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良 : 爱涛者说
我爱周涛。
涛兄于我如高山流水。是一种此生难再的知遇，一种想起来眼眶会湿的温暖，一种你说吧他懂的共振。如是，他的离去对我的杀伤，让我找不到另外四个字来形容：痛不欲生。
我要去新疆，我对妻说。她看看我，没说话，低头用手机为我订好了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她见过周涛，还亲手为涛兄烹煮过让他二十年念念不忘的西班牙海鲜饭。她知道周涛对我意味着什么。
十一月四日那天阳光明媚，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黑色的。我的整个灵魂已被掏空，直到七日下午坐上西去的飞机，潮水才开始回流，一点点填满我空白的记忆。
涛兄像海一样朝我涌来。
望着舷窗外大片的白云，我思绪翻滚。这个座位，可是涛兄坐过的?这个舷窗，可还留着涛兄向外眺望时的呵气？还有这天空，这无数次伴飞过涛兄的万里晴空......我感觉正与涛兄同行。
第一次见涛兄是四十一年前，全军诗歌座谈会。那是劫后余生者们的第一次聚会。来自西北边陲的周涛一亮相，就赢得了众星拱月效应：哪个房间人最多，笑声最响，不用猜，一定有周涛在。其时的周涛，刚穿上军装不久，军帽微斜，领钩敞开，面孔俊朗，身材英挺，修长的指尖夹着香烟，加上一口被烟熏黄的“疆普”嗓音，一副落拓不羁，睥睨群雄的派头。我在几米外冷眼旁观，心中崩出几个字：名动京城。当年李太白入长安，就是这般感觉吧？
但我只是矜持地与他握了下手，除了四目片刻的对视，没有其他交流。
当时的我也年少气盛，自命不凡。我不接受自己的气圈被陌生的气场嵌入，哪怕他是周涛。他的亲和力没有击破我的硬壳，九岁的龄差，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填平的。
后来，同为诗人的好友晓桦，把周涛的《野马群》拿给我看。说此诗在朦胧诗之外，产生了另外的轰动。我读了，也确被这组诗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打动，特别是诗中透出的对野性和狂放的赞美，让我心向往之。但我能感到自己并未被征服，就像我也未被朦胧诗征服一样。因为对诗，我心中始终有一根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横杆立在那里，它是让我折服的标准。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神山》，突然有一种被击倒的感觉：它的高傲，它的庄严，它的从容，它的气度，都让我情不自禁的仰望......，那一刻，我开始懂周涛了，九岁的龄差不再是障碍，但令人苦恼的是，新的差距又拉开了：周涛用《神山》拉开了与我们所有人的距离。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既欣喜又难过，这或许成了我日后转向小说写作的动力之一：如果你不能在这条赛道上跑赢，那你就另换一条赛道吧。那时的我，还不懂得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文学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你的生命本身。
我开始产生接近周涛的愿望。机会于我，总是来得恰到好处。1984年，南方战事再起。我们一帮穿军装的作家，奉命前往以一座山峰命名的前线。在昆明军区招待所，开动员会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周涛的另一面：与他平素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作派相反，他对某位姗姗来迟且毫无歉意，却不停抱怨别人抽烟的作家勃然变色，金刚怒目，声色俱厉，让场面一时为之尴尬。
当时我想，这便是完整的周涛了。
