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由于关于小冯的史料很少，所以能写的东西并不多
1. 关于小冯是否当皇后时期无宠
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喜欢拿《小冯传》里那句：
高祖每遵典礼，后及夫、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
来证明小冯不得宠，很明显是不知道元宏是按照什么礼来设置后宫等级和接见妃嫔的。
如《李冲传》：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
《周礼》是如何解释妃嫔进御的呢？
郑注《周礼》“九嫔”云：“凡御见之法，月与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
只要你能稍微看明白上面这段字，应该是能明白，按照《周礼》，皇后一直处于一个独尊的位置，她进御的比例是远远高于其他妃嫔的吧。北魏的左右昭仪位于三夫人和皇后之间，按照类似《周礼》的记载，进御频率应当是“左右昭仪当一夕”。这也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二十四史全译》中“当夕”是“当晚”的意思，当然，你永远也叫不醒装睡的人。
而北魏皇后与妃嫔的差距还表现在《礼志四》中，即罗夫人去世后，元怿想要为罗夫人服丧时官员的讨论：
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母。《传》曰：‘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源缘，既葬除之。’《传》 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谓公侯枝子，藉父 兄以为称，其母本妾，犹击之于君，不得以子贵为夫人者也。至如应、韩启宇，厥母固自申内主之尊；凡、蒋别封，其亲亦容尽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谓周公制礼而子侄共尊。汉世诸王之国，称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当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轨。魏氏已来，虽群臣称微，然尝得出临民土，恐亦未必舍近行远，服 功衰与练麻也。罗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许载，两裔籓后，并建大邦，子孙盈第，臣吏满国，堂堂列辟，礼乐备陈，吉庆凶哀宜称情典。则不应傍之公第，仍拘先厌。【愚谓可远准《春秋》子贵之文，上祔周汉侯王之体，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贱，】申疏丧之极慕，拟功练之轻悲。诚如此：则三年之丧，无乖于自达；巨创之痛，有遂乎在中，宁成过哀，情礼俱允。”时议者不同，诏服大功。
当时的官员很显然不可能对罗夫人有什么意见，而左右昭仪与皇后同时存在的第一例出现在太武帝拓拔焘一朝，在史书中甚至没有存在感，可见妃嫔与皇后在无意外的情况下是差距很大的。
官员更是直言不讳，罗夫人是因为生下了亲王，以王母之尊，去除了妾室的卑贱，而冯家的昭仪无一所出，又从何高贵？
自太和十七年四月小冯被立为皇后，到太和二十年七月小冯被废，小冯当皇后的时间是可以考证的三年零三个月，而幽后再往多了算，也只不过是小冯的一半时间，一年零八月。
如果真有幽后粉吹嘘的那么得宠，魏收早就在传里像拓跋嗣姚皇后一样，写上一句：
“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
可惜魏收无从下笔，因为没有这样的事实，当然，幽后粉一向是认为《漫长的余生》比《魏书》原文可靠的，真是当世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
2. 关于冯聿和冯夙的官职和爵位对比
如《冯聿传》：脩弟聿，字宝兴，废后同产兄也。位黄门郎、信都伯。
黄门郎：又称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 定为三品中，二十三年改四品上，为门下省侍中之副官，北魏一度甚重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魏书·甄琛传》)，肃宗时与侍中一起被称名“小宰相”。
又《冯聿传》出场的崔光：崔光之兼黄门也，与聿俱直。光每谓之曰：“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聿云：“我家何负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
北魏甚重门下一省，如权臣乙浑为侍中、后为司徒的冯诞为侍中、北海王元详、彭城王元勰皆为侍中，黄门侍郎作为侍中之次，其作为官属的实权当无需怀疑。
因冯夙在太和十八年九月东宫属官大考后就失去了太子中庶子一职，我们此处仅讨论他身上还有的一个员外常侍。
员外常侍：员外散骑常侍，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定为从三品上，二十三年改五品上，为散骑常侍之流外官，属散骑省。正如论文《魏晋南北朝散骑诸官的若干问题研究》中所言，员外散骑常侍在北魏颁布后职员令后由三品直降五品，正是散骑一系逐渐衰落的表现，且散骑省官职本就多为闲官，多加于本官之上，如果身上仅有一个员外散骑常侍作为官职，是绝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的。
