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国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建其精神品格的基础性力量，深入研究传统农学对于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意义重大。研究传统农学，其历史分期问题自不可忽视。已有相关成果虽多分期而论，但基本上是对政治史、社会史分期框架的袭用，缺乏理论自觉与反思，即是说将之作为预设前提而未加省察。就笔者所见，似仅冯有权《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笔触涉此 ，故不揣窳陋撰成此文，或对推动新时期中国农学史研究发展有所裨益。

一、政治史、社会史分期框架下中国农学史分期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农学会创办的《农学报》每期都刊有翻译的国外农学论著或中国传统农书内容，这是传统农学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第一次曝光。自此以降，中国传统农学研究已有120多年历史。其第一个阶段（清末民国时期）以汇集、整理相关文献为主，对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内容展开全面研究则要到第二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社会总体科技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尚相当落后，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方式跟传统社会相差无几，因此中央政府提出了“整理祖国农学遗产”“古为今用”的号召，故而当时学界对传统农学的研究以“致用”为目的，即用传统农学知识指导现实农业生产活动。用著名农学史家石声汉的话说，就是“作科学的分析，择取其中有用的，以实践验证后，改进提高，让它们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效果”。这就决定了当时学者不会真正从“史”的角度看待传统农学，1950年代受农业部之命集体撰写（万国鼎主持）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即是显例：其一再阐明编写原则是“古为今用”，是“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服务”；章节多以经典农书书名冠目，汲汲于讲求其所记载的土壤耕作、栽培管理、施肥灌溉等知识，而未对中国农学史进行分期。作为第一部题名为“中国农学史”的、由众多著名农史学者合作的开山巨著，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方式完全过渡到现代农业模式（以化石能源和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及药剂、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等为标志），传统农学知识显然已不能再“古为今用”、再拿来“指导农业生产”了。同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传统农学研究逐渐完成历史学转向，认识、发掘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潜在价值取向。此期标志性成果是梁家勉衔命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作者虽多有原《中国农学史（初稿）》班子成员，虽序言仍指出“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但却更强调：“对传统农业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分析，正确认识它的生命力及其局限性”，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因此《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史”的意识更加明确：分整个农学史为原始社会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8个阶段，并以此结构全书，可谓传统农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虽出版晚至1980年代末，但1979年即在农业部推动下实施，因此其领风气之先实属当然。此后分期讨论农学史成为共识，如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一书分为先秦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4个阶段；稍晚曾雄生《中国农学史》承之，并指出：“一般将中国农学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年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代9个阶段。非常明显，虽然这些分期方式在具体阶段划分方面不尽相同，但都是在王朝史分期框架下进行的——故每一阶段起讫皆与王朝始终相一致。至于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分期法？此种分期法所从何来？是否是好的分期法？却未被探讨过。
