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问我有什么独属自己的写作路子？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要非让我找一点什么特点，这个我在《病隙碎笔》中已经写过了：我就是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总认为“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更感觉文学之根并不于在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会不断向作家提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很可能古已有之，但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作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其实无论古今，人人都是要过的。既然写作要面对这些生命的问题，它就不是单靠熟练的技巧就可以解决的；就像厨子拿到一样什么材料，他就都能给你做熟喽，而且还做得色、香、味俱全；类似这样熟练的操作，至少对一部分作家来说，就不一定会让他们感觉很兴奋。当然作家也可以把写作当成一种手艺卖。
还有一件事我也老在想：文学应当是在一切事物定论之外的东西。说得更极端一点：作家应当是在文学之外去寻找文学。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五，小说？散文？《务虚笔记》———它爱是什么就算什么
何：那么相比已经被读者公认写得很美的《我与地坛》而言，《务虚笔记》是否也可以被看成是因为你活出了一些新问题，而在创作上的一次新的巨大冒险呢？
史：有你说的这个意思。写《务虚笔记》确实带有几分探险的意思，甚至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我都怀疑我可能会把它写砸喽！因为探险就有可能会“出事儿 ”，趟一条新路也难免会跌跟头。所以每当我要在写作中进行新尝试之前，都要跟自己下很大的决心：它写出来可能什么都不是，爱是什么是什么。假如我非逼着自己要把一个东西写得符合什么标准，那我没准就又会转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包括看别人的书，我也是宁可看那些“有事儿”的书，也不愿意看那些既“没事儿”也没什么错、手艺熟练重复的书。比如你好几次提到我那篇《老屋小记》写得怎么怎么好；我也承认它写得很纯熟、很完整；但它不但没什么错，而且出的“事儿”也比《务虚笔记》少多了。所以还得提到罗兰·巴特说过的“写作的零度”。也就是说，最初触动自己的———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心魂深处，朦朦胧胧总有那么一大片混沌，吵吵嚷嚷地不能让我放下，它们并不适合完整的故事，也不符合现成的结构和公认的规律，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合规范的东西，就应当作废和忽略呢？不对！我老觉得在那片“混沌”里肯定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有兴趣，总想去把它们尽量表现出来。
何：从８０年代末，当时的文学和作家红得一塌糊涂，可到了现在文学和作家的地位又一落千丈；你恰好也可以算是那时候写起来的作家之一，不知你亲身经历这么多年的文学的起落，对文学和作家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怎么看？而在这个落差的过程之中，你个人都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被逐渐冷落的感觉？
史：我觉得，从来，人们给作家的虚名就太多了，而容忍作家在写作上的自由太少了。虚名，至少对一部分作家，不是那么太重要，而对写作上的自由才是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作家不再被捧得太红太火，其实可能倒是件好事。同时但愿作家又能够不要太为衣食住行发愁，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去想一些用我的话说是 “务虚”的事情。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不就是“务虚”吗？你要非指着拿文学弄出经济和政治来，那就比较可笑了。文学有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做更深层次的铺垫，也或许在很久以后，它有可能会对经济或其它什么产生一定作用，那也是文学自己始料不及的，这种作用倒是不可能“主题先行”的。所以对我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衣食不愁、治病不忧，然后就自己躲在一边写去。不信你问所有作家，都是刚开始写东西时的那种状态是最好的，那时谁也不知道你，公众也对你没有过高的期望和苛刻的要求，用王朔的话说“我就是一俗人”，那时就是自己的灵魂和心愿对自己有要求，而外界的要求恰恰在那时最不能左右和干扰自己。可一旦作家出了名，麻烦跟着也就来了：哎哟有点名了，动笔写篇东西，可不能太现眼、太丢人，这个那个———非纯粹写作的要求和标准就都跟着出来了。于是全面乱套。所以，我现在没觉得失落和被冷淡，能冷静下来写作我就舒服。
何：你现在还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家吗？
史：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写作者，我并不关心我是不是小说家或散文家，我关心的是我在怎样想，我可以怎样说，和怎样说再能更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