友，你都瞒了我这么久，真的无法想象！”我说：“你跟我干，我们俩一定会有好日子。”他从那时起就铁了心，然后和他交往到这个程度后就毫无保留了。我们就去找抢的目标。在正寻找这目标时，我有个朋友叫李平，是个开船的，和我玩得很好，我和他交谈时，他无意中谈了一个女的开了个副食批发门市部，批发饼干、肥皂之类的，很有钱，说她有几十万准备到海南做生意，过两天就要走。他提供了这情况，我当时心里非常高兴，我表面也没有问

什么了。我把这事跟刘保刚讲了，我们就抢这个女的钱，再就到女的门面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他一讲我就知道是谁，而且那门市好象是两女的开的。商量好后，一天晚上下着雨、阴天，就和他去抢，又失败了。因为一把门叫开后，我就叫那女的别动，她就吓得不能自主，尖叫“啊！”我就只有开枪，就很近开枪想打死她，但不知枪响后，那里面还有个女的，屋子很深，（屋内的女人）也在叫：“抓抢犯啦！”她在喊，因为那是码头旁边，做生意的人很多，旁边是餐馆、旅馆，因为我经常在那里，怕熟人看到，虽然我当时蒙了面，别人看到我的身高、我走路的姿势就可以看出是我，（所以我们）马上就分开走了。当时未抢到钱，在开枪过程中，刘保刚的脚打伤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我开枪时子弹反弹回来打了他的脚，还是他自己打枪走了火，自己打自己的脚，现在还不能肯定。因为当时没有制服她就跑了，出来跑了几十米后他对我说：“我脚伤了，在流血。”当时还是能走。这是第一次拿自己的枪去抢劫又失败了。我就觉得我这时买枪的念头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强了，都归根于武器不行，一定要买到真枪，所以就有后来为了买枪冒了很多风险，也付出了很多，可以说是提着脑袋找枪。刘保刚受伤了，我考虑到公安机关肯定会查到他头上来，根据血型化验，那时他非死不可，我也非死不可，在作案前我和刘保刚也有商量，要是谁中了枪，谁走不了，另一个就要帮忙把这个人打死。因为我们事前有协商，虽然我杀刘保刚是没有跟他商量，我一是太自私了，但另一方面确实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抢到钱，又受到枪伤，枪口那时已感染了，脚打穿了，他治好后脚就有伤，只要他在家乡生活，迟早就要抓到他，所以我就把他杀了，杀他后我出来

　　乌：当地知道是你杀的吗？
　　张：当地公安机关不知道是我杀的，他只怀疑我有杀人嫌疑，直到现在我可以讲，当地公安机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是我杀了他，我可以讲，现在如果我不讲的话，永远没有人知道，只是怀疑我，因为知道我做这个案子，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吴立勋（以下简称“吴”）：当时为什么不用枪杀他？
　　张：杀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枪了，那枪和子弹我都丢在一些隐蔽的地方，我知道那枪不行。
　　吴：枪是你逃时才丢的，丢枪的动机是什么？是怕找起来，是怕枪不好用，还是其他想法？
　　张：丢枪主要还是不愿身上带枪，因为这枪用了两次都不行，以后就不要用这枪了，带这枪也不对，如果将枪放在家里，万一被搜出了不就是证据吗，所以我想毁灭证据。
　　我刚说的是93年，我把刘保刚杀了后，我觉得我疑点最大，我是逃不过公安机关的拉网的、大摸排的，我就走了。