但周涛却不会按我们的理解呈现他自己。从前线归来，周涛一挥而就写出了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这首不像诗的长诗，以它的恢宏，洒脱，灵动与谐谑，再次震动诗坛，以致据说让一些诗人读过之后，发誓罢笔，从此再不写诗——而我则庆幸自己及早抽身，跑到小说界开枝散叶去了。同时我也庆幸，这次穿越炮火的战场之行，让我与周涛开始走近。而让我没想到的是，真正拉近我们距离的，是周涛有一次附在我耳边说的一句话：“我对你的《高原，我的中国色》毫不在意，但对《黄土带》无话可说，我写不出来。”
如果有些人的友谊，是从真诚的否定和肯定开始的，那我与涛兄便是。
这之后，周涛甩开军人的阔步，连续写出了《蠕动的屋脊》、《哈拉萨尔随笔》和《吉木萨尔记事》这些轰动一时的大散文，我则以《陶》《大冰河》、《灵旗》这些篇什与之呼应。当我们正在尽各自心力，去垫高军旅文学圣殿的基座时，军队却与周涛等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文职干部被脱掉了军装。
这让周涛、晓桦这些视军装如命的人倍受打击。
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1988年恢复军衔制，我被授予中校军衔。
授衔仪式结束后，周涛与晓桦到我家中来，轮流穿上我的中校服，谁都舍不得脱下来。坦率说，他两个穿上军装都比我帅。尤其是周涛，穿上军装在镜子前左顾右盼，那份天真和陶醉，让你直觉到可以理解的虚荣，但绝不虚伪。我告诉他：咱俩就像德军总参谋部的两类军官，一类腰细如蜂，一类脖粗如牛。你是前者，我是后者。涛兄听后哈哈大笑，这句话让他记了三十年，也逢人便说了三十年。
至此，我与涛兄越走越近了，但我知道，作为灵魂之友，还不够近。而其后整整十年时间，我们两度失去了灵魂相交的机会。
一次是从嘉峪关开始，到山海关结束的“走长城”笔会，我因晓桦的“哭谏”而最终放弃，那一次，周涛写出了它的名篇《游牧长城》。
另一次，是晓桦组织的昆明笔会，参加人均为当时军旅文坛名家，我因个人缘故又放弃了此行。
这两次放弃，使我与涛兄的相知，被压缩在了我们四十年交往史的最后二十年。
1999年，我与我的合作者王湘穗写出了《超限战》。2001年，这部书由于提前两年预见“911事件”而名动海内。2002年，我与涛兄、苏进兄应朋友之邀，赴四川采风。这是我第一次与涛兄朝夕相处十余天。我们一起爬峨眉，登金顶，一起观三星堆，游青城山。记得在峨眉山等缆车时，我用藤杖指着涛兄扔在地上的烟头说，我可以把它打飞起来。涛兄等人不信，于是我挥起手杖，像高尔夫击球那样，把烟头打飞出去十几米远。涛兄看得目瞪口呆，我当时好不得意。另一次让涛兄目瞪口呆的，是我们在三星堆购买纪念品，店家开出的三千多元价码，生让我砍到了八百块。涛兄当即表示他“五体投地”：“想不到你砍价还是一把好手，不愧是《超限战》的作者”。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提及《超限战》。
也许当时我们都没察觉到，各自的气场，正在向对方悄悄敞开。
然后是2004年。这一年的初夏，我意外地接到了涛兄的电话，邀我去新疆参加央视的一档访谈节目：《西部行》。由侯丰主持，周涛与另一人对谈。当时，央视主张请南方一位散文名家，被周涛一口回绝：他说，“让乔良来，我和他谈。”结果，我就这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踏上向往了半生的新疆大地。
这一次，走马观花。我粗浅地领略了新疆与内地的不同，却更深地领略了周涛与他人的不同。
只有到过新疆，见识过天山，远眺过博格达峰，凝视过博斯腾湖、赛里木湖，走近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大寺，穿越温宿大峡谷和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是我的第一次的行程）之后，你才会理解，周涛为什么是周涛。新疆，对周涛的形成，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9岁时就离开北京来到新疆，周涛仍然会是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但一定不是这样一个周涛，一个内心深沉又单纯，目光真诚又狡黠，满口粗话又气度儒雅魅力四射的周涛。是新疆成就了周涛，但周涛也以他独特的存在回报了新疆。
