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穆公“东竟至河”与秦春秋霸业的历史建构
秦早期东进所涉地域，自西而东大体可分为三个区域：岐以西之地、岐丰之地、河西之地。其中，东周时期的“河西”与“西河”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应作区分。“河西”在春秋战国时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西河”指河水南北流向的部分及魏国行政管理区域。魏国西河包括今陕、晋黄河两岸及上洛地区。两周之际，襄公救周有功，秦始列为诸侯。受封之地，实际仅为岐山以西。伴随平王东迁雒邑，“于是乎定天子”“始启京师”“杀惠王于虢”的晋文侯去世，晋国又陷入二宗内争的长期动荡，为秦东向扩展提供了条件与机遇。秦文公审时度势，突破封域，开始沿渭水以南东进，“营岐雍之间”。
文公去世，宪公即位。《左传》“桓公四年”记：
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此记秦远侵芮，甚至随周师至魏（今山西芮城西北），干涉芮国内政。鲁桓公四年，当秦宪公八年（前708）。芮，姬姓，今据梁带村、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发现，封国实在今陕西韩城西。这是秦国史事首次见诸《左传》，也是文献所见秦国首次跨过岐、丰之后，进至河西。秦侵小国而败，《史记》纪、表未载，然而仍与芮国建立起联系。

宪公太子武公即位，“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彭戏氏在渭南华山旁，秦举伐戎大帜，继续向东伸展。“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后汉书·西羌传》云“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邽、冀在今甘肃天水与甘谷东，距秦早期所居西犬丘最近，先被攻灭。杜、郑分别在今陕西西安东南与华县，皆处渭南，为旧时王畿小国。小虢在今宝鸡虢镇，或属西虢东迁之后的遗留，势力已小，多与戎人杂处。顾栋高称“值平、桓懦弱，延及宁公、武公、德公以次蚕食，尽收虢、郑遗地之在西畿者”。因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弑君主，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上述行动中，秦巩固对陇西旧地、渭南新地以及汧渭政治中心的控制，初步加强了集权。
德公即位，秦又迁都于雍。《史记·秦本纪》曰：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梁伯、芮伯来朝。

相较于文公四年在汧渭之会卜居，营建新邑，德公在平阳西北雍地再次卜居，复营新邑。这与武公子白未能即位，封在平阳，德公以武公弟即位，也有关系。此前宪公去世，三父等庶长先废太子武公立出子，后又共杀出子复立武公。武公“居平阳封宫”，或与此前秦君所居平阳宫室有别。武公、德公非以太子继位，另居新宫新邑，有助于摆脱前朝政治势力影响。按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今文公十年“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后者当属在新政治中心另建祭祀祖神之所。鄜畤据《正义》引《括地志》，在今陕西凤翔南三畤原。《史记·封禅书》“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也可为证。“后子孙饮马于河”，上承“卜居雍”，侧面反映秦向河西进取态势积极。芮、梁在今陕西韩城附近，濒临河水。“梁伯、芮伯来朝”，显示秦不仅沿渭南东进，而且在渭北的影响开始越过洛水。
《史记·六国年表》云：
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

作为春秋时秦国鼎盛功业的建立者，穆公也成为后世秦君的榜样。孝公便称：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班固表述作“穆公称伯，以河为竟”。营“岐、雍之间”，实际始自文公。穆公以此为基础，进而向东、西两个方向开拓：“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其中，“以河为界”“以河为竟”对应“东竟至河”，这是后世的普遍概括。不过，《史记·秦本纪》却记：
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
茅津为戎族，在今山西平陆西茅津渡，处河东南通河南要津，北临虞国及虢国下阳，南与虢国上阳隔河水相望，战略地位重要。穆公延续文公以降秦君传统，即位之初便东进伐戎。行军路线当由渭南进入河东南部，沿中条山南麓东击茅津。这实际已越过河西，并有控据东进中原要地的倾向。

自晋文侯去世，晋久陷内争。至曲沃代翼，晋内部局势终趋稳定。曲沃系第二代晋君献公扩一军为二军，攻灭霍、魏、耿，时在献公十六年，时当秦成公三年（前661）。次年，晋君派太子申生伐东山，时当秦成公四年（前660）。霍在今山西霍州南，魏在今芮城西北，耿在今河津南。东山为东山皋落氏，为赤狄一支，当时尚在今山西垣曲东南。以都城绛为中心，晋实际分别向北、西、东南、西南四个方向大力扩张。至晋献公十九年，晋国借道并联合虞国灭虢国下阳，时当秦穆公二年（前658）。《水经注·河水》引《竹书纪年》云：
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
下阳即《公羊传》《穀梁传》所言“夏阳”，南临茅津地。此事正发生在穆公伐茅津次年。献公二十二年，晋国灭虢国上阳及虞国，时当穆公五年（前655）。由此而言，晋的扩张，与秦形成竞争。晋灭虞、虢，实现南向拓境并消灭流亡的反晋势力。与此同时，这不仅封锁了秦由河南经崤函东进的通道，而且也关闭了秦由黄河以北中条山南麓东行的路径。后一项意义，学界以往关注较少。穆公所用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史记·秦本纪》“缪公五年”条叙晋灭虞、虢，穆公举任百里奚及蹇叔后，又记：
秋，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
河曲，在今山西风陵渡的黄河弯曲处。此次东进，仍选取黄河以北中条山南麓一线，方向依然指向故虞、茅津。