帽，但衣服里面有枪，我坐在火车最后一排靠厕所里面，外面有个男的，那个便衣警察坐在我对面，我用余光看见他在注视我，然后我看他腰里有一支“五四”式手枪，戴草帽，好象风尘仆仆的，当时我想是不是常德或安乡县警察已追到车上了，我分析，他没抓我，他不知我有同伙没有，他也不知我身上有没有枪，或同伙有枪，他不敢轻易抓我，我就这样分析，后来我就装着上厕所，把厕所里的窗户拉开了，在里面假装大便，我等了很久，火车终于停下了。我就翻窗跑了，当时还有些衣服、书、地图都放在车的座位上没有拿。我想应该是安乡警方的，跑了后我不知会不会通知附近派出所来抓，我就走了很远，躲在树林里，到第二天白天我就坐公共汽车到南宁。后我想以前走过东兴，因为刘保刚的女朋友肯定会说到东兴买枪，我就到了凭祥、友谊关，不去东兴，到友谊关，我走了几个边贸市场，象卜寨、龙窖，我看了一下，我就确信那些地方有枪买，因为越南的人拉那大包小包用单车（拉）、肩挑就过来了，讲不懂的语言，卖那些东西，到这边来采购些生活用品，我想这些人当中肯定有枪贩卖，我想在那里扎下根来在那里找枪，到了后，我想去越南看一下，因为中国老百姓到越南很随便的。我就找了一个好象是专门吃这饭的人，我说我想去越南旅游一下，他说不行，我问要不要边检什么手续，他说我带你去，我就给他几十块钱，他跟一个警察讲了一下，那警察就给我开了一张条子，然后我就拿那条子，我问他可以到多远，他说除了河内，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必须今天回来。我不管那么多，我到那边租了一辆摩托车，我就到了同登市场逛了一下，那里很多中国人在摆摊设点，我就跟他们讲我是开什么公司做大生意的，我到越南来来考察投资，我就吹牛，越南人建议我去谅山，谅山在心目中是一个向往的城市，因为我家乡那些参加自卫反击战的人给我讲，谅山打仗打得一片平地，我说谅山一定遗留了很多枪，枪充满了我的脑袋。我到谅山后，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了谅山一个破烂的围墙门口，出来一个当兵的拿枪对着我把我赶进去了，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兵营，一个部队，就把我关在他们的监狱，脚手都用象武松的那种枷铐起来，丢在屋子里。过一段时间就遣送我到友谊关，给我照相，警方举行了交接仪式，送我回凭祥市一个关押的地方。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后来我从那里逃了出来，后因城市被封锁了，满街都是警车，好象满街都是警察在找我，我经过一条小河偷了人家的衣服，又到垃圾站捡了一双塑料凉鞋，然后沿铁路走出凭祥市，在一家人呆了一晚。

后来沿铁路到了广西宁明县，到了宁明县没有钱，找呆的那家那个女孩子给了我几块钱。她可能有二十几岁，她弟弟可能有十岁左右，也给了我一块多钱。我就到凭祥去找活吃饭，结果又是到山上去打石头。这当中我还是找枪，我就有意识接触那些广西本地人，我就教唆他们，我说人家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只能打石头，人家却能做官、坐小车，难道我们就不能改变一下吗？我骗他们，我说我以前读过公安大学，我参过军，我说我很会用枪，作案也行，如果你们给我提供枪的线索，我负责买枪，负责找钱、抢银行，我找到钱后大家一起享受，你只要给我找枪的线索。当时有几个人给我找枪。后来因打工中偷了一些东西也卖不了多少钱就杀人，就将湖北那个做服装生意的给杀了，抢了他6000元。

　　王：就是宁明那一个？
　　张：对。
　　乌：你们怎样认识？
　　张：那一次一个偶然机会，是湖南一个县的人在那烧石灰，我帮他干活，我也是湖南人，我帮他做煤球烧窑，他想买一双黄色军用鞋，我陪他去，就走到那卖军用品的门市去买，我说：“这个衣服、鞋子多少钱？”那个人满口湖北话，我就对他说我们是老乡，他问：“哪里的？”我说我是湖北公安、沙市一带的，他也给我讲是湖北的。我们攀老乡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因为在那见一个老乡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交谈中就熟悉了，他也很好客，他就经常到我那儿玩。他这个人很狂妄，他说：“我这个人在宁明黑道和官场上都有朋友，不管什么事我在宁明都可以摆平。”当时我意识到他可能能找到枪。我对他讲，我以前做生意别人抢我的钱，我说

马克

继续

以前做生意别人抢我的钱，我说我想找一支枪自卫放在家里。他说找一支枪小意思，随便都可以找到。后来和他交往中发现他不愿给我找枪，同时我又在别人处找到枪的线索，已接上头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所以那一次在春节前他当着我的面数钱，我当时别说6000元，就是1000元就是一笔巨款，所以说我一定要杀他，一定要把这钱抢过来。就这样一来我就设计，我买了一个铁锤，那木柄不牢，我就取掉木柄，我在一金属加工处买了一个水管，用电焊焊起来，我要保证这一击要绝对成功，不能失败，要是木柄断了怎么办？我做完了就看了一下长短，长了不好带，短了不好用力，长短刚好适合，我试了几下就将它别在腰里面，别好后看了一下重量、长短都适合。我要杀他的话，我就骑单车走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在那树上用锤子在树上试敲了几十下，我要保证一锤定音，不能打偏，我是作好了充分准备的。在那种环境下，我一定不能失手，我一失手就意味着我的死亡。这些都考虑好后我就到他那里去吃晚饭。没吃晚饭前，他来了两个朋友，不知什么事，我怕他的朋友看到我的长相，我就躺在他的床上用被子蒙脸，因为我假装睡觉，他的朋友讲了一些话就走了，当时我分析应该是两个当兵的人，因为（从）讲话交谈（分析）应该是两个当兵的人。等到晚上吃饭就把他杀了，细节就不讲了。

