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饥躯北游
目前，楼主北上的时间被认定为1920年5月，《还珠楼主评传》对此有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主要依据是楼主自传体小说《轮蹄》所述“去今廿年以前，大约五月初光景……”和散文《京尘影事》中所述“民九余饥躯北游”、《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中“民九重游春明”（见《自家》一书，重游春明以前也曾到京一次，这里便不展开了）。其实还有一篇未收入《自家》的《西游·琐忆》“民九渡江而北”，也可证实为1920年北上。后三文为记实追述，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轮蹄》作为一部小说，人物有虚有实，故事半隐半现，并不能完全作为依据，而只能作为参考。比如《轮蹄》连载于1941年8月10日，“去今廿年以前”则为1921年5月初北上。这便与义赈奖券处初成立的时间上发生了冲突，于是这个“去今廿年”通常被作为概数解读，因而“1920年5月北游时间”便被定下来了。
然而，在事实上，“1920年5月北游”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楼主之父李光乾是殁于1919年11月这个基础上的（见2023《还珠楼主评传》第二章第二节）。一旦这个基础不存在，整个结论便有大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
据《轮蹄》所述，周元荪（楼主原型）在父亲病发后，不到两个月（且在六合县知事任上不到一年），便去世了。过后在苏州、南京做了二十几天道场，若算上在现实中需要扶灵回川，又回到苏州，期间差不多大半年，这便是评传中“1919年11月李光乾去世，1920年5月初北上”的完整过程。
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2015年10月第9次修订）虽然将李光乾病故任上时间定在1920年5月，但依然是依据《轮蹄》1920年5月北上这个情节。固然5月可以作阴历解，然而连安排身后的时间都省却了，这就显得太仓促了。

查李光乾1920年3月18日代理六合县知事（见1920年江苏省长公署第12号令，原知事郑耀烈暂行代理因案撤任遗缺，由淮阴县知事刘橒寿接任，刘橒寿到任尚需时日，由李光乾暂行代理），1920年6月4日因病请假就医（见1920年江苏省长公署第44号令，由税务所所长张铸暂行代理），实际在任只有不到三个月。然后，发病不到2个月过世（这里参考《轮蹄》的叙述，不太可能是李光乾1920年3月18日代理知事，4月便发病，6月才请假便故去。）中间扶灵回籍，以大半年计，如此则可能需要到1920年12月才能北上。这样一看，去今廿年以前即1921年，便有些道理了。不过楼主《京尘影事》与《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西游·琐忆》关于“民九”记实之言，结合《轮蹄》中关于进入内务部初成立的奖券处（1920年10月17日开张）等详实叙述，可以确定楼主至迟在1920年的10月便在北京。而自李光乾1920年6月8日因病请假，接着参考轮蹄的叙述，不到2个月过世，又做了二十多天道场，回乡回苏等过程，也不必非要推测的大半年之久，因此北上这个时间范围甚至可以定于1920年9月至1920年10月期间。更甚者可以定为1920年9月中旬至9月底底期间，而绝非1920年的5月初。

笔者认为事件的过程是：6月4日父病请假，不到2个月，即7月底故去，在苏州南京20日法事，8月下旬至9月上旬扶灵回川又回到苏州。9月中旬北上天津探望伯父，接着是1920年9月17日义赈奖券处拟办提案，9月底到达北京楼主的姊夫便推荐楼主去内务部找差事，然而“奖券处还未筹备就绪，等了十来天没有信”（《轮啼》），便先去晨报作了校对，等稍微上手时（《轮啼》述只熬了四五夜），然后便到10月17日奖券处开张。而在开张前，楼主自然已通过应聘。如此，到了民九的冬杪（此时可能已经1921年初），才能完成《京尘影事》中救美的佳话了。
楼主必然是父故之后，即1920年6月4日之后，才得北游，“去今廿年”只是概数，具体的时间可以定在9月中旬至9月底之间。早半月与《轮啼》所述的时间便有抵触，晚半月则赶不上奖券处初成立。轮啼写旧人旧事时，大部分人当还在世，所以时间上稍微作了调整处理，人物情节上必然因为戏剧冲突的必要，或夸张、或演绎、或删减、或放大，而无关宏旨的部分，则如实地保留了下来。

