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基则更露骨，其作于洪武六年的《望蕲州》，想念蒙元统治的好时光，仇恨反元义军坏了他继续做蒙元奴才的好梦，“兹山独储英，群雄出其间。遂为祸乱阶，滋蔓莫可删”。而此时杨基的身份，已经是明朝官员，其人汉奸心理之深入骨髓至于如此。
其他如赵汸《东山存稿》 称元帝为圣天子，称反抗元暴政之义军为盗贼，不足平。钱穆讥之云：往日鄙视以为不足平之盗贼，今已俨然为吾之朝廷。往日所欲报之朝廷，今已为塞外之亡虏，事变出于当时儒生之想象，无怪乎其心怀惶惑，进退无据。
鲍深起兵助纣为虐，为元寇之帮凶，镇压反元起义，然被元军捉住，险些被杀，其无耻可怜情状亦堪一叹。
陶宗仪之《南村辍耕录》也奴态可掬，其书劈头是“大元宗室世系”，接着是“列圣授受正统”，这所谓列圣，乃是蒙元历代头目。在“平江南”条则云，蒙元不嗜杀人，故混一职方云云，近于说梦。又一条则把蒙元头目忽必烈说成和平爱好者，之所以灭南宋，乃是南宋自己作死杀了蒙元使者云云，所谓“始之以拘留使者，肇天兵之兴，终之以误杀使者激世皇之怒耳”。
还有如曾任明朝官职的叶子奇《草木子》，也多肉麻颂元之辞，称反元义军为寇为贼。
这些文人对蒙元如此眷恋无穷，真是因为蒙元统治有多好，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蒙元之恶政暴行么？也不尽然。元统治者之恶行，即便抱有汉奸心理之文人，也难以完全掩盖。
如元末孔齐的《至正直记》记载：
“德佑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余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德祐是南宋年号，对应的元朝年号即至元十三年，这个扬州至中原七百余里无人烟，是蒙元灭绝人性屠杀所至。至正甲午则是元末至正十四年，如荒野，也是元寇镇压义军，疯狂屠杀的结果。从元初到元末，元寇骇人听闻之凶残暴行，一以贯之，始终未变，这是竭力粉饰的汉奸文人都心知肚明的。把历史事实和这些文人歌颂的所谓大元宽仁德政对比，实在有讽刺意味。
若说军队之屠杀还可推诿到军纪松弛，那么统治者个人之恶行，蒙元在历代中也是突出的。后来元帝之荒淫不必说了，就是开国之忽必烈，都表现出毫无理性的淫虐。《山居新话》记载，至元十三年，元寇把南宋的谢、全两太后以及后宫所有妃子宫女从杭州出发一路押解至忽必烈驻扎之上都，后妃中有朱夫人、陈才人和两名侍女不愿受辱，自缢而死，并留遗诗云：
“不免辱国，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亲。……身受宋禄，羞为北臣。大难既至，劫数回轮。妾辈之死，守于一贞。焚香设誓，代书诸绅。忠臣义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
按常理，再凶虐之君，对一国后妃不至于太放肆。再退一步，最起码的底线是尊重死者。但忽必烈这个暴君的表现，则超出常人想象，人都死了，还不罢休，居然下令把尸骸暴露在外示众，并丧心病狂的砍下四女头颅，将之悬挂在全太后寓所，以作警告。对以死保全清白与尊严之烈女，尚要毁辱其尸身，不肯成全其遗愿。其凶残淫虐在历代暴君中也属罕见。南宋朝廷之太后嫔妃所受淫辱虐待也可想而知。
此外忽必烈治下彻底挖掘南宋所有皇帝坟墓，踩踏倒挂宋帝尸体，用牛马枯骨和尸骨混杂，造塔镇压，这种骇人听闻的恶行也是元末文人知晓的事实。换作任何一个汉人朝代，若有此暴行，其君主在文人口中必定成为与夏桀殷纣并论的独夫暴君。在元末一帮文人嘴里却全都轻描淡写，责任都推到手下鹰犬头上。忽必烈成了宽厚仁德之圣人了。
至于元末统治之黑暗暴政，更是当时文人身历亲睹，即便是以肉麻言辞颂圣的刘基，也有记录。
早在至顺四年，尚未有大规模起义时，刘为应试赴北方，已目睹元朝治下各地残破、官吏昏暴情状，其《北上感怀》中写“奈何簿书曹，暴慢蔑至理”，“呜呼草莽露，惨恻沟渎委。闻之犹鼻酸，见者宜顙泚。踰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藟。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徒垒。……，去年人食人，未识弟与姊”