不过真正震撼到我的，是周涛对新疆这片土地和人深藏于心的那份真情和沉思。一段听上去像自言自语却又让人振聋发聩的话，从周涛口中说出来，没有丝毫的造作和伪善，让你感觉自己在一霎间就被击穿。当我们在酒酣耳热之际，陶醉于须发灰白的老人弹唱热瓦甫，衣裙艳丽的少女飞旋的舞步时，我听到涛兄喃喃地说：我们这些人做了什么，有资格享受他们这样的热情和款待？这是我们过去多次在一起欢聚饮宴时，周涛从未说过的话。他说这话时，让我顿时想起大诗人艾青那两行著名的诗句。这是比他的诗和散文更震撼我的时刻，我想，这一刻我真正懂了他，而他也知道，我懂了他。
于是，这一年秋天，他突然寄来足有半尺厚的打印稿，那是他一生写下的诗作，大约有700多首。他说要出一本《周涛诗年编》，嘱我为他毕生的诗歌总结作一篇序。我告诉他有人比我更合适，他却执意要我写。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把每首诗看了两三遍，看得头昏眼花，最后总算交出了一篇5千多字的东西。
写这篇东西时，我没考虑涛兄想听什么，只是把我理解的涛兄和他的诗，放在每个诗人都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的前世今生的历史与当下中去观察，因为我非常分明地能辨认出涛兄的诗与每一个历史时段的关系，而我又不得不承认，涛兄用他过人的才情，对每一个影响他写作的因素给出了不同凡响的回应。涛兄和他的诗，正是与他的时代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碰撞交汇，最终让他爆发成了一颗红巨星。
我以为自己对涛兄的评价和肯定已足够充分，但后来才发现，我低估了涛兄的骄傲。他在对一位朋友讲到自己时，说了这样一段只有我知道是针对我那篇“序言”的一段话：那些影响过我的别人的作品，对我来说，都是天上的雨水，最终汇进了我的河流，我相信我是一条河流。这话说的何等骄傲，何等周涛！这话让我想起周涛的另一句名言：他曾拍着一位军龄和军阶都高于它的将军诗人的肩膀说，“这是我军除我之外最好的诗人！”不是周涛，谁能说出这样的狂言？而说不出这样的狂言，那还是周涛么？但骄傲归骄傲，狂言归狂言，自此，我和周涛心照不宣地走进了属于我们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黄金十年”，直到第五个十年开启之际，在2023年11月4日下午一点半戛然而止。
这十年里，周涛写出了《一个人和新疆》、《西行记》，我则写出了《帝国之弧》和《黄道》。在这段时间，我每去新疆，他每到北京，我们都会对酒当歌，海阔天空几回。但言不及意，我们更多地是从对方的文字中窥探对方的精神足迹。《西行记》在《当代》上刊出后，他对我说：“乔良，这篇东西你一定要看，你不看，我岂不是白写了？”他的坦诚让我感动，我立刻骑上电动车，把周围五公里内所有的报亭跑遍了，居然没能搜到一本《当代》。最后还是等花城出版社的单行本售出后，我才购来用一个晚上看过。第二天，我揉着酸痛的眼睛告诉涛兄：我看到的是中国的卢梭和中国的《忏悔录》。涛兄听后，在电话那边久久不语，而作为对我眼睛毁伤的回报，涛兄则在读过我的《帝国之弧》后，特意写了一篇小文：《乔良是条变色龙》。我说这个题目更“毁”我，他哈哈笑道：“因为你是唯一一条可以在诗歌、小说、军事思想和金融理论各界间自由变换的变色龙呀。”那一刻，我亦无语。
这时的我们，都不知道最后的时刻正在一点点临近。涛兄笃信他的“三能”理论可以让他远离死神：能吃、能拉、能睡——吃得下，排得出，睡得香，这就是他以为的长寿秘诀。他相信命运女神对他的一再佑护和眷顾。他不相信，自信，在支撑他登上自己的巅峰时，也将在最后一刻夺走他的命。
他依旧乐观豁达，在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夜，给我发来八个字：“你说天长，我就递酒”。笑得我肝颤！但在我发去一首小诗（一岁一中秋，一秋一明月。今秋月照白，此月非彼月。人生如翻书，不复旧时页。但愿人心净，只忆明月夜）后，他沉吟了十分钟，先发来“好诗”二字，又过了半小时，他发来了他今生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也是一首小诗，最后四句是：
遥忆太行处，
身在天山林，
平生无归路，
中秋独忆君。
这几句诗再一次击中了我，今天看来，如同谶语!
