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表明吕后并未“传首送代”的唯一记载是高祖征东垣后回到长安，闻韩信死，“且喜且怜之”。“且喜”，表明他对杀韩是由衷赞成的，说明杀韩之心他早已有之；“且怜”，表现出他对灭楚兴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之死还多少有那么一点惋惜，当然也可能是“鳄鱼的眼泪”。这且不说。但到长安后才闻信死，才表示“且喜且怜”的心态，这就否定了“传首送代”、埋骨汾山之说。但是，如果吕后半夜里秘密杀害韩信，罪名又是“莫须有”的，为防止引起动乱（特别是在刘邦领兵在外，尚未回来的情况下），秘密送首前方而不予公开，待到刘邦回长安才正式宣布韩信因造反罪被处死之事，那么《史记》记载这个事件时，也只能把刘邦得知杀韩及表示态度的时间由前推后。如果真是这样，《史记》的这条记载也就不能成为否定“埋首汾山”的根据。
　　但传说归传说，可能归可能，没有确凿的史书记载或文物考古证明，是不能轻易下结论，说韩信墓究竟是真是假的。正因为如此，祁韵士在其诗中巧妙地说“无端藁葬霍山旁”，“云昔传首欲送代”，这个“无端”、“云昔”，就是表明事情有传说性质，因为他是国史馆总纂官，理应知道正史对韩首埋于汾山是没有记载的。
　　但退一步说，即使韩信墓纯属传说，或只是一个“衣冠冢”，这也不一定就没有文物价值。这种历史传说，与“白蛇传”那样的传说还有所不同。西安的黄帝陵，浙江的大禹陵，实际上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的传说；陕西韩城县的司马迁墓，墓碑就明明写着是“衣冠冢”，但这些并不影响它们作为文物古迹的重要意义。
　　何况，有些历史传说未必不是事实，而只是有待证明。如尧都平阳，也是传说，那时连文字记载都没有，以前考古也未证明过，但近年来山西临汾发现了陶寺遗址，据初步考证，这很可能就是尧都城的旧址，如果能进一步确定，“尧都平阳”的传说不就成为确凿的历史了么？
　　韩信岭上的韩墓、韩祠、韩碑，至少从元朝起就有了，它能存在近千年，当地又有代代相承的传说，难道这些只是凭空杜撰，空穴来风？

汉为什么杀韩信

　　韩信之死是吕雉擅杀，还是刘邦旨意？从正史记载看，吕雉杀韩信时，刘邦在东垣前线，但吕雉杀韩是叫来萧何商议的，萧何是刘邦的老乡、老搭档，又位居相国，他为什么一句不同意见也不提？难道他不怕刘邦回来怪罪他不阻止吕后？显然是因为萧何深知刘邦对韩信的态度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后来的事实是：高祖从东垣回到长安，听吕后说韩信已死，高祖“且喜且怜之”，首先是“喜”；联系到不久以后杀彭越的经过，就不难看出，吕后与刘邦在杀戮有大功、有大才能的异姓王时，意见本来是统一的，因为这样做都是为了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且在杀韩时还不存在或没有发展到如王士?所说的“势已归诸吕”的情况，也不是什么“厄逢吕雉有余哀”，杀韩只代表吕后个人的意见。正因为吕后深知刘邦对韩信有杀灭的意图，所以才在刘邦不在时杀掉韩信；或者事先刘吕二人已有约定，也未可知，只是史书不好记载，或不知内情而无从记载而已。
　　汉高祖、吕后为何杀韩信，为何第一个拿韩信开刀？这是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
　　首先，韩信是汉朝开国元勋中能力最强、功劳最大的。因此，在刘邦、吕雉看来，韩信是对汉王朝的最大威胁。刘邦自己在与群臣讨论为什么汉胜楚败时说过，韩信与萧何、张良此三者，“乃人杰也”，而“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得天下也”；“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在楚汉相争中，使刘邦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主要靠的是韩信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刘邦在萧何追回因不受重用而逃走的韩信，听从萧何的意见，对韩信举行了登坛拜将的大礼之后，曾同韩信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韩信对天下大势的分析非常精辟，给刘邦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极具战略意义。韩信分析项羽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任人唯亲，以及建都彭城而失地利，所过残灭而伤百姓等致命弱点，得出项羽“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的结论；分析汉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等得民心的重大举措，并进而提出反项羽之道，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并先定三秦而后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说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把韩信的功劳比作创建、兴起西周的周公、召公、姜太公，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