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正是仲秋时节，皇帝来到圆明园，原本还精神倍儿爽，却在三天之内撒手人寰，一切毫无预兆。
这一震惊帝国的突发新闻，在此后200多年间演变成了清宫的又一桩“罗生门”，不知让小说家、说书人写出了多少篇10W+爆文。
正史对此事讳莫如深，不过寥寥数语，甚至在当时，朝中大臣对雍正皇帝驾崩前几日的记载就已出现了分歧，好像他们也没整明白这事儿。

清人袁枚受雍正宠臣鄂尔泰后人之托，写了一本《鄂尔泰行略》，说雍正帝临终前，鄂尔泰作为顾命大臣，在身边随时听命。
雍正帝暴亡的紧要关头，正是鄂尔泰携带遗诏，骑着一头运煤的骡子，从圆明园一路飞奔回宫，拥立弘历（即乾隆帝）即位。鄂尔泰骑骡子还受了伤，到宫里时裤子上一片血迹。
但照官方的说法，弘历当时就在圆明园侍疾，他爹是在他眼前病逝的。
张廷玉是当时最受信任的大臣之一，也是雍正驾崩事件的亲历者。他在其所著的《年谱》中说，自己在圆明园几乎天天见到皇帝，雍正去世前三天还正常办公，却在之后突然发病，连夜召集王公大臣安排后事，御医也没能抢救一下。
张廷玉说，自己接到开会通知后“惊骇欲绝”，却没说其中另有隐情。
当历史在时空中逐渐变得扭曲、模糊，雍正之死，也成了谜。

1．虚构的“吕氏孤儿”
越是猎奇、重口味的野史秘闻，越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雍正去世后，关于他死于非命的小道消息传得满城风雨，其中最邪乎的就是“吕四娘刺杀说”。
这是老百姓爱看的故事，孝女复仇，刺杀帝王，特别刺激。
相传，吕四娘是清初学者吕留良的孙女。为了给家人报仇，她在江湖上拜师学艺，于雍正十三年趁夜潜入宫中，用剑砍下雍正的首级，带着这颗头颅逃出宫，从此销声匿迹。
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吕四娘是个美女，混进宫中后成功魅惑雍正，是在侍寝时乘机弑君，又让故事有了几分香艳的色彩。
据说，清廷为了掩饰这一惊人事实，才在史书中“捏造”雍正病死的假象，并用黄金给雍正帝的遗体镶了一个假头。
吕氏刺杀一说深入人心，甚至直到近些年还很有市场。

那么，吕留良是否有一个叫吕四娘的孙女？她又能否有机会刺杀雍正呢？
吕留良案，是发生在雍正年间的一起文字狱。
康、雍年间，反清势力仍在四处活动，传播各种言论，鼓动人们出来搞事情。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的愤青书生曾静，就派了自己的学生张熙，投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岳钟琪当时手握重兵，控制西北重镇，据说还是岳飞的后代。曾静认为，岳钟琪符合英雄的人设，由他带头反清，再合适不过了。
结果，岳钟琪看到张熙带来的书信，大惊失色，回头就向朝廷奏报，把这对愤青师生给卖了。雍正帝命地方官员将曾静、张熙师徒等人逮捕归案，进行审问，你们为什么不好好过日子，要造反啊？
张熙一开口，害惨了别人一家子。他说，自己都是从吕留良著作里学的，于是引出了吕留良案。
此案的主角吕留良，早在案件发生的四十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生前与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等人相识，坚持反清排满，强调“华夷之辩”，有所谓“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说法，其门生遍布各地，还有一大批思想激进的粉丝。
雍正帝一听，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
最后结案，却让人大跌眼镜。此案的导火索，有意策反地方大员的曾静、张熙二人被释放。雍正帝说，这俩小角色“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掀不起风浪，免于一死。
曾静死里逃生后态度大变，回家写了篇《归仁说》，宣扬“本朝得统之正”，称颂皇帝“圣德同天之大”，还表示愿意到各处现身说法，为朝廷“化导愚顽”。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位原本的反清先锋，还真的出去溜达一圈，为朝廷四处宣讲。
回到湖南后，当地官员给曾静发了1000两银作为安家费。
每一个时代，都有曾静这种人的影子。不过，讽刺的是，乾隆不赞同其父的做法，即位当年就下旨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2.大清劳模的健康状况
既然雍正帝遇刺的故事经不起推敲，那他又是因何而暴亡？
雍正皇帝去世时58岁，在古代并不算早逝，但在位的13年间，他身体每况愈下，健康状况远远比不上他长寿的父亲康熙（享年69岁）和儿子乾隆（享年89岁），还染上了一身职业病。
皇帝是一份苦差事，雍正承上启下，是“康乾盛世”名副其实的推动者。在涉及上至国家政治，下至黎民百姓的诸多政事中，他事无巨细，大都要亲自过问，每天时间安排得很满，白天议政，晚上批阅奏章。为此，他经常熬夜加班。
有时夜深了，灯光昏暗，雍正由于长期工作视力受损，在朱批上的字写得不好看，还要特地加一句“灯下所批，字画潦草”、“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之类的话告知大臣。
雍正皇帝深知这种“007”工作制的危害，曾对亲信大臣鄂尔泰说，“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
熬夜，伤身体啊！
从现存档案可知，雍正所批奏折有数万之多，批语少则数字，多的数百字，甚至上千字。这位“劳模”自称：“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阅览批发，从无滞留。”
面对群臣的奏章，雍正并非总是敷衍地回复一句“朕知道了”，反而经常满满都是干货。他亲自指导官员工作，甚至扮演人生导师：
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皆出一己之见，未敢言其必当。然而教人为善，戒人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训以正德厚生之要，晓以福善祸淫之理，勉以存诚去伪之功，往复周详，连篇累牍，其大指不过如是，亦既殚竭苦心矣。
过度操劳，最终导致雍正体力透支，而他又很宅，不爱运动，就连满洲贵族传统的骑马射猎活动也很少参与。我们只能在流传后世的《雍正行乐图》中，找到他户外Cosplay的乐趣。
但事实上，雍正习惯于深居简出，甚至都很少出宫远行。

