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十两银锭的历时性变化
明代早期的五十两银锭税种以田赋折色及其派生银为主，常见的“金花银”或“花银”铭文即来源于此。《明史》记载“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43]。这些早期税收折银可能以碎银的形式被征收并运输到中央，再由以银作局为代表的内府机构统一生产铸成五十两银锭。永乐十六年（1418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时期的云南银锭虽为地方生产，但银锭的性质均为专项收入银，生产过程受到了中央的严格监督，其形制与中央内府铸造的银锭基本一致，可能体现了明代早中期中央主导开发云南银矿资源的历程。明代中晚期，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直接影响了税银应用范围与流转方式。一条鞭法通过折银的方式实现全部赋役的征收，“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立法颇为简便”[44]，在此税赋政策下，白银正式进入国家经济体系。这一税收思想开始于嘉靖时期[45]，嘉靖八年（1529年），户部尚书奏请“各处解到库银，率多细碎，易起盗端，乞行各府州县，今后务将成锭起解，并纪年月及官吏银匠姓名”[46]，提议将在各地方征收的细碎银子铸造成银锭进行押解。而后，山东、山西等各地方税银解纳之前均先在当地铸造成五十两每锭，“各该州县今后解纳银两，俱要五十两为一锭，用工部原降天平法字秤收”[47]。这一时期五十两银锭与明早期主要用于结算俸禄和提交专项收入不同，它是从全国各地方向中央缴纳各类税赋最主要的运输形式，由各地方将征收的碎银重新熔铸成锭之后向国家押解。银锭铭文也显示明代晚期的五十两银锭铭文中的生产单位则均为地方政府，不见内府机构生产的银锭，说明银锭生产地点发生了下移，进而导致了明代晚期银锭形制的多样化。随着白银货币职能的逐步发展，针对五十两银锭重量与成色的监管也变得愈发严格。由于明代白银始终以称量货币的形式流通，重量和成色是衡量白银价值的实际尺度。依据已公布银锭重量和铭文中的铸造年代信息绘制图六，显示明代银锭重量的标准化程度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最终稳定在五十两标准重量1865克附近[48]。由此可见，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虽然银锭形制逐渐多样化，作为五十两银锭价值衡量的重量监管趋于严格。检索文献可知，明政府为了确保银锭重量的问题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监管措施。嘉靖年间，明政府规定各州府县所用重量以工部砝码为准[49]。万历时期开始，旧砝码的校正受到重视，为做到砝码不至偏轻或偏重，各地方也提出了各自的校正砝码措施[50]。而后，为避免因标准砝码损耗与校准方法不同而导致的重量区域间差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砝码校正制度。崇祯年间户部尚书建议：“凡解官领银即将银一锭与原发去法马一枚，共放一封付入鞘内，以为余锭之准，事完领回。”[51]每次押解银锭时，同时携带一枚地方使用的重量砝码，用该砝码检查银锭的重量，并对砝码进行校准，无误再领回地方。这保障了全国银锭称兑的相对精准，使得明代晚期各地五十两银锭的精密度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