献公使晋强绝一时，晚年却促成“骊姬之乱”。公子大臣围绕君位继承，发生新的一轮激烈政争。作为联姻邻国，晋既借重于秦，以为外援；秦也拥立晋君，谋取利益。《史记》云：
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郑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而杀里克。……（穆公十五年）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史记·秦本纪》）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六年）十一月，归晋侯。……八年，使太子圉质秦。（《史记·晋世家》）

“河西八城”，《正义》“谓同、华等州地”；“是时秦地东至河”，《正义》“晋河西八城入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唐代同、华二州北至龙门山，南至上洛，东抵河，东南至潼关。《晋世家》与《秦本纪》记载的差异之处，在于没有交代夷吾献地事。至于《左传》《国语》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及《史记》年表，所记却明显不同：
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左传》“僖公十五年”）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左传》“僖公十七年”）（烛之武说秦伯）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左传》“僖公三十年”）君（秦公子絷）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国语·晋语二》）是故归惠公而质子圉，秦始知河东之政。（《国语·晋语三》）惠王赂秦公曰：“我句（后）果内（入），囟（使）君涉河，至于梁城。”（《系年》简三三、三四）
（秦穆公九年）夷吾使郤芮赂，求入。……（秦穆公十六年）为河东置官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左传》三则，杜预集解：“河外，河南也。东尽虢略，从河南而东尽虢界也。解梁城，今河东解县也。华山在弘农华阴县西南”，“秦征河东置官司，在十五年”，“晋君，谓惠公也。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征，赋也”。“虢略”所指，顾栋高在不同篇章中说法不一，其中“自渑池迄灵宝以东崤、函四百余里”可备参考。“解梁城”，《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今山西临猗西南，李零取此说。杨伯峻取杜预说，以为“解梁城即今山西省永济县伍姓湖北之解城”。《系年》“梁城”，整理者引据杨说。焦，在今河南三门峡西。瑕，不在解梁城南，应在今河南灵宝西。推敲所叙，我们认为：焦、瑕不仅是前人所言河外可考的两座城邑，“河外列城五”的东、西范围，恐怕正以“焦、瑕”为起讫。相较于河西，“河外列城五”与穆公即位后的东进方向，更趋一致。公子夷吾入为晋惠公后背约，韩原交战被俘又由秦放归。“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秦归河东而妻之”，“秦始知河东之政”，“为河东置官司”等表述，显示秦因此首次取得河东赂地，并且一度设置机构，征收赋税。这些表述皆未谈到“河外列城”，恐非偶然。联系晋、秦围郑之时，烛之武劝说秦穆公，敢于追述“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的情形，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但没有获得晋原本许诺的河外列城。

那么，紧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会出现《史记》“河西八城”“献其河西地”“秦地东至河”一类历史记叙呢？参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省略作“夷吾使郤芮赂，求入”，并保留“为河东置官司”，太史公应是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同时，兼存异说。我们注意到，秦孝公下求贤令，已明确提到“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这暗示“涉河，至于梁城”，不甚重要，而且为时甚短，在穆公在世时恐怕都未能维持。孝公既然宣传穆公“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应当主要强调先公拓土，特别是得以传至后世者。因而，战国秦史叙事在追述穆公功业时，便主要讲攻取河西地，而非置官河东地。进取河外、河东，由此被进取河西地的记述所取代。这反映了孝公以来的战国秦君有意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重塑一种新的“历史记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战国中期秦的对外开拓，提供理论支撑。
不过，穆公争取过河外通道，东进曾经越过河西。这一点，孝公恐怕是清楚的。我们从令下之后，孝公“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却没有出兵“先君河西地”，便可看出。他效仿春秋穆公，同样须在即位之初东征、西伐。而东征所及，当至穆公时东向进取的最远之地。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期的“陕城”，正紧邻春秋时期的“焦、瑕”之“焦”。