《过东昌有感》中写道：“白杨号悲风，蔓草杳漠漠。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赈卹付群吏，所务惟刻削。征讨乏良谋，乃反恣剽掠。”
至于南方的情况，其在《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写道：
“官司职防虞，当念怀善良。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所以获众心，即此是仞墙。奈何纵毒淫，反肆其贪攘。破廩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橐，暮归荷丰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官司大惊怕，弃鼓撇旗枪。窜伏草莽间，股慄面玄黄。窥伺不见人，沸江走伥伥。可中得伙伴，约束归营场。顺途劫寡弱，又各夸身强。将吏悉有献，欢喜赐酒觞。杀贼不计数，纵横书荐章。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膓。遂令父子恩，化作虿与蝗。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偿。”
《感时述事十首》云：
“古人有战伐，诛暴以安民。今人尚杀戮，无问豹与麟。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何为昧自反，一体含怒瞋。斩艾若草芥，虏掠无涯津。况乃多横敛，殃祸动輒臻。人情各畏死，谁能坐捐身。所以生念虑，啸聚依荆榛。暴寡惮强梁，官政惟因循。将帅各有心，邈若越与秦。……见贼但趦趄，逢民辄俘虏。腰缠皆金银，衣被俱绣组。所过恶少年，改服投其伍。农家劫掠尽，何人种禾黍。盗贼有根源，厥咎由官府。任将匪能贤，败衂乃自取。……贪臣务聚财，张罗密于氊。厉禁及鱼虾，卤水不得煎。出门即陷阱，举足遭缠牵。炰烋用鞭箠，冤痛声相连。高牙开怨府，积货重奸权。分摊筭户口。渗漉尽微涓。官征势既迫，私贩理则然。遂令无赖儿，睚眦操戈鋋。出没山谷里，陆梁江海边。”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也记载有蒙元恶政之歌谣，并表示切中时弊：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右《醉太平》小令一阕，不知谁所造，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弊。”
可以说元朝统治从始至终之残暴黑暗的事实，这些文人或多或少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们何以能昧着良心，颠倒黑白，对蒙元歌功颂德，乃至元亡之后还眷恋无穷呢？

我觉得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是民族压迫政权下普遍形成的奴性心理。
侵略和大规模民族压迫之下，必然导致大多数人的心理变态扭曲。过去有一个误解，以为满清有文字狱，蒙元似乎文字方面管理宽疏，为害尚浅。但从元末文人的心理状态来看，这恐怕也是一厢情愿。即便没有大规模文字狱，只要是民族压迫政权，也依旧会让知识阶层的心理普遍变态。
这种心理变态的基础，应该是一开始就对统治者有一种低三下四的奴才心理。对方是异族统治者，所以绝不敢用正常的标准来衡量期待。对方征服之时，没有把江南平民尽数屠杀，已属大恩厚德，让这些奴才文人铭感五内，顶礼膜拜。等于自动按上了一层心理滤镜，在这层心理滤镜的作用下，元朝统治者所有凶残昏淫之暴行都被淡化漠视，偶有微善，则百般强化渲染。不断心理催眠之下，元朝文人就形成一种变态的奴性人格。
此种变态奴性心理在元末文人的笔记中随处可见。比如《山居新话》把一汉奸引忽必烈渡河助其侵略，传为美谈。《遂昌山人杂录》津津乐道于元初苏州汉奸官员赵全残酷迫害反抗蒙元之南宋遗民，而对征收赋税受罚者则惺惺作态作出一副慈悲嘴脸，因而如何得民拥戴云云：
“时吴守则赵公，讳全也。吴方内附，顽民时陆梁，其犷甚。故犯法者擒至加锤掠，侯必叱令痛捶楚，虽死不贷。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侯必瞑目嗟叹曰：‘以征科受薄罚，其何忍加重焉？’”
