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国为领头羊的西欧国家崛起, 大概是近代以来人类最重要、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现象, 所以,人们对它的探讨也就投入了巨大的劳动和持久的热情。笔者认为, 经济是基础,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但切忌将这样的观点简单化、机械化。在许多情况下, 经济和社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是不可分的。人类历史既是物质发展史,也是精神发展史, 或者说是物质与精神、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可惜, 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仍然时有发生。几年前在中国内地炒得沸沸扬扬的《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译本为[美]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一书, 即是几乎完全抛弃社会人文因素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作者彭慕兰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在他那里, 异彩纷呈的人类社会被淘空, 唯物史观中内涵相当丰富的“经济基础”萎缩为单纯的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本文的话题就从《大分流》谈起。
一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 把英国工业革命归因于一种资源(煤)的发现,或来自新大陆的某些资源的及时补充。他认为: 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即“欧洲奇迹”,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 才使西欧胜出。他说:
　　这个突破需要技术的创新以及地理条件的配合。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 市区内对煤需求量极大, 并有一批从事马达、蒸汽机等机器改良的工匠, 对发展煤业极有助益。反观清国, 煤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是陕西, 距离长江三角洲超过一千英里, 就像如果欧洲的煤产大部分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下。技术的挑战也不同。英国的矿藏需要不断把水抽出去, 而燃煤蒸汽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后来机器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了。相形之下, 清国最大的煤藏在矿井深处, 通风是一大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 我们难以想象(英国———引者注) 早期如何突破有机经济的限制; 很可能看到西欧就像长江下游一样, 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压力下最后将吞噬精密分工的成果。
　　另一项“突破”是指新大陆等殖民地的开发与利用。新大陆不断增加的出口商品如矿物燃料、糖、棉花、谷物、牛肉、木材等, 缓解了西欧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 例如,“如果1801年英国所消费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完全要在当地生产的话, 英国需要用85万英亩至120万英亩的小麦良田来种植甘蔗”, 在那样的情况下英国也会像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的道路,“结果可能会使某些突破(如工业革命———原作者注) 不可能发生”。①
彭慕兰从能源的角度探讨英国工业革命, 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检视欧洲。他把煤矿尤其是浅层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 问题是, 就矿藏资源而言, 中国的土地上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球物理的”条件呢?
春秋战国时代, 就有煤炭的最早记载。②宋代和元据时期时期已较为普遍, 开封一带有普通百姓用煤取暖做饭的记载。煤炭交易活跃, 曾设专门官吏管理“石炭”矿产, 并实行煤炭专卖。河南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规模颇大, 可同时容纳数百名矿工工作, 布局井然, 技术可观: “跳格式”开采法、提水技术等都达到一定水平。宋人沈括预言, 作为能源煤炭比林木更有前途,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③鹤壁矿是地下矿, 而且不是中国人开采的第一个地下矿, 按顾炎武考证, 两汉时即已开采地下煤矿了。④其实人们开采煤炭总是从“露头煤”开始, 也就是说, 在开采地下矿以前中国就开采浅层矿了。事实上也是这样。中国不仅有彭慕兰言及的位于陕西等处的深层煤矿, 也不乏他感兴趣的浅层煤矿, 例如距长江三角洲不远的山东枣庄煤矿就是著名的“露头矿”。1801年(嘉庆六年) 矗立于枣庄的“窑神庙碑刻”即《创建窑神庙记》载道,“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迄于今, 掘取殆遍”, 也就是说, 自16世纪中后期始, 山东枣庄浅层煤矿就有开采的记载, 此时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二三百年前。笔者质疑彭慕兰的问题非常简单: 清国不缺煤矿, 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 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清国发生工业革命, 或者说没有使清国免于走上劳力密集的道路? 就英国工业革命而言更直接的问题是, “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 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为什么在18世纪中叶以前未被发现和利用? “发现”也是一种偶然吗? 当然彭氏还提到相关的技术条件, 而技术也有一个为什么在18世纪发明和使用的问题。
①彭慕兰: 《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 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系》, 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天津,2001年5月。笔者是其论文报告评论人。
② 春秋、战国时代的煤炭记载见于《山海经》, 煤炭被称为“石涅”或“涅土”。
③见《宋史》卷186 《食货志》, 又见沈括: 《梦溪笔谈》卷24 《杂志一》。
④参见顾炎武: 《日知录》卷32 《石炭》。

笔者认为, 煤的利用同某项技术的发明利用一样, 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它与社会分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相联系, 否则即使发明或发现了, 也不会被社会广泛承认和运用。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工业革命前八百年, 苏轼在徐州西南山发现了煤炭, 并用以冶铁造兵器。用煤冶铁,火力强, 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 提高了金属质量,苏轼赋诗称赞所冶兵器“犀利胜常” (《石炭诗·小引》) , 但他不知“工业化”为何物。彭慕兰将一种能源重要性提高到如此决定地位难以让人接受,他关于800年前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西欧消费水平的估计①亦令人不敢恭维。彭氏将英国工业革命起因完全物质化、技术化的观点不是孤立的, ② 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强调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矿物资源尤其是煤矿开采突破。③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 代表了另一种倾向。琼斯不是西欧崛起偶然论者, 但与后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即都是脱离人类社会本身来追寻社会发展的原因。琼斯在该书中特别强调地理环境的因素, 他认为欧洲农牧结合的乡村产业结构、较早发达的商品经济、君弱民强的国家组织形式等, 都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欧洲地形复杂, 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 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国小国君权力小, 很难完全自给自足, 再加地形、风情、物产各异, 势必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频繁交易, 商业发展。各小国君主都注重从商业中获利, 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 即使出现损害商业的政策和行为,由于没有东方大国的强权, 商人易于起而抗争, 坚持自己的权益, 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就逐渐形成市场经济, 而东北亚大国则依靠强权限制商业, 长期推行抑商政策。此外, 人口也比亚洲少, 所以土地、牲畜、木材等人均自然资源占有也优于亚洲, 易于资金积累。后来的海外殖民, 继续扩大了这样的优势。④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欧洲优越感, 完全排除社会, 排除社会上人的观念和活动及其后果, 无论对于欧洲还是亚洲都是不真实的。人均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以及自然地理环境都是重要的, 但难以将这些因素与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直接挂钩。世界是物质的, 也是精神的。世界毕竟是人的世界, 是越来越深地打上人类社会印记的世界。
①彭慕兰估计, 1750年左右, 清据中国平均每人糖的消费量318—510磅, 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最高每人消费量达10磅。茶叶1840年左右每人消费量017磅, 棉布每人612—813磅, 再加苎麻布每人约4磅的消费, 无论糖、茶和布匹, 消费水平都不低于西欧国家, 甚至比英国以外的西欧国家还高。这些数据和估计,都是令人怀疑的, 此处不论。
② 里格利认为, 工业化即以矿物能源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与此前的社会发展没有必然联系, 见E. A. Wrigley, Continuity , Chance and Change :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斯努克斯也认为以煤铁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与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无因果联系,见Graeme Donald Snooks,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New York: Routleogeand , 1994. 国内也有人持相似观点
③参见John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on : Gord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 1932。
④ E. L. Jones, The Miracle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可参阅马克尧主编: 《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年, 第16 -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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