《轮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如实地记录了一些名人和掌故，楼主的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漫谈，流露出详实生动的笔触，都说明曾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比如在写周少章时，关于山西一段描述，其中所写缠足之害和政令歪曲时，便是作者的实地经验。
原文是这样写的：“因爲閻錫山，以六行新政，標榜吏治，其中有一項，是禁止婦女纏足，辦法是始而責成地方官吏，曉諭人民，勸導禁止，繼則着爲嚴罰，派出若干調查員，實行查驗，勒令解放，三晋民智閉塞，婦女以纏足爲美，成了千百年來陋習，女子生才數歲，便遭折筋碎骨之痛，父母家人，一任日夜哀哭，宛轉呼號，不生絲毫憐憫，反以爲這是愛他，不能稍爲放縱，以致大來受婆母挑剔，丈夫厭憎，流毒所及，弄得三晋婦女，十九成了殘廢，終年坐在臨窗炕頭上，不能躬親力作，那纏得好的，雖似弱柳輕風，搖搖欲倒，還能自由行走，有那摧殘太過的，直是終年膝行，不能舉步，這一行新政，辦得固是應該，不能說他不對，無如彼時民智未開，囿於舊習，多半陽奉陰違，主政的人，既稍操切了些，而所派出的員役，又是良莠不齊，好人太少，多以此爲敲詐勒索的工具，同時自身又多是具有愛蓮之癖的風人秀士，於是在嚴刑苛罰後盾之下，財色兩貪，不是誅求無厭，便是狐假虎威，藉着查驗為由，勒逼一些年青少婦，解去纏腳布，當眾查驗，侮弄調戲，無所不至，往往大家閨秀，亦所不免。比時婦女最重廉恥，講究授受不親，尤其這雙尊足，除丈夫可得品評把玩（大同渾源等地雖有賽腳會之設，良家婦女，往往參加，但亦具有種種限制，如只許眼看不許手摸之類），外人絕對不能染指，偶一睡鞋之微，爲無賴者竊去，即引爲終身之玷，奇恥大辱，甚且釀成命案，如何肯在光天化日，大庭廣衆之下，做那赤足大仙，任人盡情賞鑒狎謔，在這極度騷擾之下，也不知逼死多少人命，小民傾家蕩產的，更是不在少數，怨聲載道，自無庸說。”
（《轮蹄》天津励力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88-89页。）

这段经历源于1921年时楼主客居大同时所闻，后来被楼主收入还珠楼丛谈《晾脚会》一文中，今未被《自家》散文集收录。
现摘录部分如下：“晋北以前民間盛行纒足，大同一帶，每届八月，有晾脚會之設，於廣場空地間，置長木板凳，層曡如階梯。婦女千百坐其上，裙下雙鈎，任人品評，良家閨秀，亦多入者。其履間綴明珠，製以羅繡，瘦小不盈一掬，窮極工巧。狂蕩之登徒子，乘時活動，傷風俗敗之事，數見不鮮。自閻百川秉政後，厲行六政，纒足之禁尤嚴。然奉行過切，流弊亦多。檢查員有時直入民家，逼令婦女解雙纏，驗其放否，無行者且藉此摸弄，假公濟私，供其娱賞。婦女不勝羞辱而自殺者甚衆。記者民十客大同，嚴禁之馀，其風漸殺，時見中年婦女，扶杖街行，隨風飘摇欲倒，不老而杖。頗以爲怪。後詢人始知此輩婦女，皆以纒足過小，不良於行。又終年盤膝炕上，不常運動，無杖則寸步難移，其害之烈如此。”

