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
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
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
”的政治思想。

群雄争鸣
王霸之辩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
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
争论。儒家大师孟子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
，征服天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
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
难道还不值得学习”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孙丑
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更是愤愤然了。

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
道。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并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参见《荀子·王霸》）。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
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
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夫
，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朋党，不比周，倜然莫不通阴
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治之
至矣，秦类之矣。]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
，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
也。上足昂则下可用也，上不足昂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
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
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
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
而战之几矣。】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
，赢二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
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
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
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
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
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荀子论兵http://tieba.baidu.com/p/2563875585

我很喜欢荀子的劝学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蓝而青於蓝；冰，水为之而寒於水。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於
物也。
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
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
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
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
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
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
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
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管子·霸言》）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
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
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得兼”（《告子上》）
。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梁惠玉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

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
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荀子·大略》）
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
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
，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荀子
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
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
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

管仲学派（主要指（稷下学宫），讲解管仲或其学派的著作，吸收众家所长，著书新说，汇
编成管子一书的游学之士。参与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阴阳家学派主要以管仲学派和邹衍为代表。）
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
。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
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故《版法》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
利之，众乃胜任。"

天人之辩
天与人，或说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中国古代哲学的
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
天与人的关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