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0期4版，作者：刘凤云（作者刘凤云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题：《“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
“新清史”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或研究范式，其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力度是难以估量的，其所主张的内亚、“满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边缘问题，在经历过“新清史”的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不断转换着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视角与理念。早期的“欧洲中心观”将鸦丅片战争前的中国置于“冲击—回应”的话语模式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柯文则又从“中国中心观”出发，试图以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重估中国历史的发展。延至90年代中期，“新清史”又成为美国以及西方近年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再次影响了中国学界。
一场著名的论辩：满族“汉化”还是”满洲”认同
那么，“新清史”是如何“打动”中国学界的呢？
这要从一场辩论谈起。1967年，何炳棣发表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汉化政策。三十年后，1996年罗友枝（EvelynSakakidaRawski）在全美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对何炳棣的“汉化”说提出质疑。她从“满洲”中心观出发，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统治近三百年，主要原因并非“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保持了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并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丅吾丅尔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她强调“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提出要重新审视清史。
何炳棣随即撰文回应，指出罗友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认为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而满族对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作出了杰出贡献。何炳棣的出发点在于论证满族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直接抨击了罗友枝的“超越中国”帝国模式。其论证之系统与深入，反驳之雄辩，正如定宜庄所言，迄今为止，无论在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中尚无人能出其右。而二人在观点上的针锋相对，被美国清史学界称之为一场著名的论辩。
不过问题在于，这场辩论的影响力度在中国与在美国及海外其他国家却是迥异，中国学者反应相对冷淡，而美国学界却在此基础上引发了诸多命题的讨论，构建成“新清史”宽泛的研究领域。正如欧立德（Mark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动了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学术讨论。近年，又将“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关注的题材。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与“异己”的新概念，将已往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等等。
一个新鲜的视角：将“满洲”元素纳入世界历史范畴
尽管“新清史”的诸多研究概念令人眼花缭乱，但最核心的论点还是可以集中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主体的转换。“新清史”由摒弃满族汉化，即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强调清朝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他们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主张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进行研究，强调没有被汉化的“满洲”认同，以及清朝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里，他们引入了种族和族群特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新清史”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研究中的种族转变”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