乌：怎么回事？
　　张：我将这枪舔了一遍表示我对它的爱，我将它放在地上很真心地磕了三个头，我希望它能保佑我。我从在家乡寻钱买枪，又到处寻枪，我历经了千辛万苦，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手枪，我把它看作是神，看作是心中的上帝、心中的真主。可以说我爱那支枪超过了我爱自己的生命，那种感觉就那么强烈。
　　王：你先想想，我们下午再谈。
　　……
　　王：那下午我们接着谈。
　　张：需要细一点还是简单一点？我觉得上午讲得太细了。
　　吴：就象那样谈。
　　张：要将当时的心理状态都讲出来？
　　乌：你做什么事，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说，怎么想的？
　　张：嗯，我开始了。
　　王：我们等着了。
　　张：第一支枪有了之后那种高兴劲就别讲了，那几年的企盼，几年的努力。买枪之后就到开远抢了一万元钱，这次抢钱未开枪，本来是作好了杀人的准备，那人比较听话，说：“你把钱拿去，别杀我了。”我求之不得，也不想在那种小城市—开远那种小城杀人，抢了一万元。
　　乌：你抢时用枪没有？
　　张：用枪了。就是抢时买了一支手枪，好象是买枪后的第三天。抢钱后心中很高兴，因为以前自己造的枪一分钱也未抢到，只抢了两次。有了真正的枪后，就是不开枪，其威胁作用都要比自造枪要好，自己拿在手中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第一次就成功抢了一万元，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寻枪终于有了小的回报，抢了一万元。我自己认为。有了这一万元，我到昆明买了一个金戒子，当时我不想买，以为钱不多，但为了下一步去和那些有钱的做生意的人交朋友，去为下一次作案寻找目标，和那些做生意的人好接近一点，我就买了一个金戒子。戴一个金戒子，衣服穿好一点，可以和人家接近一点，就是这种想法，并不是想炫耀。回到重庆后呆了一段时间，想找到作案目标。
　　乌：你的枪是怎么带回的？
　　张：是我自己带回来的，就是带在身上。因为我比较喜欢它，也有时遇到过检查站，要过公安的临时的那个检查站，但我拿身份证给他看，我都很尊重、镇静，没有慌过，警察也没有怀疑过我。在重庆我想再抢钱，但我心中里没底。我看过一些枪杀人的资料，也专门看过教科书，任何一支手枪除了打脑袋和心脏外，任何部位都不能立即死亡或失去反抗能力，必须要连续射击，有的子弹打不响。一个人中弹后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要第一手资料，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杀人的人。我就回到开远，在重庆附近杀人的地方不好找，就是郊区都有很多人，开远环境比较熟悉，就找了

