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中记载：
     书状睦君则于丰润榛子店壁上，见一诗，向余说道，其诗曰：‘椎鬓空怜昔日妆，征裙换尽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其下又书曰：‘奴江州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念一日洒涕挥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此怜而见拯，奴亦不自惭其鄙谤也。吁嗟，伤哉，伤哉。奴年二十有一，父季某，秀才，母陈氏，兄名国，府学秀才，季文兰书。’余闻而悲之曰：‘此是闺秀中能诗者所为也。海内丧乱，生民罹毒，闺中兰蕙之质亦未免沦没异域。千古怨恨，不独蔡文姬一人而已。’为赋一绝，以咏其事：
     壁上新诗掩泪题，天涯归梦楚云西。春风无限伤心事，欲奏琵琶音转凄。[2]
     书状官即睦林儒，他所知的季文兰，是江西秀才虞尚卿之妻，年方廿一，丈夫被杀，己身被掳，时间为康熙十七年，后为一王姓八旗军官购得，途经榛子店前往沈阳。家里尚有父母双亲及胞兄，父兄均为秀才，所嫁之夫亦为秀才，是典型秀才之家的女子。这使申晸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白居易笔下那位月白风清夜江上弹琵琶的凄凉少妇，闺中兰蕙沦没异域的不仅仅是蔡文姬一人而已。申晸是最早记载季文兰事迹的朝鲜人。
     最著名的传播者则是康熙二十一年的朝鲜使节金锡胄。他有《擣椒录·榛子店主人壁上有江右女子季文兰手书一绝，览之凄然，为步其韵》：
                琸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
                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
    


     副使柳公招主媪问之，媪俱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买此女，过此，悲楚黯惨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扫壁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云”。遂再作《复叠前韵和副使》：
     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襪掩萝裳。唯应夜月鸣环珮，魂梦依依到吉阳。（原注：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右地也）[3]
     金锡胄号息庵，时为右议政，以谢恩兼三节年贡正使的身份到北京。他见到已缺数字的季文兰题诗。通过他的如椽之笔，季文兰不仅变得姿容娇艳，且双手均能作书，母姓亦从陈化李。对此楚楚可人的女子，作者的基本意象是爱怜同情。他的记载对朝鲜士大夫影响最大，在他推波助澜下，“季文兰情结”悄然出现。虽然到康熙二十九年底，谢恩副使徐文重经七家岭、新店、王家店、蒋家屯走到榛子店，已看不到季文兰题诗，他说：“[故]江右女子季文兰诗，今漫灭无存。”[4]
     康熙五十一年，随使臣前往北京的金昌业《燕行埙箎录》有《榛子店次季文兰韵》，小注：“息庵赴燕时到此店，见壁上有江右女子季文兰手书一绝曰：……览之凄然，遂步其韵。” 他通过金锡胄的记载注意到季文兰，满腔同情不得返乡的季文兰：
     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边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5]
     边塞珠泪涟涟的江南女子，眼望大雁随阳却难返故乡的意象从此风靡天下。
     康熙五十九年，三节年贡正使李宜显也受息庵影响关注此事。其《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载：“到榛子店汉民陈琪家，曾见息庵集此地有江右女子季文兰壁上所题诗，而寻觅不得，意秀才辈或渴知之。使主胡招一秀才至，名马倬，问之不知，仍酬酢数语。问吾辈衣冠，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美，但我们遵时耳。有一人在旁言其女子诗，曾果有之，而五六年前，改墁其壁，仍致泯灭云。”其《榛子店追次季文兰诗韵》：
         掩抑娇姿泪裹状，不堪燕雪扑征裳。
          名花已被狂风乱，羞向东君诧艳阳。[6]
    
     李宜显特地在当地打听季文兰之事，但即使是有识之辈如秀才者也不知其事，他唯一的收获是打听到这个壁上题诗消失的大概时间。可见，40年后，季文兰遗迹已融入历史长河难觅踪迹，但她的失节却使朝鲜使臣惆怅不已。
    