再往后，那个黑色的日子终于在我每天的惴惴不安中来临了。从十月三十日我与涛兄共同的密友吕柏告知我涛兄心梗住进ICU病房后，我就预感大事不妙，但我仍每天向涛兄的微信号发送平安祝愿，并每天与吕柏通话，为那个打不倒的汉子祈祷。
但十一月四日下午一点五十分，吕柏的哭泣从电话那一端传来时，我感觉自己被雷劈了，那感觉是麻木，遍布全身的麻木，而不是疼痛。疼痛要等到麻木过去之后才会到来。疼痛要等到我在他的遗像前单膝跪地，为他焚烧我的悼诗时才会到来；要等到在殡仪馆与唐栋兄弟、吕柏兄弟、志峰兄弟一起推着他的木棺进入灵堂那一刻才会到来；要等到追悼仪式结束之后，我一个人追到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抚着他冰冷的额头，贴在他生前就已失聪的耳边告诉他，我代晓桦兄弟、海南兄弟为你送行时，才会一波接一波的到来……
2023年12月12日于北京
我爱周涛。
涛兄于我如高山流水。是一种此生难再的知遇，一种想起来眼眶会湿的温暖，一种你说吧他懂的共振。如是，他的离去对我的杀伤，让我找不到另外四个字来形容：痛不欲生。
我要去新疆，我对妻说。她看看我，没说话，低头用手机为我订好了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她见过周涛，还亲手为涛兄烹煮过让他二十年念念不忘的西班牙海鲜饭。她知道周涛对我意味着什么。
十一月四日那天阳光明媚，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黑色的。我的整个灵魂已被掏空，直到七日下午坐上西去的飞机，潮水才开始回流，一点点填满我空白的记忆。
涛兄像海一样朝我涌来。
望着舷窗外大片的白云，我思绪翻滚。这个座位，可是涛兄坐过的?这个舷窗，可还留着涛兄向外眺望时的呵气？还有这天空，这无数次伴飞过涛兄的万里晴空......我感觉正与涛兄同行。
第一次见涛兄是四十一年前，全军诗歌座谈会。那是劫后余生者们的第一次聚会。来自西北边陲的周涛一亮相，就赢得了众星拱月效应：哪个房间人最多，笑声最响，不用猜，一定有周涛在。其时的周涛，刚穿上军装不久，军帽微斜，领钩敞开，面孔俊朗，身材英挺，修长的指尖夹着香烟，加上一口被烟熏黄的“疆普”嗓音，一副落拓不羁，睥睨群雄的派头。我在几米外冷眼旁观，心中崩出几个字：名动京城。当年李太白入长安，就是这般感觉吧？
但我只是矜持地与他握了下手，除了四目片刻的对视，没有其他交流。
当时的我也年少气盛，自命不凡。我不接受自己的气圈被陌生的气场嵌入，哪怕他是周涛。他的亲和力没有击破我的硬壳，九岁的龄差，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填平的。
后来，同为诗人的好友晓桦，把周涛的《野马群》拿给我看。说此诗在朦胧诗之外，产生了另外的轰动。我读了，也确被这组诗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打动，特别是诗中透出的对野性和狂放的赞美，让我心向往之。但我能感到自己并未被征服，就像我也未被朦胧诗征服一样。因为对诗，我心中始终有一根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横杆立在那里，它是让我折服的标准。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神山》，突然有一种被击倒的感觉：它的高傲，它的庄严，它的从容，它的气度，都让我情不自禁的仰望......，那一刻，我开始懂周涛了，九岁的龄差不再是障碍，但令人苦恼的是，新的差距又拉开了：周涛用《神山》拉开了与我们所有人的距离。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既欣喜又难过，这或许成了我日后转向小说写作的动力之一：如果你不能在这条赛道上跑赢，那你就另换一条赛道吧。那时的我，还不懂得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文学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你的生命本身。
我开始产生接近周涛的愿望。机会于我，总是来得恰到好处。1984年，南方战事再起。我们一帮穿军装的作家，奉命前往以一座山峰命名的前线。在昆明军区招待所，开动员会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周涛的另一面：与他平素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作派相反，他对某位姗姗来迟且毫无歉意，却不停抱怨别人抽烟的作家勃然变色，金刚怒目，声色俱厉，让场面一时为之尴尬。
当时我想，这便是完整的周涛了。