元恪朝冯聿复用为河南尹，又在墓志中提到了太中大夫这一官职，按北魏免官复用多低于前官一阶或一品的惯例来看，冯聿若直接复用为河南尹，当属皇帝的额外恩宠无疑，若先为太中大夫后为河南尹，也符合世家子弟起官再转升的惯例。
值得一提的是，冯聿的信都伯于个人传记中并未提到例降一事，这并不符合太和十六年五等开建的规定。如前封为长乐王的穆亮，出现在太和十八年的《吊比干碑》中已然变成了长乐公。而墓志亦以信都伯一爵代称冯聿，墓志在朝廷允许的情况下一般记载为此人得到的最高爵位，如穆亮妻尉氏则在自己墓志中称呼穆亮为长乐王，此爵位有可能是小冯当上皇后后，给予皇后亲属的一种恩封。
冯夙的爵位则是由冯后给予，于孝文朝多次削爵，其虚封地北平的大小和人口，都远不如信都一县。北魏的虚封爵之间亦有差距，如元恪朝册封的万户公主仅有元怿之女和同母弟元怀之女，虚封地的规格亦是身份的体现。
幽后传中提到“同母弟北平公冯夙”能否证明冯夙在幽后被立为皇后后由太和十八年的侯爵升为公爵，答案是证明不了，由王遇便可知此例：
如《王遇传》：加员外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富平县子。迁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县公。拜吏部尚书，例降为侯。】可知太和十六年，王遇已然例降。
然而当王遇出现在《冯熙传》中被元宏安排给冯熙办丧事时，却记载为：将迁洛，高祖亲与熙别，见其困笃，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师万一，即可监护丧事。”】
第一批迁入洛阳在太和十七年，第二批在太和十八年，完成迁洛在太和十九年底，无论以上哪个时间，王遇都已经例降。不过有些人的性缘脑自然会吻上来，不必多言。
3. 小冯的后来
根据《魏故比丘尼统法师僧芝墓志铭》所写：皇上登极，皇太后临朝，尊亲之属既隆名义之敬踰重，而法师谦虚在己，千仞不测其高容养为心，万顷无拟其广。孝文冯皇后、宣武高太后逮诸夫嫔廿许人及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王肃之夫人谢氏，乃是齐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庄之女越自金陵，归荫天阙。
可知小冯在被废后跟随僧芝修习佛法，僧芝在冯后时已然受到恩待：以太和之初文明太皇太后圣镜域中、志超俗表，倾服徽猷，钦崇风旨，爰命驿车，应时征辟。及至京都，敬以殊礼。
又《王遇传》：遇自以常更奉接，往来祗谒，不替旧敬，衣食杂物，每有荐奉。后皆受而不让。又至其馆，王遇夫妻迎送谒伏，侍立执臣妾之礼。
可知小冯具有一定的自由活动权，而此时她的兄长冯聿还为洛阳尹这样洛阳一带的实权官，小冯的生活便不会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不堪。而很多幽后粉yy幽后在家里当尼姑那几年是所谓“潜力股”，但凡幽后在史书中跟作为父亲的冯熙有一点来往，这话都会更成立一点。
又《小冯传》：后终于瑶光佛寺。
瑶光寺为宣武帝元恪所建，小冯作为先帝妃嫔在此处修行，元恪自然是知情的，这样的证据比许多人什么都拿不出却喜欢yy元恪对幽后有某种不可言说的爱情要实为铁证的多。笔者无意吹嘘小冯与元恪关系多么好，但至少是比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强多了。
4. 李冲李彪之辩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这次冲突划归幽后，隐隐有将李彪划入幽后阵营的趋势，然而这个权力传承逻辑实则是有待商榷的。
第一，李彪能否划归为冯太后势力圈。笔者认为除了冯后临朝时任用的元丕、王睿、张祐、陈建、苟颓这五人外，其他人都很难认为是非常铁的冯后势力，何况在冯后死后继续继承冯后势力。尤其是渤海高氏高允、高闾一系的人，理由如下：
在《礼志三》中，详细记载了冯太后去世后，元宏和一众大臣就三年丧期展开的一系列对话，其中以拓跋休、元简、元禧、元勰、元详为首的宗室，连上三道奏折阻止“三年之丧”，奏折中使用理由很多，但其不愿皇帝终三年之丧的态度非常明确。
高闾对此事的态度是：
高闾对曰：“太古既远，事难袭用，汉魏以来，据有成事。汉文继高惠之踪，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犹垂三旬之礼。孝景承平，遵而不变。以此言之，不为即位之际，有所逼惧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汉称文景，虽非圣君，亦中代明主。今遗册之旨，同于前式。伏愿陛下述遵遗令，以副群庶之情。【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谒。”】
元宏随后答复高闾，此时的风气与魏晋时已有区别，而高闾又答：
高闾对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颇同魏晋，又适於时，故敢仍请。”
元宏回复称自己将“虽存衰服，不废万机，无阙庶政”，又被高闾阻止：
高闾对曰：“君不除服于上，臣则释衰于下，从服之义有违，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
可以看出高闾同样不支持终三年之丧，他只是比拓跋休他们委婉了一点点。
李彪与高闾的态度相同：