事实上，楼主在内务部中派往奖券处的时间也没有太久，过后便被派往山西（如，内务部礼俗司第一科职权就有：整饬风俗事项；内务部派员出差考察地方经济、行政、疆域、交通河道也属常例），因此才有上文，楼主“民十客大同”之语。
比如，《晋北生活》（还珠楼主《新闻报》1946年12月5日第16版）一文写道：“晋北地瘠民貧，富庶遠遜晋南河東一帶，現爲傅宜生將軍收復之天鎭陽高兩縣，雖爲張家口至大同綏遠要道，火車所經，軍事必爭之地，然其民間生活，至爲儉苦。二十年前，筆者會（按：疑曾字之误）筦此兩縣□務（按：□字不清，只能依稀辨别为木部或扌部），长城密道，蒙旗相接，販蒙鹽之私梟，時有大隊往来，是本瘠差，歷任局長，除日向升斗小販，窮搜苦罸外，幷城門亦不敢輕出一步，緝私更無論矣。兩縣相去，祇六十里，余甫弱冠，少年氣盛，時懸家藏長劍，佩槍馳馬，衝風冒雪，隻身往來兩縣間，日恒兩次，老友陳君贈詩，且有『霜騰龍股劍，雪艶馬蹄塵』之句，實則因値淡月，大帮鹽梟，幷未遇見，偶遇小販亦装不見，祇是每日閒得無事，騎上一匹馬，往長城邊上一站，喝點西北風，掙一身冷汗，以此自豪而已……”

这里陈君的赠诗——“霜騰龍股劍，雪艶馬蹄塵”为边塞英雄谱第一回回目。上面节录的文中提到两个时间点，一是“二十年前”，二是“余甫弱冠”。所谓“二十年前”，若以精确而论，则为1926年了，然而楼主所述多少年前，或者说很多人也有这个习惯，是将概数作整。只有当这个时间比较重要时，才会明写是二十三年前或二十四年前等确数。“去今廿年”也好，前录“三十年苔岑之谊”也好，都确实是概数。
比如与《晋北生活》同时期同报的《西游·琐忆》一文（还珠楼主《新闻报》1946年12月23日第20版）中所述：“西北各地，貨來於野，人民生活，至爲窮苦。不佞少年嗜遊，𡁳涉關河，興會所至，期於必赴，二十年前，偶因暇日，欲窮河源，遠涉崑崙，間道一覧北天山雄勝，値知好赵君在甘，可爲東道，遂爾西征，此行歷時經年，往返萬里，除靑海（時未設省），係以一時好奇，遍訪玉樹二十五族，（實際不止此數），曾有圖説記載（曾載民十九年天津商報）外，其他沿途所見所紀，均以兵焚遺失，茲篇雖係偶然憶及，然碎鳞斷爪，均属實事，或亦爲關心西北者所樂知歟？”后文则提到“民九渡江而北”，又略述西北所经之地，以及当地住宿之事。
（按：篇幅较长，为了不破坏本文结果，便不全部誊录。嗣后在完整版的《轶事、佚作、逸闻》中收录。）

这篇文章的二十年前会是精确的1926年吗？若是还珠楼主的爱好者，一眼便能看出这段经历是在何处了。

《西游》一文提到的“二十年前”自然不会是1926年。文中所述的西游，实际就是《征求<青藏番族志>》所说：“挚友名律师赵星缘，曾旅甘多年，知是图并无副本……连夜摘抄一份，以备异日有志西北者采用。迨战事平定……辞职携图入青，实地考察……足迹数千里，阅时年半”，时间可从《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的“及民十一……概然发西北之狂想”知晓。楼主自1922年辞职之后，从好友赵从轺（星缘）得图，“歷時經年”说明超过一年，“阅时年半”则至少要到1923年下半年才回到北京。1929年至1930年天津商报所载的《青藏边界番族志》，指的便是《西游》提到的图说记载。当时内务部还主管律师公会，所以楼主与赵从轺、朱鸿儒、凌昌炎这些律师都是在内务部时就认识了。

既然“二十年前”确证为1922年，“二十年前”为概数便有了一个明证。于是“余甫弱冠”这个时间点，便很关键了。查汉典，“甫”字大略可归为4个含义，其中唯一符合的是第2个。汉典原文是：“2.刚刚，才：年～弱冠。惊魂～定。”
汉典以“年甫弱冠”为例，说明楼主的年纪刚刚到弱冠。若在其他文中，弱冠也可概指年龄，但一旦用了“甫”作状语，时间属性便被强化了，就是指刚过二十岁。而楼主于1902年阴历二月二十八日生，古人弱冠言虚岁，则刚过弱冠便是1921年，正合上文《晾脚会》中所称的“民十客大同”。倘若按周岁解，则是1922年，一来不符《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自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2月，99页。）中所述“及民十一，旧营公债，积数万金，于数月间，折损悉尽……遂只身出走，遍游鲁、豫、秦、陇无所遇”。二来楼主不太可能在内务部任职短短期间外派了一年那么久，辞职后返聘就更不可能了。到了时间1923年底，西北回来之后，一来居京奉养老母，不大可能又到处跑，二来说才弱冠就有些超年纪。越往后的年份越与“余甫弱冠”无关了。