讽刺的是这条不遗余力为异族统治者卖命效力的走狗，最终是被其异族主子折辱而死。其从苏州调到杭州，杭州有蒙古宗室大臣镇守，“久之，不胜大臣之所折辱也，竟卒于杭”。
《遂昌山人杂录》又有一条记录汉人御史被蒙古醉汉殴打而谄然安受之奴态。“冯公，讳翼，字君辅，为中台监察御史，时尝与一蒙古御史并马行”。
蒙古御史的马矫健，走在前面。冯翼的马老廋，走在后面。一个蒙古醉汉，看见冯，大概就有欺凌的欲望。用马鞭连抽冯翼三四下。前面的蒙古御史回头看见，喊了起来，要抓人。结果冯翼连忙摇手：没事，没事。（原文为“冯举手谢曰：‘无是，无是’”）。蒙古御史到监察院把事情对同僚说了，等冯也到了，众人问冯，冯又矢口否认（“冯谢以无有”）。那个蒙古御史就怒了，质问“难不成是我在撒谎？”冯只得承认事实，然后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自己本是疏远下寮，能被朝廷提拔当御史，已经感恩戴德，怎么还能和醉汉计较云云。
杂录记载这个故事，是当成美事赞叹宣扬的。意思是冯公胸襟宽广，身为御史，被一个蒙古醉汉当街殴打，蒙古官员都看不下去，他还能装没事人一样，倾尽心思为蒙元主子着想，建言上策云云。
这种唾面自干的奴才心态，毫无廉耻的程度，让人啧啧称奇。当汉奸当到这种基本人格都不要的地步，也是一奇。
《至正直记》也有条记载。许静仁，乃元初著名文人许衡之子，很以其父受忽必烈赏识提拔自傲，所谓“以门第自高”，常拿其父的汉奸历史来夸耀，“每说及乃父奉旨之荣，口称先人者不一。”有一个叫袁伯长的做打油诗嘲讽曰：“祭酒许敬仁，入门鞑靼唤。出门传圣旨，口口称先人。”
这个许静仁推崇蒙古习气，会说“国语”（即蒙古语），一发怒就满嘴蒙古话来骂人，“阿剌”、“花剌”之类不绝于口。（“概敬仁颇尚朔气，习国语，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为诮也。”）
《至正直记》作者把这当做轶事趣闻，还借用元代另一汉奸文人邓文原（邓文肃公）的态度，对袁伯长之讥嘲不以为然，“邓文肃亦薄伯长”。
了解元代文人这种普遍存在的变态奴性心理，那么对元末明初一帮文人对蒙元眷恋无穷的奇葩表现，也就不会觉得那么突兀。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近乎范本的展示。

第二个原因是逆向筛选机制
以情理而论，总不至于所有文人都是这个德行。但何以元末明初声名显赫之文人都表现出很强的汉奸心态呢？
这或是异族政权之下，反抗性强，更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因为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生活往往潦倒。其后代因为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就多半退出了知识阶层。过了六七十年，到元末时，那些能有足够优裕的物质条件，接受良好教育的文人，往往来自于那些在蒙元统治下活得舒服，有长久汉奸心理传统的家族群体。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有反抗血性者，反而在下层阶级中更多一些。
第三是权衡自身利弊得失之结果。
说元末文人不知道华夷之辨，民族大义之类的道理。那未免太低估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如杨维桢者，甚至专门写过《正统辨》，给元统治者上书，为南宋争正统。以为元当接宋统，而不当接辽金之统。其描述契丹之始“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又言“夫辽，固唐之边夷也”。其固知华夏之可贵，夷狄之可鄙也。其文多引《春秋》及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为据，又岂有不知春秋尊王攘夷之义，不知朱子纲目中亦有“变华为夷，岂不哀哉”之论的道理。然杨维桢引春秋，则只言大一统，决口不提攘夷狄。其固知蒙元本身即是夷狄也，为现实利害考虑，自然能规避就规避。而到了元亡明兴，这帮文人为自身利害考虑，则更要竭力规避华夷之辨，把元列入正统。道理很简单，如果真按春秋大义，儒家尊华夏攘夷狄的观念，那么他们依附蒙元统治的行为，完全就是倒行逆施，丧尽廉耻，不说遗臭万年，也是让后人提及他们的名字就觉可耻可羞。