顶一个

怎么完了？

王：那开枪的巷子你条件熟悉不？
　　张：那巷不熟悉，那周围巷子我熟悉，那巷子我第一次去，附近道路巷子我熟悉，那条小巷我不熟悉。他进了巷子后，我就把帽子拿出来戴上，快步跟上，他也感到有人追上，他就望了几眼，我不看他，要是我看他他就要跑。我在后面二三十米的地方，我眼睛看着地上很快地走，好象我不是跟他，我有急事似的。靠近他后，我在二三米远我把枪拿出来，叫他把包放下。这件案子我不是心软不开枪，我当时感到只要他把包拿给我，然后我就叫他朝前走不回头，因为我没有必要杀他。
　　吴：你当时说的什么话？
　　张：我说：“把包放下。”
　　王：什么口音？
　　张：就是现在口音，不急，很平淡地给他讲。他就转身跑，一步还未迈出，正在做姿势，我就开枪了，我不知打中没有，他继续跑，我追了几步就没有追了，我就呈半蹲姿势不慌不忙地开了一枪。我这时选择十分冷静，因为我明白我这一枪打不中的话，这钱可能抢不到了，因为我的枪不能连发，打一枪后不知下一枪会不会卡壳，要卡壳后套筒拉不动就麻烦了，因我在山上演习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一枪必须击中他的要害，所以我精确瞄准，很冷静很均匀地扣动扳机，就把他打中了，我急追上去，他又跑几步就倒了。
　　乌：你刚才说练习发现枪有问题，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练的？
　　张；我经常练习，我在云南练过枪，在重庆南山、北碚的山上都练过枪。
　　吴：在南山哪里？
　　张：在弹子石过去那山上的半山腰里。
　　王：北碚哪里？
　　张：在北碚那山上，离北碚还有五六公里的地方。
　　王：你是专门练枪还是有事顺便去的？
　　张：专门去的。
　　乌：这个巷子你不熟你怎么跑的？
　　张：人被打后，我上去把包拿上我就转身跑了，原路返回。我好象发现巷子转了一个小弯，有个岔路口，当时我不能准确判断，一个老头站在门口，可能有60岁左右，眼神很浑浊，我用枪对他脑袋问他这巷子走不走得出去，老头子也无惊慌表现。
　　吴：当时说什么？
　　张：应该不是重庆话。他没有回答我，就好象我不在他眼前，我觉得他是老头，对我没有威胁，要是年轻人长得高大威猛，我绝对开了枪，应该是这样。
　　乌：接着讲抢到钱后怎样？
　　张：跑出巷子后左转弯走了几十米有一条巷子叫潘家沟，有路标，我就把抢来的包放在我预先带的一个塑料袋中，然后看后面有人跟没有，后面无人跟，然后我就穿过人最多的地方到了附近不远一个朋友家中，然后把包放在他家中。
　　乌：那朋友是谁？
　　张：姓全，两口子，她老公姓田，她老公和我没什么关系，他老婆和我是朋友。
　　乌：这点我问你，这事你不怕人家发现吗？
　　张：不怕。
　　乌：怎么想的？
　　张：因为我跟他从较场口跟了那么远，他只有两个人，一个已走了，肯定他后面再没有朋友。我跟他，街上人来人往，谁也不认识谁，我打了他以后又回来，我的家不是住在潘家沟附近，我是个流窜犯，我短时间内在这里露面，事后谁也不会回忆起来，当时我戴了棒球帽。
　　乌：你跟到巷子后，将棒球帽戴上，怎么想的？
　　张：别的帽也可戴，我是年轻人，戴个老头帽子几乎不可能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在自然当中，它才是比较合理的，我戴棒球帽符合年轻人特征。第二戴棒球帽使别人就不知我是长发还是短发，是白发、稀发，它能遮住我的眉毛，只要改变这么一点就行了。我要碰到有人注意我的话，我就将嘴巴歪一下，眼睛闭一下，他事后就无法回忆我是什么特征，这就够了，我是这样想的。我心中能够看得出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没有多少朋友，我绝对相信我，公安机关到现场去采访、询问目击者的时候，我绝对相信别人回忆不起我是什么特征，大不了就是身高1.70米左右。
　　乌：这棒球帽就把你的头发、眉毛遮住了？
　　张：是这样。
　　吴：你的头发有什么特征？
　　张：没有什么特征。
　　吴：头发白了？
　　张：这是近几年才白的，就这么一点白头发，也没有什么人会注意，事发之前谁也不会料到潘家沟会发生一起枪杀案，事发后谁也回忆不起的，大家又不象你们吃这碗饭的，卖苹果的卖苹果，拉板车的拉板车。
　　吴：你在走到田、全家时，帽子呢？
　　张：帽子摘下来了，肯定要取下，不可能在作案现场戴帽子，在他家也戴帽子，人家跟这线索一问的话（就露陷了）。
　　乌：你在小巷作案后就摘下了？
　　张：我先看有人追我没有，有人追我是不会摘下帽子的，我眼一瞟，就可以确定有无人追我，我相信我的判断力。随便看一下，没有，在走的时候，我朝前看一下，没有人注意，我就边走边搔脑壳，很自然的就把帽子拿下来了，整个动作都在自然状态中，不是故意夸张，或故意行为，没人注意。
　　乌：你案后见到警察去了吗？
　　张：我没去看，我呆在小全家，呆了一晚上没出来，第二天才走。
　　吴：小全家里离现场直线距离有多远？
　　张：空中直线距离就只有几百米，500米左右。
　　乌：你在现场附近不怕警察发现吗？
　　张：我一点不怕，我绝对自信，我在他家说说笑笑，嘻嘻哈哈，逗她小孩玩，吃饭，很正常的。我走到她家后，把衣服换了，帽子也没了，抢的包也用胶袋子掩了，因为我对她家状况很了解，如果她家有人吸毒的话，有人有抢劫前科，我肯定不会在她家，因为她父母很老了，她的老公是一个在家开商店、火锅店的，公安机关未将她家列为重点人口，而且他老婆一个女人，也不可能和持枪杀人联系上的，他家那环境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在我想来，公安机关也不可能认为杀了人还藏在这么近的距离，这是我的想法。我作案后我进了他家，我就忘了，我认为潘家沟的杀人案不是我做的，不关我的事，警方是警方的事，我又是一个新的我。我就这种感觉。
　　乌：你回他家时，谁在？
　　张：她父母、还有田华来，家中有人在。
　　乌：那你的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