上图为青藏边界番族志的记录情况。出版时间为“？”。
因故，《晋北生活》中的“二十年前、年甫弱冠”，发生的时间就是《晾脚会》中客大同的民十，即1921年。

楼主这次西北之行，在小说《青门十四侠》第一回中也曾提及：
岷州全境多山，西南边境更是山重岭复，涧谷回环，有的地方并有那原始的森林，往往荫蔽数百里，黑压压不见天日，林谷之中时有珍禽奇兽栖息游衍，野生的药材也很多，加以地临洮水，土地肥厚，物产众多，居民大半殷富，只是种族庞杂，汉人以外，回族、藏族连同青海玉树二十五族的子民（青海人习称玉树二十五族，不佞民十一二年，曾往青济，遍历穷荒，实地访查，竟有六十余种之多），亦常往来寄住。因为各种族间习尚不同，大都集众聚族而居，又多强悍，习于武勇。
此也可以作为1922、1923年楼主曾往青海之行的又一明证。《还珠楼主评传》121页，认为此段经历只有半年，时间在1922年8月-1923年1月，而未见《西游·琐忆》的“此行历时经年”和忽略了《征求<青藏番族志>》的“阅时年半”。

其实若算上“鲁、豫、秦、陇”等地，这次行动统称为“西北之行”确有年余之久。1923年春当在回程途中，楼主经过黄山，在《黄山纪异》一文中写到此事：“民十二春，偕友天行，至黃山，時杭徽路未成，遊人甚少，山中廟宇狹陋，鹽米恆不能供，余二人均年少健啖，又擬作竟月遊，所携食物至夥，從僕外，復雇二山民挑之，自湯口入山，在山中方十七日，祇先後在二隱人家中，住三四日，餘則無日不在搜奇選勝之中，雨雲無阻，頗多人跡不到之區，黃山全貌雖未悉窺，經歷則殊多奇趣，長夏無俚，偶然憶及，寫付本刊補白，以知天地間固有奇人奇事也。”楼主每至一处，动辄旬月，对于吃更是讲究。比如楼主曾在《小吃》一则笔记中写到：“余愴俗甚，每以飲食為人生較實惠之享受，昔年癖嗜山水，雖遠涉窮荒，口腹之事亦必爲道地，必優必裕。而入山必深，動淹旬月，囊篋不能盡携。輙雇人肩挑以往，故漫游半生，未嘗一口虧我口腹……”后文还又点评西餐俄罗斯菜，与好友岳君戏成家常小吃数十节，公诸同好。
对于“昔年癖嗜山水”的楼主，返程时就没有走原路了，可能取道湖北、安徽、到达南京等地之后北上。
为了确定1923年下半年回京的这个时间，就必须先了解楼主究竟是1922年的哪月辞职。这跟顾臻推测的楼主陷入“九六公债”风波有关，但是追根究底又不是很大。

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源枯竭，不仅要还外债本息，财政收入还被各地截留，到了1920年底，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至少到了11种，而且期限越来越长，延期付息更是常有的事，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外债已经借不到钱了，就连内务部自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只能向奖券处借2万块钱来度年关。到了1922年初，盐余团与财政部计划发行债券，尽管金额一压再压，终于压到了9600万元，所以就被叫做九六公债。尽管发行前已受社会各界反对，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错的。
九六公债虽然发行于1922年2月，但想要在市面上买到它还不甚容易。1922年3月，北京大中银行因借款给财政部500余万，受到挤兑“破产”，但是很快3月19日便恢复正常，重庆总行也插手了此事，算是安全度过危机。至于大中银行的印花税事件，则是发生于1923年，跟楼主民十一的“于数月间，折损悉尽”就毫无关系了。因此，顾臻认为是孙仲山等人“坑”了楼主，就太冤枉人了。1922年九六公债的偿还期限为七年，每年付
息两次，尽管第一次付息便延期了，但是到了9月21日，银行还是勉强付息了。所以“于数月间，折损悉尽”是不可能的。