秘书丞李彪对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寻以从吉。然汉章不受讥于前代，明德不损名于往史。虽论功比德，事有殊绝，然母子之亲，抑亦可拟。【愿陛下览前世之成规，遵金册之遗令，割哀从议，以亲万机。斯诚臣下至心，兆庶所愿。】”
又言：
李彪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今欲废礼阙乐，臣等未敢。”
意指为冯后服丧对于国内的礼乐建设也是一大伤害。
又言：
李彪对曰：“昔太伯父死适越，不失至德之名。夫岂不怀，有由然也。伏愿抑至慕之心，从遗告之重。臣闻知子莫若父母，圣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难夺，故豫造金册，明著遗礼。今陛下孝慕深远，果不可夺，臣等常辞，知何所启。”
以上所有内容即为《礼志三》中高闾李彪两人阻止皇帝终三年丧期的不完全收录，话题一补再补，但根本内核没有改变，而冯后重用的那几人则在此篇中多无所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很难认同高闾、从高闾处出仕入朝的李彪是冯太后的人。
且李彪于冯后一世实不显贵：
【及文明太后崩，】群臣请高祖公除，高祖不许，与彪往复，语在《礼志》。高祖诏曰：“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廕，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
冯太后在世时，李彪只是一个秘书丞，位于秘书令张祐之下，而张祐在太和十年去世，但凡李彪为冯后所贵，太和十一年至十二年理应升官，何至下一任秘书令为高佑所得，李彪仍为秘书丞，又如何说李彪为冯后所任用、器重？
退一步说，即便将李彪划入冯后的势力范围，他也很难划归幽后，幽后实为冯后以“得病”作为理由赶出宫的，她又如何继承冯后势力？
据《孝文本纪》及《高允传》，可知孝文朝上至五朝老臣高令公，下至六七十岁百姓，都有被诏令治病的记载，唯独幽后一人，是冯后遣送出宫、不予治疗的，而同为妃嫔的高照容又明确有冯后派遣太医治病的记载，如此情境，李彪没有成为王遇那样明言讨厌幽后，屡次以言语攻击幽后的人，可见其实与后宫牵扯不深。
第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李彪能不能和李冲以及太子发生冲突，答案是可以，且就魏书所言，理由已经非常充分。
不妨先来说李冲此人，毫无疑问，李冲实为贤臣，亦是能臣，唯一的问题是他颇有结党嫌疑。
如《宋弁传》：
始，高祖北都之选也，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有恨于冲，而与李彪交结，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谓彪曰：“尔如狗耳，为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为民，弁大相嗟慨，密图申复。
而宋弁作为孝文朝仅次李冲的汉人宠臣，最开始与李彪李冲关系都不错：
弁才学俊赡，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师，见尚书李冲，因言论移日。冲竦然异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显卒，弁袭爵。弁与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为秘书丞，弁自中散。
但是在前文放出的内容中，李冲在孝文对汉人世家排名时，以个人影响力抬举自己的家族，但又打压宋氏，最终招致了宋弁不满，两人分道扬镳。而李彪之所以被李冲状告却得以不死，魏收已然写明，此为“弁之力也”，而绝非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所谓，因李彪与幽后有关，他不愿过多追究。
又如《李冲传》：
【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
上述过程已将两人逐渐有嫌隙的原因写明，李彪为元宏器重后，对与从前提携自己的李冲不再尊敬，而李冲此时已位极人臣许久，向元宏引荐他人的作风连郭祚也别有微词：
初，高祖之置中正，从容谓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应推王琼也。”祚退谓僚友曰：“琼真伪今自未辨，我家何为减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
李冲多推举自己的姻亲，也向来为朝野所推崇，位极人臣多年，他无法容忍昔年自己推荐的人，与自己同留守洛阳、共襄政事之时居然敢跟自己对着干，自然有了后文:
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
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将上述解释为李冲之暴怒，是因为他发现了李彪是陷害元恂的凶手，又曾担任过元恂的老师，勘破阴谋，自然生气，此说颇难采信：
如《李彪传》：【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 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云：“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 终竟不取。