但周涛却不会按我们的理解呈现他自己。从前线归来，周涛一挥而就写出了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这首不像诗的长诗，以它的恢宏，洒脱，灵动与谐谑，再次震动诗坛，以致据说让一些诗人读过之后，发誓罢笔，从此再不写诗——而我则庆幸自己及早抽身，跑到小说界开枝散叶去了。同时我也庆幸，这次穿越炮火的战场之行，让我与周涛开始走近。而让我没想到的是，真正拉近我们距离的，是周涛有一次附在我耳边说的一句话：“我对你的《高原，我的中国色》毫不在意，但对《黄土带》无话可说，我写不出来。”
如果有些人的友谊，是从真诚的否定和肯定开始的，那我与涛兄便是。
这之后，周涛甩开军人的阔步，连续写出了《蠕动的屋脊》、《哈拉萨尔随笔》和《吉木萨尔记事》这些轰动一时的大散文，我则以《陶》《大冰河》、《灵旗》这些篇什与之呼应。当我们正在尽各自心力，去垫高军旅文学圣殿的基座时，军队却与周涛等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文职干部被脱掉了军装。
这让周涛、晓桦这些视军装如命的人倍受打击。
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1988年恢复军衔制，我被授予中校军衔。
授衔仪式结束后，周涛与晓桦到我家中来，轮流穿上我的中校服，谁都舍不得脱下来。坦率说，他两个穿上军装都比我帅。尤其是周涛，穿上军装在镜子前左顾右盼，那份天真和陶醉，让你直觉到可以理解的虚荣，但绝不虚伪。我告诉他：咱俩就像德军总参谋部的两类军官，一类腰细如蜂，一类脖粗如牛。你是前者，我是后者。涛兄听后哈哈大笑，这句话让他记了三十年，也逢人便说了三十年。
至此，我与涛兄越走越近了，但我知道，作为灵魂之友，还不够近。而其后整整十年时间，我们两度失去了灵魂相交的机会。
一次是从嘉峪关开始，到山海关结束的“走长城”笔会，我因晓桦的“哭谏”而最终放弃，那一次，周涛写出了它的名篇《游牧长城》。
另一次，是晓桦组织的昆明笔会，参加人均为当时军旅文坛名家，我因个人缘故又放弃了此行。
这两次放弃，使我与涛兄的相知，被压缩在了我们四十年交往史的最后二十年。
1999年，我与我的合作者王湘穗写出了《超限战》。2001年，这部书由于提前两年预见“911事件”而名动海内。2002年，我与涛兄、苏进兄应朋友之邀，赴四川采风。这是我第一次与涛兄朝夕相处十余天。我们一起爬峨眉，登金顶，一起观三星堆，游青城山。记得在峨眉山等缆车时，我用藤杖指着涛兄扔在地上的烟头说，我可以把它打飞起来。涛兄等人不信，于是我挥起手杖，像高尔夫击球那样，把烟头打飞出去十几米远。涛兄看得目瞪口呆，我当时好不得意。另一次让涛兄目瞪口呆的，是我们在三星堆购买纪念品，店家开出的三千多元价码，生让我砍到了八百块。涛兄当即表示他“五体投地”：“想不到你砍价还是一把好手，不愧是《超限战》的作者”。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提及《超限战》。
也许当时我们都没察觉到，各自的气场，正在向对方悄悄敞开。
然后是2004年。这一年的初夏，我意外地接到了涛兄的电话，邀我去新疆参加央视的一档访谈节目：《西部行》。由侯丰主持，周涛与另一人对谈。当时，央视主张请南方一位散文名家，被周涛一口回绝：他说，“让乔良来，我和他谈。”结果，我就这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踏上向往了半生的新疆大地。
这一次，走马观花。我粗浅地领略了新疆与内地的不同，却更深地领略了周涛与他人的不同。
只有到过新疆，见识过天山，远眺过博格达峰，凝视过博斯腾湖、赛里木湖，走近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大寺，穿越温宿大峡谷和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是我的第一次的行程）之后，你才会理解，周涛为什么是周涛。新疆，对周涛的形成，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9岁时就离开北京来到新疆，周涛仍然会是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但一定不是这样一个周涛，一个内心深沉又单纯，目光真诚又狡黠，满口粗话又气度儒雅魅力四射的周涛。是新疆成就了周涛，但周涛也以他独特的存在回报了新疆。
不过真正震撼到我的，是周涛对新疆这片土地和人深藏于心的那份真情和沉思。一段听上去像自言自语却又让人振聋发聩的话，从周涛口中说出来，没有丝毫的造作和伪善，让你感觉自己在一霎间就被击穿。当我们在酒酣耳热之际，陶醉于须发灰白的老人弹唱热瓦甫，衣裙艳丽的少女飞旋的舞步时，我听到涛兄喃喃地说：我们这些人做了什么，有资格享受他们这样的热情和款待？这是我们过去多次在一起欢聚饮宴时，周涛从未说过的话。他说这话时，让我顿时想起大诗人艾青那两行著名的诗句。这是比他的诗和散文更震撼我的时刻，我想，这一刻我真正懂了他，而他也知道，我懂了他。