     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再次出使北京，其《陶谷集·壬子燕行诗·纪行述怀次三渊韵》五十首，第二十四即咏榛子店：
    二八妖姬艳青春，千里驱赶愁眉颦。区区女子何足道，几个英豪落胡尘。古店摩挲壁间字，恼杀多少征途人。[7]
     一个“恼杀”，鲜活地刻画出“季文兰情结”浮现，真可谓牵肠挂肚季文兰，赫赫有名榛子店。同行书状官兼执义韩德厚的日记也谈到金锡胄的影响：“壬子年十月初二日，丙辰，未明发行。朝□秦子店。清初江右女子季文兰士族也，颜貌绝丽，又能韵诗，为胡人所掳，过此店题一怨诗于壁上，诗曰：戎衣换着越罗裳，痛杀春风上沈阳云云。清城相公奉使时，适见壁诗，文兰则莫究所终焉。”[8]


        
妾命如朔风，飘然振落叶。不入郎罗帏，乃遂尘沙陌。
妾本良家儿，流落平康劫。十三工秦筝，十五好笔墨。
尊前柔声歌，泪湿江洲褶。人谓妾颜好，妾谓前生孽。
武林遇公子，知心不徒悦。忽尔天地崩，遂令山川别。
一为俗子羁，再为干戈绁。哼哼破车中，尘土满鬓髻。
塞马嘶寒风，玄冰真惨裂。披掷一羊裘，皴肌冷如铁。
昼则强欢笑，夜则潜哽咽。谁谓文姬哀？文姬犹返阙。
谁谓明妃怨，犹能封马鬣。而我命薄妾，终当染锋血。
胡不即就死？心为公子结。公子尔多情，岂忘西湖月?
公子尔多智，岂不谅我节？公子尔任侠，忍妾委虎穴？
公子尔多文，交岂无豪杰？媒妁扇上诗，颠沛不忍撇。
忍死一相待，悲酸难再说。又闻洞山方，风流当世杰。
尔既善顾郎，何不一救妾？西湖薄命妾宋娟和泪书。[41]
    
戏剧虽托宋金之名，实写清初之实。如第六出《题扇》吴方（玄亭）曾怂恿顾史（石渠）在拾到的宋湘仙题诗扇上和诗：“今娟娘与蕙湘，姓氏既同，才色堪并，小弟愿以此扇连二宋之欢，即作伐柯之斧。”[42]就直接提到“蕙湘”这两个字；第十六出《双题》中夜巡军士写难女花名册：“正黄旗下妇人一名，宋娟娟，钱塘人，镶黄旗下女子一名，宋湘仙，杭州府人，这两个姓名来历相同，想是姐妹了。正蓝旗下李如花，王鬼脸，系娼妇，原籍不同。”在戏中直书“正黄旗下”，“镶黄旗下”、“正蓝旗下”等名目，巧妙将弘光宫女宋蕙湘被掳入镶黄旗下之事嵌入，揭露清初八旗军队大量掳掠妇女之实。
    
（二）扬州女子张氏、汪氏同难西沟    顺治二年六月扬州女子张氏遭难于西沟宝林庄居，洒泪口占五绝：
        
深闺日日锁鸾凤，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那禁过鸟道，可怜魂梦绕家乡。
绣鞋脱出换宫靴，女易男装实可嗟。扶上玉鞍愁不稳，泪痕多似马蹄沙。
碎环祝发付东流，寄语河神仔细收。拟将薄命随流水，因伴兜鍪不自由。
江山更易听苍天，粉黛无辜甚可怜。薄命红颜千古恨，妾身何惜误芳年。
翠翘金雀久尘埋，车骑辚辚野店来。怜我故乡生死别，花枝移向别园栽。
        
张氏在此发出强烈控诉，江山更易听苍天，粉黛无辜被干戈，是谁使她们遭遇如此灾难？
    
八月二十三日，汪氏“亦同此命薄，因磨泪和成五首”：
        
悲鸣淮海只孤凰，流落秋风梦锦堂。为问近邻同难女，谁抛骨肉去他乡？
驼马驰驱换妇靴，无端胸次起咨嗟。苍天此际聊相问，埋我风尘几石沙？
芳年情事叹如流，一滴金盆复不收。身付镆鋣为上计，老苍何苦不侬由！
薄暮危楼风雨天，隔邻谁弄想夫怜。昨宵梦与良人会，依旧还盟松柏年。
伤哉骨肉已尘埋，惟有清魂梦往来。寄语故乡兄与嫂，花枝从此不须栽！
    