似乎隐隐指出元恂之事或有不清楚之处，然而李冲一封书信告到前线已是太和二十二年，距离元恂被废已近两年时间，若李冲真有如此为太子考虑，当早觉不妥，暗中调查，何至如今方言？且李冲虽为太子少傅，却不过是两位少傅之一，与元恂并无必须捆绑在一起的利益，而另一位太子少傅崔光更是在此后入职元恪东宫，仍为太子少傅，李冲于元恂传中并无出场，亦可见二人联系并不紧密。
李冲其后所言，才是他真正上书表达不满的原因:
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过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
这段开头那句如今才知道李彪之品性，又与这封奏折的开头不符：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才优学博，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达，参与言燕，闻彪评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虽复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矫诈，毒愆非违，厉色正辞，如鹰鹯之逐鸟雀，懔懔然实似公清之操。】臣虽下才，【辄亦尚其梗概，钦其正直，微识其褊急之性，而不以为瑕。】及其初登宪台，始居司直，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佥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臣时见其所行，信谓言行相符，忠清内发。【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很显然，李冲并不像罗新所想那样单纯，他实则早知李彪性格中的瑕疵，只不过那时李彪还依附于他，为他是从，他自然如自己所说“心不承信”，何况李冲已然言明，即便是诸王之贵，李彪也照旧弹劾，包括元宏之弟元干：
干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将纠劾之。【会遇干于尚书下舍，因屏左右而谓干曰：“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 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而干悠然不以为意，彪乃表弹之。高祖省之忿惋，诏干与北海王详，俱随太子诣行在所。既至，详独得朝见，干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无忧悔，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还第。
李彪的性格也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元澄：
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 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讥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交，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
正因在前线的元宏知道这一实情，即“李冲与元澄都在李彪那里感觉到了冒犯”才是上书的真正原因，他才评价到：
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
将这件事讲明白后，再来看元恂之被废，后被处死，李彪又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毫无疑问，此事并不像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所说，元恂被废与后宫妃嫔有任何关系，李彪与元恂的关系也并非最开始就很差，至少在李彪上书时，他与元宏是一样对元恂怀有期待的：
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是岁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体，遗落时事。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上封事七条，曰：
其二曰：《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然后元恂就在献文、孝文、宣武三朝最豪华的东宫配置下长歪了，仅把李彪当人看，他对太子不满难道不是正常心理，何至今人揣测过多？
且在太子被废后，其于北魏朝廷本已成不重要之人，其所谓被污蔑，并无人可以证明。或许有人为了彻底处理他，而不去受理他的手书，然北魏并未有太子复立一事，元恪也已在太子被废一月后成为了新太子。元恂亦并非先前的景穆帝，他年纪太小而没有孩子，从实情出发，他对北魏朝廷的影响已近乎是0。李彪于此事最多有失察之罪，并不能阴谋论到他有意害死太子，元恂已然没有了那种价值。
且若李彪于元恪上位有助力，即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所谓“元恪坐视母亲死亡，以期待幽后举荐他为新太子”，且“李彪又为幽后之人”，登基后他当提拔李彪，事实却是，李彪终元恪一朝，始终待遇平平，若非依附王肃，起复之事亦未可知：
高祖崩，世宗践祚。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其死后追封也不过区区刺史之位，与孝文朝之任用极不符合，亦可见元恪的态度。