历史是一个过程，时间自然是分期的首选依据，最简单的就是分成过去（古、古代——《说文》训古曰“故”，即过去）和现在（今、当代）。阅时愈久，古代愈长，则再将其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如《孟子》云：“古者棺椁无度”；《韩非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这种分法除了降低习史难度，对认识、理解历史发展并无多大帮助；另一方面，历史虽包罗万象，但政治是历史演进、社会形态嬗递的主要内容，因此从政治史、社会史角度对历史进行分期就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分期方式。如孔子“以‘道’的行与隐为标准，将历史划分为大同和小康两个阶段；墨子以‘三代圣王’为标志将历史分为古、今两个阶段；孟子以尧舜为界，将历史划分为圣人之治和暴君之治两个阶段” 。后世史家偶亦有祧嗣之者，如郑樵据官员世袭与否划历史为两期：“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马端临据君主权力来源亦划为二期：唐虞以前行禅让，是公天下；夏商周三代以后为世袭，是私天下，秦以后更为其极，“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 。这种分期方法必具真知灼见者方可为，势难成一定之规，故而影响不著。最有影响的政治史分期方式则源于班固 ，其站在汉王朝统治立场撰《汉书》断代为史，王朝轮替，依据至为显明，故后世祖述不绝。
农学史中的王朝史分期框架根源固如上述，但其直接范型却是社会史分期框架。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古代史分期的大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分期探讨及三十年代实质为社会形态发展史论战的“社会史大论战”两场讨论的延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后形成了把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流看法。但这种分期法封建社会时间过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进一步将之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大阶段，前期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中期包括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后期包括明清。一时之间，这一分期方式成为圭臬，各种历史学著述率遵奉之。因此，一当中国农学史研究目的和价值取向由“古为今用”转到“历史文化”而需要分期时，自然而然沿袭上述分期法以为用。如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的、研究实践上最早涉及农学史分期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下册，就与上册不同，虽全书结构仍以农书为纲，却间以朝代名篇（第十章《隋唐五代的农业和农业技术》、第十三章《明清的农业和农书》），并在最后一章提出应将传统农学发展历史分为战国、封建前期（秦汉至南北朝）、封建中期（隋唐五代宋元）、封建后期（明清）四个阶段的看法。当然，这种社会史分期法未必一定称及五个社会发展阶段，更多的仅以王朝史分期形式出现，如通常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之分法，本质就是封建社会前期、中期、后期。赘言之，此种王朝史分期形式上是政治史框架，实质上是社会史（社会形态史）框架。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史、社会史整合的新框架。

二、中国农学史分期的目的和标准
历史为什么要分期？蒙文通有一个比喻：“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傅斯年说得更加明白：
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
则历史分期目的一是“察其递变之迹”，即为了考察历史发展演变之轨迹；二是“振其纲领之具”，即为了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及特点。总之，如同不把长江分成上游、中游、下游就不能准确地描述长江走向及水文特征一样，不对历史分期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
中国农业起源甚早，从考古材料看已有逾万年历史。在此漫长的过程中，先民自生产实践经验中总结、掌握的相关知识渐多，逐渐形成一门专门学问——传统农学；反过来说，传统农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传统社会农业生产的相关科学技术知识。显然，中国农学史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只有对之加以分期研究，才能获致正确的认识，亦即对传统社会农业知识体系历时性发展演变的正确认识——这就是对农学史加以分期研究的目的。今所谓农学，广义指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基础科学、生产科学、工程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知识的总和；中义指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科学知识，如农艺学、林学、兽医学、水产学等；狭义指种植业相关知识，如作物学、园艺学、土壤学、育种学、植物保护学等。在传统社会，农业、农学也有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过程。因此，农学史分期研究的目的，具体地说，一是要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的、标志性的成就，二是要揭示传统社会农业、农学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过程，三是要揭示传统农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外部条件。