朱元璋义军，本来打的是堂堂正正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是直接承接宋朝之正统，而视蒙元为伪政权。所以才有“日月重开大宋天，山河奄有中华地”之口号，而这个口号又直接演变自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之旗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这都是明明白白光复华夏之政权接续的是宋朝之统，而非元统。这说明元朝民间文人和百姓，有相当明确清晰的民族大义的观念。但到了朱元璋大量吸收高级文人进入政府，则其文书中对蒙元态度，就变得暧昧，甚至温情脉脉。吴元年之北伐檄书已经呈现两种观念调和折中的味道，既声明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义，又把蒙元统治说成天授，赋予蒙元伪政权以合法性。
而到了洪武元年登基之诏书，则完全赤裸裸出自抱有汉奸心理的元末文人之手矣，乃至出现了“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之类令人格格作呕的言辞。钱穆对此，尤其不解。盖铁木真之时，宋祚尚在，正统尚在，何以直接把铁木真之流吹嘘为真人？钱穆质问“当时秉笔之士，何为谄媚胡元，一至于此？”“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其实说不可思议，还是可以思议的。这其中利害关系是很明白。把元归为正统，那么元明之交替，不过是个气运转移的问题。所以元末这帮文人，为蒙元效力，乃是效力于正统。而到明朝为官，则可以解释成为元朝气运已终，效力新朝，也是识时务。如果不想为官，则是有气节，从一而终。总而言之，他们都可以给自己立牌坊。
这帮人最关心的倒还不是肉身，而是名声。一旦真阐明了华夷之辨的民族大义，让明朝接续宋朝之统，那这些元代文人的所作所为就只能成为世人鄙视不齿的对象，成为过街老鼠，永远抬不起头来。
对于重视后世名声的文人，这层利害关系，自然是容易想明白。所以哪怕是装傻也要装到底。即便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要给蒙元正统的地位。
只可惜，朱元璋被这帮文人彻底带到沟里去了。本来明明白白，是历代以来得国最正之君主，结果楞被这帮文人给坑成了做贼起家。凡是反元的义军，到了元末明初文人嘴里都成了贼，都成寇，就算承认军纪其实远比元军强，那也是贼寇。而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奸**女的元军仍旧是所谓官军。连明朝官方组织修撰的《元史》都是这个口径调子。元史仅修两年就完毕，完全按照一帮蒙元余孽文人的意志来编写。连朱元璋本来和龙凤政权的正当关系，都从此变成了见不得人，要被切割处理。中国历史上，反抗秦朝之陈胜吴广都被列入世家，视为有功之正面人物。结果到了明初，连政权创立者开始所属之政权都被文人污名化成了贼寇，简直是千古未有之咄咄怪事。
朱元璋后来大概是缓过神来，有些回味过来的。其对元朝遗留下来的这帮文人特别苛刻，也是有原因。只是木已成舟，有些东西，也没办法扭转过来，这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明初成长起来的文人如方孝孺等已经看明白这个问题，还有专文论述，明确宣告蒙元乃是伪政权，蒙元治下反抗官府者绝不应加以贼寇之恶名。还定义了正统和变统的概念，蒙元只能列入变统，不当列入正统。其火力所向明显是针对元末明初这帮伪儒。可惜方孝孺死于靖难，这个大是大非，终明之世没有得到官方正式澄清。其恶果之一是，明末清初一些人做汉奸也有了更多借口理由。
这个问题，其实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包括韩林儿之死与此的关系。可以留待另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