1. 关于小冯是否当皇后时期无宠
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喜欢拿《小冯传》里那句：
高祖每遵典礼，后及夫、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
来证明小冯不得宠，很明显是不知道元宏是按照什么礼来设置后宫等级和接见妃嫔的。
如《李冲传》：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
《周礼》是如何解释妃嫔进御的呢？
郑注《周礼》“九嫔”云：“凡御见之法，月与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
只要你能稍微看明白上面这段字，应该是能明白，按照《周礼》，皇后一直处于一个独尊的位置，她进御的比例是远远高于其他妃嫔的吧。北魏的左右昭仪位于三夫人和皇后之间，按照类似《周礼》的记载，进御频率应当是“左右昭仪当一夕”。这也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二十四史全译》中“当夕”是“当晚”的意思，当然，你永远也叫不醒装睡的人。
而北魏皇后与妃嫔的差距还表现在《礼志四》中，即罗夫人去世后，元怿想要为罗夫人服丧时官员的讨论：
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母。《传》曰：‘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源缘，既葬除之。’《传》 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谓公侯枝子，藉父 兄以为称，其母本妾，犹击之于君，不得以子贵为夫人者也。至如应、韩启宇，厥母固自申内主之尊；凡、蒋别封，其亲亦容尽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谓周公制礼而子侄共尊。汉世诸王之国，称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当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轨。魏氏已来，虽群臣称微，然尝得出临民土，恐亦未必舍近行远，服 功衰与练麻也。罗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许载，两裔籓后，并建大邦，子孙盈第，臣吏满国，堂堂列辟，礼乐备陈，吉庆凶哀宜称情典。则不应傍之公第，仍拘先厌。【愚谓可远准《春秋》子贵之文，上祔周汉侯王之体，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贱，】申疏丧之极慕，拟功练之轻悲。诚如此：则三年之丧，无乖于自达；巨创之痛，有遂乎在中，宁成过哀，情礼俱允。”时议者不同，诏服大功。
当时的官员很显然不可能对罗夫人有什么意见，而左右昭仪与皇后同时存在的第一例出现在太武帝拓拔焘一朝，在史书中甚至没有存在感，可见妃嫔与皇后在无意外的情况下是差距很大的。
官员更是直言不讳，罗夫人是因为生下了亲王，以王母之尊，去除了妾室的卑贱，而冯家的昭仪无一所出，又从何高贵？
自太和十七年四月小冯被立为皇后，到太和二十年七月小冯被废，小冯当皇后的时间是可以考证的三年零三个月，而幽后再往多了算，也只不过是小冯的一半时间，一年零八月。
如果真有幽后粉吹嘘的那么得宠，魏收早就在传里像拓跋嗣姚皇后一样，写上一句：
“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
可惜魏收无从下笔，因为没有这样的事实，当然，幽后粉一向是认为《漫长的余生》比《魏书》原文可靠的，真是当世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
2. 关于冯聿和冯夙的官职和爵位对比
如《冯聿传》：脩弟聿，字宝兴，废后同产兄也。位黄门郎、信都伯。
黄门郎：又称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 定为三品中，二十三年改四品上，为门下省侍中之副官，北魏一度甚重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魏书·甄琛传》)，肃宗时与侍中一起被称名“小宰相”。
又《冯聿传》出场的崔光：崔光之兼黄门也，与聿俱直。光每谓之曰：“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聿云：“我家何负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
北魏甚重门下一省，如权臣乙浑为侍中、后为司徒的冯诞为侍中、北海王元详、彭城王元勰皆为侍中，黄门侍郎作为侍中之次，其作为官属的实权当无需怀疑。
因冯夙在太和十八年九月东宫属官大考后就失去了太子中庶子一职，我们此处仅讨论他身上还有的一个员外常侍。
员外常侍：员外散骑常侍，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定为从三品上，二十三年改五品上，为散骑常侍之流外官，属散骑省。正如论文《魏晋南北朝散骑诸官的若干问题研究》中所言，员外散骑常侍在北魏颁布后职员令后由三品直降五品，正是散骑一系逐渐衰落的表现，且散骑省官职本就多为闲官，多加于本官之上，如果身上仅有一个员外散骑常侍作为官职，是绝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的。