江南文人余怀、何寐明、周江左、朱汉生、刘旅皇皆为属和，黄眉房刻之南京，名《女儿行》以记其事，其词云：
广陵四月烟水绿，月映垂杨飘绮轂。渔阳鼙鼓一朝来，画楼歌笑成哀歌。
马上娉婷十七余，辛苦风霜向谁宿。可怜斗帐强为欢，泪珠吹湿湘江竹。
        
当年娇小都芳妍，岂识红妆是妖服。一曲凄清欲断肠，猿鸣鹤唳和哀玉。
叹“国变民非，深有粉褪香沉之掉”[43]。
    
（三）钱塘秀才妻吴芳华题诗旅壁    武林文学康某妇，“结缡三月，清兵入钱塘，从夫逃乱天竺道，为乱军所获，属正黄旗下尤某，挟之北去。题诗旅壁，有云：后之过此者，为妾归谢藁砧，当索我于白杨青塜之间也，见者哀之。
        


尚有佚名者有关榛子店的题诗：
赤栏桥畔柳绿绿，赤栏桥下水漪漪。胭脂啼损双红颜，应照佳人北去时。
彤管雪腕断肠句，曾向谁家壁上题。榛子城中多少店，无人知道翠眉题。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32]
    
“皇明”也好，“天启”、“崇祯”也好，通过明末以来“千古伤心”的榛子店，朝鲜士大夫有意无意间将季文兰塑造成一个明清易代时期怀念明朝的女子形象，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表达对清朝异族色彩的不认同，凝聚他们对乱世人生的不尽悲叹。
    
对此，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不以为然，觉得这样做“不免就有些落空”，对“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想像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提出异议，并指出：“本来只是吴三桂部下家属的季文兰，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吟诵中，承负了太多的责任，她要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楚楚可怜的柔弱女子，又要成为让人敬佩的刚烈节妇，既要满足朝鲜使者们对于异域悲情的想象，还要满足朝鲜使臣的道德伦理批判，不仅要成为斥责满清帝国的象征，而且要成为维护程朱理学的楷模。”[33]其中固然不乏令人警醒的深刻认识，但对史实的判定却失于轻率，称“满清”也不合适。
    
起先，葛教授尚谨慎从事，认为康熙十七年前后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但激情澎湃之后，就径将季文兰判为“吴三桂一部的家属”，不妥。史料已明确告知，季文兰被掳的时代是三藩逆反之时，她本人是秀才之女而非逆反者部属。世乱之际，除主动挑战者与被动对垒者，更多的还是被卷入历史事件的无辜池鱼——普通百姓。生活在专制时代里，他们命如草芥，惟一祈盼的就是安享太平。若有百年平安，已是难求的盛世。而季文兰，作为站在历史前台的人物，身后隐匿着一个数量庞大的姊妹群体——明末清初被掳卖的妇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自明末达官贵戚，下至普通平民妻女，甚至有清军部属在内——帮助清朝占据明朝江山的降清文官武将，许多人下场不堪回首，吴三桂只是其中一员。
    
其次，对季文兰所处时代的认识，作者明确将它排除在明清易代的范围之外，恐怕也很难说是对历史过程的真切体认。
    
康熙十七年，虽距清兵入关的1644年已经过去30多年，但从历史进程总体看，明清易代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吴三桂叛乱反清事件，仍不出明末清初历史鼎革的范围，这是清承明制的历史代价之一，清朝军制建立，必须经过削平三藩军队之后才算完成。
    