当时有人传言雍正沉迷酒色，因此染上重病。一个朝鲜使臣记载，雍正晚年由于沉溺于酒色，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活动者久矣。”
可是见过雍正帝的大臣，没发现皇帝有这些不良习惯。
陕西固原提督路振扬有一次进京面圣，临近离京前跟雍正说：“臣闻流言，谓皇上即位后常好饮酒。今臣朝暮入对，惟见皇上办事不辍，毫无酒气。”
路振扬所见的，与坊间所说完全相反。他敢这么当面说皇帝，也可见雍正应该没那些毛病，不怕人家揭短。
真正让皇帝身体日渐虚弱的，还是沉重的工作负担，以及难以改变的执著性格。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等人研究心脏病时，把人的性格分为两类：A型和B型。雍正就是典型的“A型性格”，为人雄心勃勃、脾气火爆，极为重视工作效率，不断给自己施加时间压力，终日劳累。
医学家认为，这类“工作狂”生前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人生无常，任何人都不应该以健康为代价工作，意外的那一天来临，谁又顶得住呢？

3.另一个“凶手”：丹药
雍正七年（1729年）之后，雍正皇帝一直在与病魔抗争，其中有两年病情颇重，甚至到了要考虑后事的地步。
多年操劳的雍正帝，既不注意调养，也不依靠医学进行治疗，而是迷信旁门左道。他在宫中豢养了一批道士，如历史上多位追求长生不老的帝王一样，开始服食丹药。
从现有的史料可推断，雍正帝从大病之后的雍正八年就开始在圆明园中炼制丹药。
《清内务府活计档》是清宫日常用品的账本，其中记载，雍正八年冬，内务府总管海望与太医院院使刘胜芳等人，为圆明园采办、运输了一些物资：
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上百斤；
铁火盆罩，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一件；
红炉炭二百斤；
矿银十两，黑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物品不过是取暖之用，但负责此事的两人身份极为特殊。刘胜芳是负责皇帝医疗的人员，海望是雍正皇帝的心腹，他们共同操办的事情，绝不简单。
在之后的五年内，皇宫共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个月有两三次。据统计，共有黑煤192吨，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制器皿，以及硫黄、矿银、黑铅、红铜等矿物，并有与道教仪式相关的杉木架黄纸牌位、糊黄绢木盘等物件。
在雍正十二年的《活计档》中，还有雍正赏赐大臣丹药的记载，且赏发丹药的谕旨与御赐丹药都是从圆明园送出。
这说明，雍正应该曾在圆明园炼制丹药。
这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由铅、汞、硫、砷等毒物组成，唐太宗、唐宪宗、明世宗等帝王都迷信此邪说，却深受其害。美国学者恒慕义认为，正是这些“药物”，导致雍正帝的死亡。
据《活计档》记载，就在雍正驾崩前14天，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初九，有200斤黑铅被运入圆明园。黑铅，是炼丹常用的原料，也是一种有毒金属。

关于雍正之死，目前比较靠谱的记载是《清实录》，其中写到，雍正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3天。
八月二十日，雍正帝接见了从宁古塔远道而来的官员，可当天下班后，他身体出现不适。
二十一日，雍正抱病继续正常办公（“上不豫，仍照常办事”）。次日，他病情加重，由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在旁朝夕伺候，到了晚上，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辅政大臣都到寝宫候命，恐有大事发生。
二十三日子时，雍正驾崩。
是否有这种可能，是雍正长期服食丹药，毒物长期积累后导致暴亡？还是某一种毒物让他本来积劳成疾的身体雪上加霜，在这短短三天内引发猝死？
真相隐藏于史书的残篇断章之间。
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
即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行将就木时也会化为乌有。最终，原本严肃、避讳的龙驭上宾，也成了后世茶余饭后的谈资。

吞了一些，凑合看吧

别说了，丹药长生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