元恪朝冯聿复用为河南尹，又在墓志中提到了太中大夫这一官职，按北魏免官复用多低于前官一阶或一品的惯例来看，冯聿若直接复用为河南尹，当属皇帝的额外恩宠无疑，若先为太中大夫后为河南尹，也符合世家子弟起官再转升的惯例。
值得一提的是，冯聿的信都伯于个人传记中并未提到例降一事，这并不符合太和十六年五等开建的规定。如前封为长乐王的穆亮，出现在太和十八年的《吊比干碑》中已然变成了长乐公。而墓志亦以信都伯一爵代称冯聿，墓志在朝廷允许的情况下一般记载为此人得到的最高爵位，如穆亮妻尉氏则在自己墓志中称呼穆亮为长乐王，此爵位有可能是小冯当上皇后后，给予皇后亲属的一种恩封。
冯夙的爵位则是由冯后给予，于孝文朝多次削爵，其虚封地北平的大小和人口，都远不如信都一县。北魏的虚封爵之间亦有差距，如元恪朝册封的万户公主仅有元怿之女和同母弟元怀之女，虚封地的规格亦是身份的体现。
幽后传中提到“同母弟北平公冯夙”能否证明冯夙在幽后被立为皇后后由太和十八年的侯爵升为公爵，答案是证明不了，由王遇便可知此例：
如《王遇传》：加员外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富平县子。迁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县公。拜吏部尚书，例降为侯。】可知太和十六年，王遇已然例降。
然而当王遇出现在《冯熙传》中被元宏安排给冯熙办丧事时，却记载为：将迁洛，高祖亲与熙别，见其困笃，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师万一，即可监护丧事。”】
第一批迁入洛阳在太和十七年，第二批在太和十八年，完成迁洛在太和十九年底，无论以上哪个时间，王遇都已经例降。不过有些人的性缘脑自然会吻上来，不必多言。
3. 小冯的后来
根据《魏故比丘尼统法师僧芝墓志铭》所写：皇上登极，皇太后临朝，尊亲之属既隆名义之敬踰重，而法师谦虚在己，千仞不测其高容养为心，万顷无拟其广。孝文冯皇后、宣武高太后逮诸夫嫔廿许人及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王肃之夫人谢氏，乃是齐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庄之女越自金陵，归荫天阙。
可知小冯在被废后跟随僧芝修习佛法，僧芝在冯后时已然受到恩待：以太和之初文明太皇太后圣镜域中、志超俗表，倾服徽猷，钦崇风旨，爰命驿车，应时征辟。及至京都，敬以殊礼。
又《王遇传》：遇自以常更奉接，往来祗谒，不替旧敬，衣食杂物，每有荐奉。后皆受而不让。又至其馆，王遇夫妻迎送谒伏，侍立执臣妾之礼。
可知小冯具有一定的自由活动权，而此时她的兄长冯聿还为洛阳尹这样洛阳一带的实权官，小冯的生活便不会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不堪。而很多幽后粉yy幽后在家里当尼姑那几年是所谓“潜力股”，但凡幽后在史书中跟作为父亲的冯熙有一点来往，这话都会更成立一点。
又《小冯传》：后终于瑶光佛寺。
瑶光寺为宣武帝元恪所建，小冯作为先帝妃嫔在此处修行，元恪自然是知情的，这样的证据比许多人什么都拿不出却喜欢yy元恪对幽后有某种不可言说的爱情要实为铁证的多。笔者无意吹嘘小冯与元恪关系多么好，但至少是比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强多了。
4. 李冲李彪之辩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这次冲突划归幽后，隐隐有将李彪划入幽后阵营的趋势，然而这个权力传承逻辑实则是有待商榷的。
第一，李彪能否划归为冯太后势力圈。笔者认为除了冯后临朝时任用的元丕、王睿、张祐、陈建、苟颓这五人外，其他人都很难认为是非常铁的冯后势力，何况在冯后死后继续继承冯后势力。尤其是渤海高氏高允、高闾一系的人，理由如下：
在《礼志三》中，详细记载了冯太后去世后，元宏和一众大臣就三年丧期展开的一系列对话，其中以拓跋休、元简、元禧、元勰、元详为首的宗室，连上三道奏折阻止“三年之丧”，奏折中使用理由很多，但其不愿皇帝终三年之丧的态度非常明确。
高闾对此事的态度是：
高闾对曰：“太古既远，事难袭用，汉魏以来，据有成事。汉文继高惠之踪，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犹垂三旬之礼。孝景承平，遵而不变。以此言之，不为即位之际，有所逼惧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汉称文景，虽非圣君，亦中代明主。今遗册之旨，同于前式。伏愿陛下述遵遗令，以副群庶之情。【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谒。”】
元宏随后答复高闾，此时的风气与魏晋时已有区别，而高闾又答：
高闾对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颇同魏晋，又适於时，故敢仍请。”
元宏回复称自己将“虽存衰服，不废万机，无阙庶政”，又被高闾阻止：
高闾对曰：“君不除服于上，臣则释衰于下，从服之义有违，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
可以看出高闾同样不支持终三年之丧，他只是比拓跋休他们委婉了一点点。
李彪与高闾的态度相同：
秘书丞李彪对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寻以从吉。然汉章不受讥于前代，明德不损名于往史。虽论功比德，事有殊绝，然母子之亲，抑亦可拟。【愿陛下览前世之成规，遵金册之遗令，割哀从议，以亲万机。斯诚臣下至心，兆庶所愿。】”