分期依据不同，自可作出不同的阶段划分，前揭政治史、社会史框架下的中国农学史分期就是一例。这种分期法是否合适呢？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时间跨度一般都在数十年、数百年之上，则不同王朝之政治经济、社会面貌、思想学术必然有所不同，传统农学（及其它传统科学）当然也如此，就是说政治史、社会史框架下的农学史分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职是之故，农学史采用政治史、社会史分期法几被视为不言自明之理——但细究起来，这种分期系据政治史、社会史标准所得出，而非依据农学史本身演进所得出；这种分期框架下农学史各阶段之不同系据不同王朝、不同时段所见知，而非依据农学史本身演进所见知。质言之，不能充分达成前述分期的目的。因此，其并非符合中国传统农学历史面貌的一个好的分期方法。如前揭《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虽欲阐明中国农学史各阶段的发展内涵及特征，却为其沿袭的王朝史分期法所遮蔽，只能泛称为“发展与成熟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全面发展阶段——隋唐宋元时期”、“继续深入发展阶段——明清时期”，不能准确揭示传统农学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科学成就与阶段性特征。
怎样分期才算是一个好的分期法呢？换言之，评判农学史分期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呢？农学既为一门科学，必然同其他科学一样有其内在学理逻辑，因此农学史分期首先要坚持的就是从农学知识体系本身出发，亦即要坚持农学本位，这样才能揭示其本质、起源、发展及阶段性特征。其次，中国传统农学本有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如依战国西汉定义，则《种树臧果相蚕》、《昭明子钓种生鱼鳖》、出土汉简《疗马书》等花果园艺、水产养殖、畜牧兽医书皆不得入农学，但不收视之实不能完全反应当时农业、农学发展水平；再如依宋人定义，有的著作在当时被视为农书而今非之，如欧阳修等《新唐书》农家类所收《钱谱》，历代即多受讥议：“钱谱、相贝鹰鹤之属，于农何预焉!”因此，只能以现代农学知识体系——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在农学方面的最高科学认知——为标准，符之者入，不符者出。不在原则上坚持这一点，岂非不如古人识见？也等于抹杀了国人一万年来艰辛实践和研究取得的进步。也只有这样，各时期之间才可以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比较研究。第三，以中国传统农学为研究对象，完全忽视中国先民对农学的认知、完全忽视今不属农学范畴但古代广泛认可的农学著作也是不正确的。即是说，既要“以今观古”，又要“以古观古”，考虑到中国传统农学的特殊内容，否则就不能反映“中国”农学史的真实发展本相。最后，分期既要有明显的差异，又不能太过笼统，否则从效用角度讲，分期等于不分。前揭理论上最早言及农学史分期问题的冯有权提出的原始农业时期、经验农业时期、科学农业时期三分法就有此失：其所谓经验农业时期指“奴隶社会建立至十八世纪”，包括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段，等于说夏商周至清末传统农学几无发展，这不是“以今观古”，而是站在当今科学高峰“以今律古”了——从太空俯瞰地球得出其表面光滑的结论固不能说错，但无助于我们对真实地貌的了解。

三、中国农学史应该如何分期？
根据上述目的和标准，中国农学史具体应该如何分期呢？笔者管见以为，可划分为原始社会至西周、春秋至西汉、东汉至五代、宋至明中期、明后期至中华民国五个时期，兹略说如下。
第一期原始社会至西周是传统农学萌蘖前的知识储备期。这一时期（尤其是到了商代以后）农业已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传统农学作为一门学问还未能产生，相关农业知识只是作为实践经验在生产者之间口耳相传，最早的源头可追溯至神农、社、稷、嫘祖等农业生产传说所指的历史场景。传统农业、农学知识的产生、积累（表现于出土实物、甲骨文及《诗经》中）是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嬗变及文化特质生成的基础性力量，显然，不仅中国农学史包括这个前农学时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期的研究还有超出农学史的重大意义。
第二期春秋至西汉为传统农学的产生期或形成期。这一时期所论主要是粮食作物种植知识（包括蔬菜栽培知识。先秦社会食物匮乏，古人谓“谷不孰为饥，蔬不孰为馑”，是将蔬菜等同于粮食。即使后代也非常重视蔬菜生产，如《齐民要术》云“蔬果之实助谷” 、《王祯农书》云“夫蔬蓏，平时可以助食，俭岁可以救饥”，仍视之为粮食的重要补充）及蚕桑知识。此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战国为第一阶段，“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遂有“农家”和相关论著之产生。要注意的是，当时农家分为两派，一派讲行“播百谷，劝耕桑”之农业技术，一派宣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之政治主张。两派中当以前者为早，孔子评农家“此虽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可证。赘言之，“农家”技术派的出现是传统农学产生的标志，以《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管子》中的《地员》篇、儒家所传《夏小正》及《礼记》中的《月令》篇为代表。秦、西汉为第二阶段，产生了第一部农学专著即《氾胜之书》，标志着传统农学的正式形成；承自先秦的“播百谷，劝耕桑”的狭义农业、农学观念仍是社会主流观点。
第三期东汉至五代为传统农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农学义域开始扩大，酿造、花果园艺、畜禽及水产养殖等虽不为主流观念认可，但叙农之书多连类而及。至唐代官修《隋史》，虽定义农家仍承传统观点曰“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但实际却将《陶朱公养鱼法》《卜式养羊法》《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等收入；五代《旧唐书》一依其例，定义从旧而实际收书却将《竹谱》《鹰经》《相马经》《相牛经》《相贝经》等书列入。这种抵牾并非修书者的失误，而是时人矛盾观念的表现。此期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东汉为第一阶段，以《四民月令》为代表；魏晋南北朝为第二阶段，以《齐民要术》为代表；隋唐五代为第三阶段，以《四时纂要》《司牧安骥集》为代表。