既然如此，那么穆公取得河西地大致是在何时呢？《史记·晋世家》记晋献公扩张疆土：
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至迟在献公二十五年（前652），晋已占有河西，与秦接壤。《左传》记“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内及解梁城”，夷吾许地既有河外，又有河东，却不涉及“与秦接境”的河西。由此推测，待晋国发生骊姬之乱，秦恐已乘机东据此地。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载夷吾赂穆公语“囟（使）君涉河，至于梁城”，当以秦据有河西为参照。《国语·晋语三》记韩原之战俘获晋惠公，“穆公归，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谋曰”。韦昭注：“王城，秦邑。”《左传》“僖公十五年”又记“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杜预集解：“王城，秦地，冯翊临晋县东有三城，今名武乡。”王城，在今陕西大荔东，东临河水有临晋关，为通往河东之要地。作为河西中心所在，秦此时已筑城。今秦晋“盟于王城”，所据河西当得到晋事实上的默许。有意思的是，《史记·晋世家》言“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但未言晋惠公归国献地事；《史记·秦本纪》言“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却又未言“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是在何处。这一叙述差异，既往多未留意，恐怕由于秦已取河西，筑有王城，使得司马迁不得不分作疏通。晋惠公被送归后，秦东向一度进至河东。除河东置官司事之外，前引《左传》提到“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太子圉作为“西质”，却被秦安置在河东并妻以怀嬴，也可为证。
《史记·秦本纪》云“（穆公）二十年，秦灭梁、芮”。秦进入河西，对梁威胁明显。后者扩境筑城，徙民实边，以增强防御，然而民户有限，不能有效控制，反被秦占据。梁君以敌寇将至为由，动员民众加快筑城，却引发“秦将袭我”的大规模恐慌。秦轻松灭掉梁国。梁、芮自德公以来朝秦，为河西北侧主要诸侯。“秦灭梁、芮”，使穆公所据河西沿河水向北伸展，首次实现对黄河西界较为全面的控制。由此言之，“东竟至河”，名副其实；“以河为界”，的确“甚光美”。

晋惠公夷吾去世后，太子圉逃归为晋怀公。而秦选择拥立公子重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七月，惠公卒。十一月，秦伯纳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载璧……董因逆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公子济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吕甥、冀芮帅师，甲午，军于庐柳。……公惧，乘驲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告之乱故。及己丑，公宫火，二子求公不获，遂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国语·晋语四》）晋惠公十五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水经注·河水》引《汲郡竹书纪年》）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渡河，秦兵围令狐。晋军于庐柳。……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会秦缪公于王城，国人莫知。……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史记》卷39《晋世家》）

令狐、桑泉，在今山西临猗西；臼衰，在今山西西南；庐柳，在今山西临猗西北。穆公送重耳入晋路线，自河曲渡河，由南向北行动。从秦纳重耳“及河”，董因“迎于河”，重耳初入后赴王城会晤穆公，以及吕、郤至河水旁被穆公诱杀等情形分析，当时秦应已稳固控制河西，与晋以河为界。重耳即位后，秦晋之间迎来一段短暂的蜜月期。《系年》云“秦晋女（焉）（始）会好，穆（勠）力同心”（简三九）。当时，秦国跟随晋国征伐，进而出入中原。烛之武言“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杜预集解“设得郑以为秦边邑，则越晋而难保”，时在穆公三十年（前630）。这一阶段，由河外东进的交通要道，仍然一直为晋所据。
崤之战后，秦晋转入对立。穆公三十五年（前625）春，秦伐晋，在彭衙、汪被晋击败。当年冬，晋、宋、陈、郑联军伐秦，取汪、彭衙。《左传》“文公三年”又记：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

时当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特别需要指出，这实际是秦穆公生前最后一次东伐。而“自茅津济”与即位元年“自将伐茅津”，恰相呼应。此役，他从茅津南渡黄河，至于崤山，并历河外“焦、瑕”列城，由豫东通道返雍，实际颇具象征意义。由此可见，“终穆公之世，未尝一日忘东向”。
穆公去世，秦国势渐衰，所谓“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晋襄公与秦穆公同年去世。秦康公欲效穆公入重耳事，入纳晋公子雍，却兵败令狐。秦晋从此不断交战。康公二年（前619），秦伐晋，取武城。武城，在今陕西华县东。秦由郑县向东，略有推进。然《左传》“文公十年”记：
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

此对应康公四年（前617），秦灭梁所据要地首次失去，损失更大。同年夏，秦攻晋，取北征。六年，秦晋战于河曲。至康公七年（前614），“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之塞在今陕西潼关东，东进通道更被晋完全封闭。所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局面，当发端于此。
康公之后，秦数为晋人所败，旧有局面尚难维持。秦桓公三年（前601），晋、白狄伐秦，虏秦将赤，获秦谍杀之。桓公二十六年（前578），晋率诸侯联军伐秦至泾水，于麻隧败秦君，虏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并渡过泾水，至侯丽还师。秦景公十八年（前559），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秦即使在泾水上游投毒，都未能遏阻追军。此次，联军再渡泾水，至于棫林，因军帅不合，方才退兵。是役又称迁延之役。晋得少梁，在河西北侧对秦形成地缘战略优势，不仅长驱直入，渡过洛水，甚至两济泾水。崤之战后，秦主要采取连楚抗晋战略，但是未能扭转局面，自此完全转入守势。所谓“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固然在论晋，却也反衬秦未能对晋产生威胁，更不被视作可资借助的外援之邦。

二、战国秩序变动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发覆
世入战国，政治秩序进一步变动。春秋、战国各自的阶段性特征，前人论说甚丰，多聚焦于权力下替的纵向垂直层面。这里立足基本史料，尝试提供横向空间层面的解释。春秋的政治秩序特征，《史记》有云：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