又言：
李彪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今欲废礼阙乐，臣等未敢。”
意指为冯后服丧对于国内的礼乐建设也是一大伤害。
又言：
李彪对曰：“昔太伯父死适越，不失至德之名。夫岂不怀，有由然也。伏愿抑至慕之心，从遗告之重。臣闻知子莫若父母，圣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难夺，故豫造金册，明著遗礼。今陛下孝慕深远，果不可夺，臣等常辞，知何所启。”
以上所有内容即为《礼志三》中高闾李彪两人阻止皇帝终三年丧期的不完全收录，话题一补再补，但根本内核没有改变，而冯后重用的那几人则在此篇中多无所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很难认同高闾、从高闾处出仕入朝的李彪是冯太后的人。
且李彪于冯后一世实不显贵：
【及文明太后崩，】群臣请高祖公除，高祖不许，与彪往复，语在《礼志》。高祖诏曰：“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廕，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
冯太后在世时，李彪只是一个秘书丞，位于秘书令张祐之下，而张祐在太和十年去世，但凡李彪为冯后所贵，太和十一年至十二年理应升官，何至下一任秘书令为高佑所得，李彪仍为秘书丞，又如何说李彪为冯后所任用、器重？
退一步说，即便将李彪划入冯后的势力范围，他也很难划归幽后，幽后实为冯后以“得病”作为理由赶出宫的，她又如何继承冯后势力？
据《孝文本纪》及《高允传》，可知孝文朝上至五朝老臣高令公，下至六七十岁百姓，都有被诏令治病的记载，唯独幽后一人，是冯后遣送出宫、不予治疗的，而同为妃嫔的高照容又明确有冯后派遣太医治病的记载，如此情境，李彪没有成为王遇那样明言讨厌幽后，屡次以言语攻击幽后的人，可见其实与后宫牵扯不深。
第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李彪能不能和李冲以及太子发生冲突，答案是可以，且就魏书所言，理由已经非常充分。
不妨先来说李冲此人，毫无疑问，李冲实为贤臣，亦是能臣，唯一的问题是他颇有结党嫌疑。
如《宋弁传》：
始，高祖北都之选也，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有恨于冲，而与李彪交结，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谓彪曰：“尔如狗耳，为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为民，弁大相嗟慨，密图申复。
而宋弁作为孝文朝仅次李冲的汉人宠臣，最开始与李彪李冲关系都不错：
弁才学俊赡，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师，见尚书李冲，因言论移日。冲竦然异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显卒，弁袭爵。弁与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为秘书丞，弁自中散。
但是在前文放出的内容中，李冲在孝文对汉人世家排名时，以个人影响力抬举自己的家族，但又打压宋氏，最终招致了宋弁不满，两人分道扬镳。而李彪之所以被李冲状告却得以不死，魏收已然写明，此为“弁之力也”，而绝非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所谓，因李彪与幽后有关，他不愿过多追究。
又如《李冲传》：
【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
上述过程已将两人逐渐有嫌隙的原因写明，李彪为元宏器重后，对与从前提携自己的李冲不再尊敬，而李冲此时已位极人臣许久，向元宏引荐他人的作风连郭祚也别有微词：
初，高祖之置中正，从容谓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应推王琼也。”祚退谓僚友曰：“琼真伪今自未辨，我家何为减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
李冲多推举自己的姻亲，也向来为朝野所推崇，位极人臣多年，他无法容忍昔年自己推荐的人，与自己同留守洛阳、共襄政事之时居然敢跟自己对着干，自然有了后文:
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
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将上述解释为李冲之暴怒，是因为他发现了李彪是陷害元恂的凶手，又曾担任过元恂的老师，勘破阴谋，自然生气，此说颇难采信：
如《李彪传》：【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 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云：“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 终竟不取。
似乎隐隐指出元恂之事或有不清楚之处，然而李冲一封书信告到前线已是太和二十二年，距离元恂被废已近两年时间，若李冲真有如此为太子考虑，当早觉不妥，暗中调查，何至如今方言？且李冲虽为太子少傅，却不过是两位少傅之一，与元恂并无必须捆绑在一起的利益，而另一位太子少傅崔光更是在此后入职元恪东宫，仍为太子少傅，李冲于元恂传中并无出场，亦可见二人联系并不紧密。