最后，即使明清易代完成之后，故国之思也不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消失，譬如对故国衣冠的怀念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闾阎之间犹有思汉之心”[34]这种已被葛教授证明能够延续数百年的情怀，何以就不能体现在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叛清时被掳为奴、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身上？退一步说，就算季文兰是吴三桂部属的家属，何以见得她就不能怀有“故国之思”，不能怀念“朝鲜使者想像中的皇明”呢？清初汉人降官降将中，深怀“故国之思”的大有人在[35]，从这一点看，倒是固执的朝鲜人显得更有道理。
    
更重要的是，固执的道德观也好，深沉的历史感也好，这两点恰恰是我们目前历史学习或研究中的软肋！我们的民族特性不甚清楚，我们的历史感日渐虚无。岳飞值不值得歌颂？郑成功算不算民族英雄？再这样疑问下去，历史学家们也该无地自容了。
三、明末清初的“季文兰”群体
明末清初，与季文兰同命相怜的女子何止千万！八旗官兵掳掠大量妇女，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早在入关之前，清军即多次入关抢掠，以所掠人户、财物装备整个国家。入关以后，旧习依然未改。


度叔终于吐出来 = =

    
其次是流入他乡为侍妾。千金赎还蔡文姬的曹孟德不是没有。中国士大夫对这些被掳女子，绝大多数也深抱同情，解骖赎归之事，每每见诸史籍。这些被赎买的女子，流入汉人家庭，或许也存在各种问题，如与丈夫年龄差异过大，与丈夫原配的矛盾等等，但相比于流落北里或沦为奴婢的其他女性，至少还能生活无虞。况且若女子本人性情、才学出色，更能赢得丈夫宠爱，一如金坛周钟女，也是不错的归宿，重返故里从情理上说也非难事。
    
再次是被辗转贩卖，流入娼家北里，卖笑为生。如施闰章《长安狭邪行》所描写的，心摧肠断还要强作欢颜的女子：
    


以上三种结局，固然悲喜不同，但均由旗家卖出而起。那么，作为战利品进入旗人家庭或王府宫廷的女性也当不在少数，可视为第四种结局。但必须考虑到，她们只是地位低下的奴婢，充当苦工或提供河虾性河虾服务。如丁耀亢所作《西湖扇传奇》中，钱塘闺秀宋湘仙被娄室将军带回府中。此将军虽曾攻围陷阵，但大蟒怕蜈蚣，第二十二出《妒贞》写道：“见了奶奶就有些战兢兢的，偏是回不出话来”，强悍的夫人发现其偷藏宋蕙湘后，怒不可遏，河东狮吼，一发不可收拾：“贱河虾人，你白日里挑水拾粪，夜里舂米洗浆，休想轻轻把你放过。你要死时，一领芦席将你抛送野外便了。烧柴吹火，休依热锅，打浆挑水，休寻近河。将你肉来喂鹰，骨来喂狗，还将你娇娆嫩骨轻轻剉！我将你这贱河虾人折磨死了，看老臊河虾狗怎么样！”活脱脱一幅惧内满将和受难汉女的写真图。西湖歌女宋娟娟则被“赏赐功臣，为官家纺织”。第二十出《悲扇》中，有老旦劝言：“我们俱是落难之人，在此织机就是侥幸了！还有多少配在军中，或是担水挨磨，拾粪牧羊的死了多少！我闻知皇姑寺元宵作道场，明日我带你去随喜一番。”余生只能将宗教当成救命草。宋蕙湘的生命力是否足够强壮，能经得起将军夫人长久的折磨？至能母以子贵而安享富贵的旗下汉女恐怕更是寥若晨星，而类似为“官家纺织”的宋娟娟们，也多半将在劳苦中凋零飘落，象扬州林氏那样逃走又被捉回的呢，只会更惨。总之，旗家终究不是汉女易居之地。
    


像台州王琴娘那样，既未能回乡见到爹娘，又没有他乡遇到知故，憔悴身亡的则是第五种结局。
    
遭遇历史暴力的女性，生活际遇当以悲惨概之。朝鲜士大夫固有百年不绝的悱恻缠绵，中国士大夫实际上也毫不逊色。
    
“甲申变后，朱门娇媛，穷巷幽姿，尽于虏寇者多矣！玉碎香消，花残月缺，非止辱以当炉，抑且供其换马。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紫玉成烟，白花飞蝶。时惟静夜，听远笛以哀秋，独坐清宵，对孤灯而泣雨。为惜冷翠之摧残，牵情异域；更恨怨江之零落，堕节终天。聊兴嗟于翰墨，遂致叹于咏歌。