那么，楼主是怎么操作的，可以从少数短期债券和多数长期债券之中，“积数万金”而又迅速“折损悉尽”呢？
其实，楼主玩的是债券市场。比如1924年8月18日，民国日报一篇《北京之公债战争》就把这些买卖比作战争，文中写道：“今日市上又盛传有解散伪国会说，闻皆系抛空者之公债政策也，据闻轧公债行市者为某易公司，彼中人多做亏货，故利用外围空气紧张，低落其价，借以补货，有时亦以巨款收买现货，故意提高市价，而为抛出卖盘之举，其操纵市面，殊为可畏……银行界向亦作亏者多，但九六既大赚而特赚，近复欲从长货方面做……于是一般做长货者，颇又瞩目于九六，而对六厘金融，近虽赔累甚矩，究亦未曾冷淡……”
如此，楼主若只是买公债，虽然付息延期，还本遥遥，倒还不至于数月折损悉尽。但投入了证券市场，遇上暴涨暴跌的事，稍有不慎，便满盘皆输。这里转引复旦大学张启祥《北洋政府时期的九六公债述评》的一些情况：“根据《申报》、《银行周报》的记载，九六公债的价格在1926年11月、12月暴涨暴跌。以北京为例，九六公债在市场上1926年11月8日最低收盘价格57.8元，11月20日回涨，11月21日暴跌十余元，11月23日最低到44.4元，与最高时70多元相去甚远。”便可知时评为什么说操纵市面，殊为可畏了。楼主必然是在1922年上半年的数月间，因此类情况折损悉尽。
到了1922年4月，内务部再一次向奖券处借款2万支付工资，此时的楼主便应能感到收入已很不稳定了，但因为还有数万金，倒也不必急于辞职。不久后数万折损悉尽，收入也时有时无，而且按照当初成立奖券处的方案，原定7月奖券处便要关门（义赈奖券处最后于1922年8月通告关闭），要是闲时外派，连旅费都成问题，索性干脆于此7、8月间辞职。如此大约年半后，自西北而回，当然足迹并不只是西北，这里只是统称省略为西北，实际是“鲁、豫、秦、陇”，到达黄山时正是1923年春，回到北京便是1923年下半年时间了。此时“老母家粮垂尽，不能无返，碌碌依人，羌无好怀。”

到了1924年，“值冯师反斾……适梁园之行”之前，楼主的行踪如何？是在京奉养老母？此时年已二十二周岁，距离“余甫弱冠”不远，有没有可能又去了山西呢？
这个可能，有，但不多。一来22周岁确实与“余甫弱冠”不远，23周岁就以勉强算吧。二是笔者还有个近似猜测的理由。前文所述，都有各条“文字信息”重要佐证，可以界定时间，因为是猜测的理由，笔者便不言之凿凿了，毕竟“有可能是”，也可以代表着“更有可能不是”。但是这个猜测，虽然难以证实，却易于反驳。反驳的理由很简单，只要找出一处破绽来，余者便可一并推翻。
请看第二部分《笔名初见》，听我慢慢道来。

二、笔名初见
楼主本名李善基，别号寿民（1927财政部职员录登记），笔名还珠，后面还有阿七、老䍺等等。但是在北游的前期，要么以本名或省写为文，要么以别号或省写为文，至于“还珠”，必然是在得知文珠陷落平康之后才取的，以作“珠还有日”之期待。而后缀的“楼主”只是随附时人风雅，诸如在“还珠楼主”之前还有“忆珠楼主”、“
韫珠楼主”，“楼主”并无实指，更非有一栋“楼”。因此，在1922、1923年的早期创作，楼主会取什么笔名？
笔者猜测，最有可能的笔名是“珠”，便是在连载《蜀山剑侠传》之后，楼主的一些文章，都还署名为“珠”，便可佐证此项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