第四期宋至明中期为传统农学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农学观念的扩大成为共识，如欧、宋《新唐书·艺文志》将《竹谱》《相马经》等谱录、兽医相畜书归入农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首次将茶书收入农家类，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引入花果园艺之书，元《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更是集大成出之，表明宋代农学除了种植业及蚕桑知识，还包括了林、牧、渔、食品加工等知识在内，业已形成一同今之所谓广义概念。换言之，农学概念完成了嬗变，人们对农业、农学形成了新认识。此期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两宋（包括辽夏金）为第一阶段，以《陈旉农书》《分门琐碎录》《耕织图》及《洛阳花木记》《范村菊谱》《王氏兰谱》《东溪试茶录》《北苑别录》《荔枝谱》《橘录》《奉亲养老书》《北山酒经》等为数众多的花果、饮食加工、酿造谱录为代表。宋代农学著作数量激增，是唐以前（含唐）历代总和的3.3倍、是元代的5.9倍；从科技创新讲，很多都是世界第一部。元至明中期为第二阶段，此期主要是对宋金农学的总结、继承和推广。如享有盛名的元代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实为宋金农学知识之结集，前者所引13种书除《齐民要术》外全部是宋金著作；《王祯农书》同样如此，“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几部农书改写的”，“从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纪录成绩，来衡量王祯农书，评价也许不应当太高”。
第五期明后期至中华民国为传统农学的转型期。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近现代农学知识的传入，以经验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农学开始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农学迈进。此期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明后期至清前期为第一阶段，在以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为主向中国传教的同时，西方近现代科学随之传入中国，其时仅西人撰译的西学图籍就有62种。清人入主中原对传教士和西学仍颇亲信，在统治者倡导示范下，“一时鸿硕，蔚成专家”，涌现出杜知耕、梅文鼎、王锡阐等大批精通西学的学者。这一阶段以《农政全书》为代表，是书不仅专置两卷述“泰西水法”，更是徐光启进行农学实验的产物。清中期为第二阶段，雍正、乾隆、嘉庆历行禁教，近现代科技传入潮流基本中断，“西学少有人关注，中国科技基本回到自己原来的发展轨道”。此阶段以乾隆敕纂《授时通考》为代表，强调的主要是按时劳作，农业知识反成附庸，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显然是一种倒退。清后期至中华民国为第三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救亡图存国人开始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西方科学技术再次传入，“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戊戌变法下逮中华民国，更将派遣留学生常态化，仅截至清亡，出国的农科留学生即达175人；还在全国大办农科学校，到1920 年代初，共有农科大学 4 所、农业专门学校 8 所、甲种农业学校 79 所、乙种农业学校 327 所。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传统农学已经成功转型为现代农学。
五个分期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在于：第一期有农业而尚无农学；第二期则在前一时期积累的基础上产生飞跃，形成了作为一门专门性学问的传统农学（狭义），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确立；第三期农业、农学含义由狭到广，畜牧兽医学获得极大发展；第四期南方水田农业技术体系成熟，园艺学进步巨大，传统农学发展达到高峰——只有到了宋代，传统农学始可称全面地反映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第五期则是传统农学向现代农学迈进并成功转型的时期。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农学史分期不宜沿袭政治史、社会史分期框架，而应从农学本身出发，立足现代农学知识体系“以今观古”，以求其科学真实；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以古观古”，兼顾传统农学发展实际的特殊性，以求其社会真实。惟其如此，才能准确揭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历史演进的成就、阶段性特征和内在逻辑，才能揭示传统社会农业、农学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过程。按照这一目的和要求，中国农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庶几得宜：西周（含）以前是传统农学萌蘖前的知识储备期、春秋至西汉为传统农学的形成期、东汉至五代为传统农学的发展期、宋至明中期为传统农学的成熟期、明后期至中华民国为传统农学走向现代农学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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