河虾了好多道 = =

这帖子真是命运多舛 - -++ 度叔又吞了

    
朱二眉予修龄书曾云：“吾师弟子生逢此日，宜乎在在现身，人人汲引，免其沉沦苦海，庶不愧乎生于此日。贵地诸公，现身活佛，浙中受益良多。虽居位者本心救世，尤须多方鼓舞，其造就生灵，奚啻三千八百已邪？”[75]可见，朱方旦正是乘着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之机，从事社会救助的慈善活动，不断增加吸引力，扩大活动空间，信徒善众自然而然如影相随，尤其是那些得到救助的家庭和妇女，更是其中重要的、不能忽视的群体。
    
朱方旦除了在浙江组织有规模的社会救助团体外，也不排除在其他地区从事类似义举。他最后被清廷处死，除了个人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之外，曾经卷入（或一直秘密从事）反叛活动或许是此案重要的关节点？
    
另一类是全国各地自发的、零星的社会救济行为。
    
北    京    京城应是旗下难妇最集中、也是得到救助人数相应更多的地区。如前所述，湖南祁阳秀才郑翀女、江南金坛复社成员周钟女、江西涂映征女、昆山李氏妇、华亭殷之辂妻等都被从京中赎出。又如吴中歌者某氏，顺治十四、五年间，桐城遗民方文北游京师所见，即为黄州王涓来所赎：“塞北惟闻羯鼓声，那知南曲细如莺。不甘蔡琰终沙漠，且作何卙唱渭城。旗是厢红复正红，赎身何日返吴中？莫愁京国无知己，现有黄州太史公”[76]。
    
山东淄川    “明季吾淄修城，张圣鹄相国独当一面。国初定鼎，山贼谢迁据之，官兵围城，列炮轰击。……收复后，城中士女多为兵掳，张氏残破之余，在外未被掳者，出资三千两，赎族中被掳之人。”[77]
    
南直隶地区    上元黄嘉善，性孝友，乐施舍。“明南都亡，妇女多流离，嘉善辄赎还其家。有闺秀蒙难，令与己女同居，寻送归。镇江受兵，更倡赎难民数百人。”[78]
    
乌程姚延著，字象悬，号榕似，顺治六年进士，为江南按察使。“海氛既定，大兵掠民间妇女，闭大舟中，令作闽语，间有嗫嚅者，辄露刃恐之，不敢张。榕似廉得其状，亲诣河干，计斥弁卒，无使至前。获一少妇，作吴语。诘之，得实。遂大书伊父兄姓名于榜，疾呼得之，给票护其归。邻舟妇相率号呼，并使其家杂认之，一如前遣归者。凡千七百人。以身活千万人，所以不死者自在也。”但廷著因此得罪悍帅，牵连别事致死。其子成进士，诣阙颂怨，未蒙存录，其孙姚聚中明经德奎作述祖德诗曰：
    
往旗讯难妇，一一归其亲。    
悍帅恣报复，飞语遭邅迍。[79]
    
江右地区    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江西南康府有一绥安客居者，解救多位被掳妇女，名官以介。“三山之祸，殊为可恨。时绥安官子以介，客寓于吾省南康府，见营兵掳掠妇女，纷纷载道，为之伤心，遂解其囊金得数百两，为民家各姓赎而归之，行可谓难矣。
    
甲寅祸起自闽关，江左以西万类残。
塞上烽烟迷绿水，民间子妇匿青山。
时逢乱马几搜尽，谁肯倾囊为赎还？
不是绥安官以介，五陵侠客亦无颜。[80]
    