于是，这一年秋天，他突然寄来足有半尺厚的打印稿，那是他一生写下的诗作，大约有700多首。他说要出一本《周涛诗年编》，嘱我为他毕生的诗歌总结作一篇序。我告诉他有人比我更合适，他却执意要我写。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把每首诗看了两三遍，看得头昏眼花，最后总算交出了一篇5千多字的东西。
写这篇东西时，我没考虑涛兄想听什么，只是把我理解的涛兄和他的诗，放在每个诗人都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的前世今生的历史与当下中去观察，因为我非常分明地能辨认出涛兄的诗与每一个历史时段的关系，而我又不得不承认，涛兄用他过人的才情，对每一个影响他写作的因素给出了不同凡响的回应。涛兄和他的诗，正是与他的时代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碰撞交汇，最终让他爆发成了一颗红巨星。
我以为自己对涛兄的评价和肯定已足够充分，但后来才发现，我低估了涛兄的骄傲。他在对一位朋友讲到自己时，说了这样一段只有我知道是针对我那篇“序言”的一段话：那些影响过我的别人的作品，对我来说，都是天上的雨水，最终汇进了我的河流，我相信我是一条河流。这话说的何等骄傲，何等周涛！这话让我想起周涛的另一句名言：他曾拍着一位军龄和军阶都高于它的将军诗人的肩膀说，“这是我军除我之外最好的诗人！”不是周涛，谁能说出这样的狂言？而说不出这样的狂言，那还是周涛么？但骄傲归骄傲，狂言归狂言，自此，我和周涛心照不宣地走进了属于我们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黄金十年”，直到第五个十年开启之际，在2023年11月4日下午一点半戛然而止。
这十年里，周涛写出了《一个人和新疆》、《西行记》，我则写出了《帝国之弧》和《黄道》。在这段时间，我每去新疆，他每到北京，我们都会对酒当歌，海阔天空几回。但言不及意，我们更多地是从对方的文字中窥探对方的精神足迹。《西行记》在《当代》上刊出后，他对我说：“乔良，这篇东西你一定要看，你不看，我岂不是白写了？”他的坦诚让我感动，我立刻骑上电动车，把周围五公里内所有的报亭跑遍了，居然没能搜到一本《当代》。最后还是等花城出版社的单行本售出后，我才购来用一个晚上看过。第二天，我揉着酸痛的眼睛告诉涛兄：我看到的是中国的卢梭和中国的《忏悔录》。涛兄听后，在电话那边久久不语，而作为对我眼睛毁伤的回报，涛兄则在读过我的《帝国之弧》后，特意写了一篇小文：《乔良是条变色龙》。我说这个题目更“毁”我，他哈哈笑道：“因为你是唯一一条可以在诗歌、小说、军事思想和金融理论各界间自由变换的变色龙呀。”那一刻，我亦无语。
这时的我们，都不知道最后的时刻正在一点点临近。涛兄笃信他的“三能”理论可以让他远离死神：能吃、能拉、能睡——吃得下，排得出，睡得香，这就是他以为的长寿秘诀。他相信命运女神对他的一再佑护和眷顾。他不相信，自信，在支撑他登上自己的巅峰时，也将在最后一刻夺走他的命。
他依旧乐观豁达，在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夜，给我发来八个字：“你说天长，我就递酒”。笑得我肝颤！但在我发去一首小诗（一岁一中秋，一秋一明月。今秋月照白，此月非彼月。人生如翻书，不复旧时页。但愿人心净，只忆明月夜）后，他沉吟了十分钟，先发来“好诗”二字，又过了半小时，他发来了他今生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也是一首小诗，最后四句是：
遥忆太行处，
身在天山林，
平生无归路，
中秋独忆君。
这几句诗再一次击中了我，今天看来，如同谶语!
再往后，那个黑色的日子终于在我每天的惴惴不安中来临了。从十月三十日我与涛兄共同的密友吕柏告知我涛兄心梗住进ICU病房后，我就预感大事不妙，但我仍每天向涛兄的微信号发送平安祝愿，并每天与吕柏通话，为那个打不倒的汉子祈祷。
但十一月四日下午一点五十分，吕柏的哭泣从电话那一端传来时，我感觉自己被雷劈了，那感觉是麻木，遍布全身的麻木，而不是疼痛。疼痛要等到麻木过去之后才会到来。疼痛要等到我在他的遗像前单膝跪地，为他焚烧我的悼诗时才会到来；要等到在殡仪馆与唐栋兄弟、吕柏兄弟、志峰兄弟一起推着他的木棺进入灵堂那一刻才会到来；要等到追悼仪式结束之后，我一个人追到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抚着他冰冷的额头，贴在他生前就已失聪的耳边告诉他，我代晓桦兄弟、海南兄弟为你送行时，才会一波接一波的到来……
2023年12月12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