李冲其后所言，才是他真正上书表达不满的原因:
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过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
这段开头那句如今才知道李彪之品性，又与这封奏折的开头不符：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才优学博，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达，参与言燕，闻彪评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虽复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矫诈，毒愆非违，厉色正辞，如鹰鹯之逐鸟雀，懔懔然实似公清之操。】臣虽下才，【辄亦尚其梗概，钦其正直，微识其褊急之性，而不以为瑕。】及其初登宪台，始居司直，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佥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臣时见其所行，信谓言行相符，忠清内发。【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很显然，李冲并不像罗新所想那样单纯，他实则早知李彪性格中的瑕疵，只不过那时李彪还依附于他，为他是从，他自然如自己所说“心不承信”，何况李冲已然言明，即便是诸王之贵，李彪也照旧弹劾，包括元宏之弟元干：
干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将纠劾之。【会遇干于尚书下舍，因屏左右而谓干曰：“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 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而干悠然不以为意，彪乃表弹之。高祖省之忿惋，诏干与北海王详，俱随太子诣行在所。既至，详独得朝见，干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无忧悔，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还第。
李彪的性格也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元澄：
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 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讥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交，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
正因在前线的元宏知道这一实情，即“李冲与元澄都在李彪那里感觉到了冒犯”才是上书的真正原因，他才评价到：
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
将这件事讲明白后，再来看元恂之被废，后被处死，李彪又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毫无疑问，此事并不像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所说，元恂被废与后宫妃嫔有任何关系，李彪与元恂的关系也并非最开始就很差，至少在李彪上书时，他与元宏是一样对元恂怀有期待的：
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是岁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体，遗落时事。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上封事七条，曰：
其二曰：《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然后元恂就在献文、孝文、宣武三朝最豪华的东宫配置下长歪了，仅把李彪当人看，他对太子不满难道不是正常心理，何至今人揣测过多？
且在太子被废后，其于北魏朝廷本已成不重要之人，其所谓被污蔑，并无人可以证明。或许有人为了彻底处理他，而不去受理他的手书，然北魏并未有太子复立一事，元恪也已在太子被废一月后成为了新太子。元恂亦并非先前的景穆帝，他年纪太小而没有孩子，从实情出发，他对北魏朝廷的影响已近乎是0。李彪于此事最多有失察之罪，并不能阴谋论到他有意害死太子，元恂已然没有了那种价值。
且若李彪于元恪上位有助力，即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所谓“元恪坐视母亲死亡，以期待幽后举荐他为新太子”，且“李彪又为幽后之人”，登基后他当提拔李彪，事实却是，李彪终元恪一朝，始终待遇平平，若非依附王肃，起复之事亦未可知：
高祖崩，世宗践祚。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其死后追封也不过区区刺史之位，与孝文朝之任用极不符合，亦可见元恪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