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
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又恰逢周日，因此我并没有急于去医院取父亲的核磁共振报告。这一天，家庭聚会的氛围格外浓厚，因为是大伯的生日，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回到乡下庆祝。父亲显得格外开心，和家人玩起了麻将。我注意到，尽管他在打牌方面还算应付自如，但在计算输赢时却显得有些吃力，最后只能一家家地给钱。家人们笑着调侃父亲说：“今天你的脑袋是不是有点昏啊？”我却在笑声中感到了一丝不安。
2月6日 周一
一大早，我就匆匆赶往医院去取父亲的核磁共振报告，并顺便进行复诊。由于当天我的车限号，但心急如焚的我还是决定冒险开进三环内，一路上都在担心会不会被扣分罚款。我让父亲先去门诊等候，自己则匆匆跑去取报告。然而，当我看到报告的那一刻，整个人仿佛被雷击中一般，报告中显示着令人揪心的“脑占位”三个字。
在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中，我发现自己的手竟然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我立刻通过微信联系了一位在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现在北京工作的神经内科医生朋友，将父亲的片子发给他，请求他帮忙查看。朋友很快回复了信息，他的预判结果让我心如死灰——胶质母细胞瘤的可能性很大，他建议再做一次增强核磁共振以进一步确认。我之前就听说过胶质母细胞瘤的大名，知道它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心里顿时感到一阵冰凉。
在这个关键时刻，父亲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取到了报告。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恐惧，硬着头皮走向就诊室。然而，在路上我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看来医生也已经在电脑上看到了父亲的报告，情况确实非常不乐观。
当我走进诊室时，神经内科的医生表情凝重地告诉我，必须尽快让父亲住院手术，并让我赶紧挂一个神经外科的号。这个时候的父亲仿佛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按照我的指示行动。当天上午，我们就住进了神经外科的住院部，并预约了增强核磁共振。
住院医师查看了父亲的资料后，与我进行了详细的沟通。他再次提到了胶质母细胞瘤的可能性，并告诉我父亲肿瘤的位置非常不好，位于丘脑部位。他给出的常规治疗方案是手术加放化疗，但当我问及中位生存期时，他直接告诉我只有半年，而且无论是否手术，中位生存期都只有半年。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当场泪崩，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
我的父亲才59岁，他当了一辈子的教师，今年5月就要退休了。他还没有开始享受退休生活，难道就要这样离去了吗？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我请求医生不要告诉父亲实情，先瞒着他。同时，我也与母亲沟通了情况，但只说父亲脑袋里长了一个瘤子需要手术取出来，其他的信息一概隐瞒。然而，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哽咽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母亲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尽量保持冷静。
为了不让父亲看出我的异常，我跑到洗手间整理情绪，努力让眼眶变干。上午，我们做了心电图和胸部CT检查，并与医生沟通了晚上不住在医院的事情。医生很同情我们的情况，同意了我们晚上回家住的请求。
胶质母细胞瘤
下午一点多，我开车带父亲回家吃饭。在网上，我疯狂地搜索有关胶质母细胞瘤的信息，但越看越感到绝望。我又联系了北京的医生朋友咨询肿瘤分级的情况，他直接告诉我根据片子的情况，父亲很有可能是4级胶质母细胞瘤。他让我考虑清楚是选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因为父亲肿瘤的位置不好，手术可能切不干净。同时，他也告诉我关于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情况。
我骗父亲说要去上班，其实开车去找了表妹。因为表妹的父亲五年前食道癌在北京动的手术，她有应对这种事情的亲身经历。我向她倾诉了父亲的情况，我们两人哭成一团。我请教了她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否通过北京的关系找到比较好的医生；另一个是如何与病人沟通目前的情况。表妹很快就通过亲戚关系联系到了天坛的医生，并确定等增强核磁共振结果出来后去找他看片子并确定后续治疗方案。
关于是否告诉父亲实情的问题，我内心非常纠结。我倾向于慢慢告诉父亲实情，让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并让他自己做出决定。因为越了解这个病，我就越觉得它可怕。对于父亲这种4级胶质母细胞瘤的情况，术后存活期可能只有一年半载甚至更短。如果理性分析的话，有没有必要让他去挨这一刀呢？他现在状态还比较好，运动没有受影响，只是反应慢了些、语言能力在减弱、记忆力在下降。
但手术后他可能直接就偏瘫了，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如果最终最坏的结果注定会出现的话，要不要干脆豁达一点，利用剩下的时间陪着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提高生命质量而不是无意义地延长那只能躺在床上的半年时光。这个问题表妹也给不了我答案，她可能天生比我乐观一些。她的意思是不告诉父亲实情，多鼓励他让他以最好的状态去手术后面走一步算一步。也可能她父亲虽然是食道癌但是早期放化疗都没有做所以她当时做决策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顾虑。
和表妹聊完后我回到家陪父亲到楼下散步，他问我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住院手术，我隐瞒掉一些信息只告诉他脑袋里长了个瘤子需要手术切除掉，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没能控制好情绪又哭了出来，父亲也哭了还拿纸给我擦眼泪，我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说我害怕，毕竟是脑部的手术但如果要做手术肯定是去北京天坛医院做，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来做，我觉得我表现不好可能反而给父亲造成了心理负担让他也感到害怕和不安了。
晚上护士打来电话告知我们已经预约了2月8日周三的增强核磁共振检查并询问我们为什么没在床位上，我向她解释了一下情况她表示理解并叮嘱我们一定要按时来做检查。挂断电话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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