无论有组织的救助也好，自发、零星的救助也好，相对被掳妇女这个群体来说，起的作用不会太大。在“首崇满洲”的国策下，民间社会的救助活动，难免与清廷政策凿枘不合。尤其是类似朱方旦的有组织的宗教救助活动，更容易威胁清廷统治或损害满人利益。再从地域范围看，得到救助的人也是少数，如湖南《宝庆府志》就记载：顺治十年著名的岔路口战役（清将尼堪死于此役）后，“男女婴儿被戮掠者万余人”，署同知罗霆章单骑救拔，“诣营赎人士妻女，知府冯桓、知县杨演各捐俸若干金为之代赎，然得还者无几”[81]。多数被掳妇女仍是遭难。


又被吞了 - -++++

    
赤栏桥畔柳绿绿，赤栏桥下水漪漪。胭脂啼损双红颜，应照佳人北去时。
彤管雪腕断肠句，曾向谁家壁上题。榛子城中多少店，无人知道翠眉题。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32]
    
“皇明”也好，“天启”、“崇祯”也好，通过明末以来“千古伤心”的榛子店，朝鲜士大夫有意无意间将季文兰塑造成一个明清易代时期怀念明朝的女子形象，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表达对清朝异族色彩的不认同，凝聚他们对乱世人生的不尽悲叹。
    
对此，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不以为然，觉得这样做“不免就有些落空”，对“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想像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提出异议，并指出：“本来只是吴三桂部下家属的季文兰，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吟诵中，承负了太多的责任，她要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楚楚可怜的柔弱女子，又要成为让人敬佩的刚烈节妇，既要满足朝鲜使者们对于异域悲情的想象，还要满足朝鲜使臣的道德伦理批判，不仅要成为斥责满清帝国的象征，而且要成为维护程朱理学的楷模。”[33]其中固然不乏令人警醒的深刻认识，但对史实的判定却失于轻率，称“满清”也不合适。
    
起先，葛教授尚谨慎从事，认为康熙十七年前后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但激情澎湃之后，就径将季文兰判为“吴三桂一部的家属”，不妥。史料已明确告知，季文兰被掳的时代是三藩逆反之时，她本人是秀才之女而非逆反者部属。世乱之际，除主动挑战者与被动对垒者，更多的还是被卷入历史事件的无辜池鱼——普通百姓。生活在专制时代里，他们命如草芥，惟一祈盼的就是安享太平。若有百年平安，已是难求的盛世。而季文兰，作为站在历史前台的人物，身后隐匿着一个数量庞大的姊妹群体——明末清初被掳卖的妇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自明末达官贵戚，下至普通平民妻女，甚至有清军部属在内——帮助清朝占据明朝江山的降清文官武将，许多人下场不堪回首，吴三桂只是其中一员。
    
其次，对季文兰所处时代的认识，作者明确将它排除在明清易代的范围之外，恐怕也很难说是对历史过程的真切体认。
    
康熙十七年，虽距清兵入关的1644年已经过去30多年，但从历史进程总体看，明清易代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吴三桂叛乱反清事件，仍不出明末清初历史鼎革的范围，这是清承明制的历史代价之一，清朝军制建立，必须经过削平三藩军队之后才算完成。
    
最后，即使明清易代完成之后，故国之思也不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消失，譬如对故国衣冠的怀念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闾阎之间犹有思汉之心”[34]这种已被葛教授证明能够延续数百年的情怀，何以就不能体现在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叛清时被掳为奴、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身上？退一步说，就算季文兰是吴三桂部属的家属，何以见得她就不能怀有“故国之思”，不能怀念“朝鲜使者想像中的皇明”呢？清初汉人降官降将中，深怀“故国之思”的大有人在[35]，从这一点看，倒是固执的朝鲜人显得更有道理。
    
更重要的是，固执的道德观也好，深沉的历史感也好，这两点恰恰是我们目前历史学习或研究中的软肋！我们的民族特性不甚清楚，我们的历史感日渐虚无。岳飞值不值得歌颂？郑成功算不算民族英雄？再这样疑问下去，历史学家们也该无地自容了。
三、明末清初的“季文兰”群体
明末清初，与季文兰同命相怜的女子何止千万！八旗官兵掳掠大量妇女，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早在入关之前，清军即多次入关抢掠，以所掠人户、财物装备整个国家。入关以后，旧习依然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