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开门见山说结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收入是“源”和“流”的关系,通常来说,GDP越高的区域,地方财政收入也越高。
但需要指出的是,二者并非是很多人理解的正比例关系,而是统计学中的正相关关系(举个栗子,努力程度和学习成绩之间就是正相关关系)。因为不是严格的正比例关系,所以有时二者会表现出相背离的情况,甚至有些时候背离程度还比较大。
地方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两部分组成,其中税收收入是最主要的构成,全国来看占比75%左右。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罚没收入只是非税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非税收入中占比较小,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限。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不可能依靠罚没收入来改变财政状况。
做了以上的基本常识的铺垫后,我们进入本文核心的问题: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有哪些,它为什么有时会和GDP相背离?以及大家最关心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GDP高但财政收入低的地区是否一定掺了水分?
除GDP外,还有以下因素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产业结构、财税体制(主要指税收分成比例)、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及非税收入。
一般来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度要远大于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税停征、发放农业补贴之后;产业结构优化,新质生产力比重大的地区创造税收的能力亦随之提高;产业链完整,产业层次高,企业规模大的地区税收会高于其他地区。
广东、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产业结构优良,产业层次高,高新技术企业密集,企业规模大,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于全国水平。而山东、河南、重庆等省市农业比重高,传统中小企业多,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于全国水平。扬州的GDP几乎两倍于湖州,财政收入却低于湖州,主要也是这个原因。以2023年全国民营企业500百强为例,湖州有6家企业入围,这些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且企业规模很大,均进入前300名,其中天能集团和超威集团分别位列22位和41位。扬州只有传统企业江都建设有限公司入围且位次靠后。
税收分成比例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也会影响到地区的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可分享增值税的5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40%,以及绝大多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资源税。这也是一些城市,如鄂尔多斯和榆林,近几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还需要指出的是,税收分成比例省和省、地级市和地级市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即使两个地区经济体量相差不大,并且产业结构近似,但由于实行不一样的税收分成机制,也会导致税收规模有差别。
为了招商引资或鼓励特定行业的发展,国家和地方会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如“两免三减半”、“三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这些政策短期内会对财政收入带来负面影响。此外,近几年外贸出口形势严峻,出口退税政策的加强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比如2023年深圳的财政收入仅仅增加了2.5%,远低于重庆、成都等城市,山东省的青岛、烟台、潍坊等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沿海城市财政收入增长率也不及济南、菏泽等外贸依存度低的内陆城市。
非税收入地方具有较强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器”,但较为分散,规范性不高,研究起来比较费力。限于个人能力,这里就不做深入探讨了,但需要再次强调,罚没收入在非税收入的比重较小,大约只占的10%左右,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比更是微乎其微。因此,罚没收入会增加企业或个人负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经济发展水平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基础,通常来说,GDP越高,地方财政收入越高,但由于产业结构、财税体制、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对税收收入也会产生影响,GDP和财政收入背离的现象并不罕见。
因此,我们可以说GDP高但财政收入低的地区的经济含金量不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GDP就一定有水分甚至有很大水分的结论。当然不排除个别地区存在这个问题,但因为财政收入和GDP并非严格的正比关系,财政收入高的地区GDP其实也可能掺水。
GDP可以造假,但财政收入(税收)是真金白银无法造假,这种广为流行的说法并不正确,只是一部分人对二者关系不了解的情况下的以讹传讹和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手段。希望本文可以起到一点儿解疑答惑和以正视听的作用。
幸甚!
才疏学浅,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收入是“源”和“流”的关系,通常来说,GDP越高的区域,地方财政收入也越高。
但需要指出的是,二者并非是很多人理解的正比例关系,而是统计学中的正相关关系(举个栗子,努力程度和学习成绩之间就是正相关关系)。因为不是严格的正比例关系,所以有时二者会表现出相背离的情况,甚至有些时候背离程度还比较大。
地方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两部分组成,其中税收收入是最主要的构成,全国来看占比75%左右。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罚没收入只是非税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非税收入中占比较小,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限。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不可能依靠罚没收入来改变财政状况。
做了以上的基本常识的铺垫后,我们进入本文核心的问题: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有哪些,它为什么有时会和GDP相背离?以及大家最关心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GDP高但财政收入低的地区是否一定掺了水分?
除GDP外,还有以下因素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产业结构、财税体制(主要指税收分成比例)、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及非税收入。
一般来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度要远大于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税停征、发放农业补贴之后;产业结构优化,新质生产力比重大的地区创造税收的能力亦随之提高;产业链完整,产业层次高,企业规模大的地区税收会高于其他地区。
广东、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产业结构优良,产业层次高,高新技术企业密集,企业规模大,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于全国水平。而山东、河南、重庆等省市农业比重高,传统中小企业多,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于全国水平。扬州的GDP几乎两倍于湖州,财政收入却低于湖州,主要也是这个原因。以2023年全国民营企业500百强为例,湖州有6家企业入围,这些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且企业规模很大,均进入前300名,其中天能集团和超威集团分别位列22位和41位。扬州只有传统企业江都建设有限公司入围且位次靠后。
税收分成比例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也会影响到地区的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可分享增值税的5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40%,以及绝大多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资源税。这也是一些城市,如鄂尔多斯和榆林,近几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还需要指出的是,税收分成比例省和省、地级市和地级市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即使两个地区经济体量相差不大,并且产业结构近似,但由于实行不一样的税收分成机制,也会导致税收规模有差别。
为了招商引资或鼓励特定行业的发展,国家和地方会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如“两免三减半”、“三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这些政策短期内会对财政收入带来负面影响。此外,近几年外贸出口形势严峻,出口退税政策的加强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比如2023年深圳的财政收入仅仅增加了2.5%,远低于重庆、成都等城市,山东省的青岛、烟台、潍坊等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沿海城市财政收入增长率也不及济南、菏泽等外贸依存度低的内陆城市。
非税收入地方具有较强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器”,但较为分散,规范性不高,研究起来比较费力。限于个人能力,这里就不做深入探讨了,但需要再次强调,罚没收入在非税收入的比重较小,大约只占的10%左右,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比更是微乎其微。因此,罚没收入会增加企业或个人负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经济发展水平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基础,通常来说,GDP越高,地方财政收入越高,但由于产业结构、财税体制、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对税收收入也会产生影响,GDP和财政收入背离的现象并不罕见。
因此,我们可以说GDP高但财政收入低的地区的经济含金量不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GDP就一定有水分甚至有很大水分的结论。当然不排除个别地区存在这个问题,但因为财政收入和GDP并非严格的正比关系,财政收入高的地区GDP其实也可能掺水。
GDP可以造假,但财政收入(税收)是真金白银无法造假,这种广为流行的说法并不正确,只是一部分人对二者关系不了解的情况下的以讹传讹和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手段。希望本文可以起到一点儿解疑答惑和以正视听的作用。
幸甚!
才疏学浅,不足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