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都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萨特说，人和物的区别在于，物的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对于一个崭新的人，他能成为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他可能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一个富豪，一个志愿者，一个小偷，一个反社会者，谁也说不准。当然，他出生的环境和时代往往限定了这种可能性，但仍然没有消除这种不确定，农民的儿子可以当皇帝，印度王子也可以成为佛祖。
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这种不确定性似乎越来越微弱，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也越发清晰了，这种清晰是一种残酷。我们很多人几乎都看到了自己三十、四十岁的样子，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对量子物理有兴趣，会知道路径积分的概念：粒子有可能沿着各种不同的路径运动，在有些路径上的概率非常大，有些路径上的概率很小，有的基本不可能。我们生活的轨迹也是类似的，比如我，我在这辈子成为英国女王的概率就基本为零。与此同时，我有相当大的概率成为一个白领。人生的乐趣不在于沿着已知的路线往前走，英国女王小时候如果知道她将来的角色，也不会兴奋超过三天，人生的乐趣和魅力，在于操纵和改变看起来已经确定的，那种概率最大的路线。当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在体验这种兴奋，这种出于自我意志，成于努力和克制的，对生命航向的把握。当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的时候，他大概感受到了人在命运轨迹面前的无力，在卡夫卡的眼里，我们是行进在轨道上的列车，洋流中的小船，根本无力改变什么。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无可置疑的是，这样的尝试往往令人激奋和感动，就算失败了，那也是古希腊悲剧式的壮烈，而畏缩以放弃，则会被人视作懦夫。
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坚定的船长，相反，我们经常出于偶然，或者甚至顺从境遇而更换我们的目的地。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想当科学家，小学的时候想当消防队员，初中想当律师，高中的时候坚定地认为我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俄语，上个学期我想当老师，现在我想成为一个金融分析师。我为自己的善变和游移，以及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感到耻辱吗？是的，但是我更为那些逝去的梦想感到惋惜，它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对未来的期望，会影响他当下的言行举止。于是，一个科学家、消防队员、律师和俄语翻译或者外交官相继在这个宇宙里死去了，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沿用了同一个躯壳，就像完全变态的昆虫一样，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展现完全不同的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有多少次理想的改变，是真正出于我们自己乐意而不是被迫于一个又一个令人失意的事件呢？我们的过去是一条既定的线，刻画在时间的背景上，在它的旁边是无数条苍白的、死去的虚线，那是一个科学家的童年、消防队员的童年、律师的童年和翻译或者外交官的童年。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杀死过去的自己，变成一个新的自己，这个新的自己保留着死去的那位的很多特征，这些残留的部分时常浮现出来，让我们觉得难受，觉得为死去的自己感到愧疚，为自己谋杀的行为感到耻辱。我们不想让别人察觉到这种耻辱，于是更加显得热爱自己现下的生活。但是每当夜深人静，回想过去，看看那些陈列的，旧日梦想的残骸，你会和我现在一样睡不着觉。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之所以要杀死过去的自己，是因为他不再适应我们当下的环境了。这究竟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我们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出的本能？
科幻小说里有这样一种机器，它能够把你在地球上分解成电磁波或者粒子束，然后以极快的速度传送到遥远的星球上，在那里再把这样的电磁波或者粒子束转化成你。我对这种事情的感觉和TBBT里面Sheldon的反应一样：“这是在此地把你杀死，然后在彼地制造一个新的你。”问题是，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在乎呢。如果你一直是一模一样，至少看起来如此。
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又如何知道，他已经死了几回呢。
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这种不确定性似乎越来越微弱，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也越发清晰了，这种清晰是一种残酷。我们很多人几乎都看到了自己三十、四十岁的样子，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对量子物理有兴趣，会知道路径积分的概念：粒子有可能沿着各种不同的路径运动，在有些路径上的概率非常大，有些路径上的概率很小，有的基本不可能。我们生活的轨迹也是类似的，比如我，我在这辈子成为英国女王的概率就基本为零。与此同时，我有相当大的概率成为一个白领。人生的乐趣不在于沿着已知的路线往前走，英国女王小时候如果知道她将来的角色，也不会兴奋超过三天，人生的乐趣和魅力，在于操纵和改变看起来已经确定的，那种概率最大的路线。当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在体验这种兴奋，这种出于自我意志，成于努力和克制的，对生命航向的把握。当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的时候，他大概感受到了人在命运轨迹面前的无力，在卡夫卡的眼里，我们是行进在轨道上的列车，洋流中的小船，根本无力改变什么。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无可置疑的是，这样的尝试往往令人激奋和感动，就算失败了，那也是古希腊悲剧式的壮烈，而畏缩以放弃，则会被人视作懦夫。
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坚定的船长，相反，我们经常出于偶然，或者甚至顺从境遇而更换我们的目的地。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想当科学家，小学的时候想当消防队员，初中想当律师，高中的时候坚定地认为我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俄语，上个学期我想当老师，现在我想成为一个金融分析师。我为自己的善变和游移，以及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感到耻辱吗？是的，但是我更为那些逝去的梦想感到惋惜，它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对未来的期望，会影响他当下的言行举止。于是，一个科学家、消防队员、律师和俄语翻译或者外交官相继在这个宇宙里死去了，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沿用了同一个躯壳，就像完全变态的昆虫一样，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展现完全不同的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有多少次理想的改变，是真正出于我们自己乐意而不是被迫于一个又一个令人失意的事件呢？我们的过去是一条既定的线，刻画在时间的背景上，在它的旁边是无数条苍白的、死去的虚线，那是一个科学家的童年、消防队员的童年、律师的童年和翻译或者外交官的童年。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杀死过去的自己，变成一个新的自己，这个新的自己保留着死去的那位的很多特征，这些残留的部分时常浮现出来，让我们觉得难受，觉得为死去的自己感到愧疚，为自己谋杀的行为感到耻辱。我们不想让别人察觉到这种耻辱，于是更加显得热爱自己现下的生活。但是每当夜深人静，回想过去，看看那些陈列的，旧日梦想的残骸，你会和我现在一样睡不着觉。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之所以要杀死过去的自己，是因为他不再适应我们当下的环境了。这究竟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我们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出的本能？
科幻小说里有这样一种机器，它能够把你在地球上分解成电磁波或者粒子束，然后以极快的速度传送到遥远的星球上，在那里再把这样的电磁波或者粒子束转化成你。我对这种事情的感觉和TBBT里面Sheldon的反应一样：“这是在此地把你杀死，然后在彼地制造一个新的你。”问题是，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在乎呢。如果你一直是一模一样，至少看起来如此。
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又如何知道，他已经死了几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