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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政府大人你们好，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你们好。我是上海市长宁区淞虹路805弄42号301室受到流氓，知法犯法人员的伤害，弄得我倾家当产家破人亡，上海市高级法院高大众说下面做得是完全正确的，那我就从头开始说起。我的申诉状书有7份，补充有3份。
申诉人袁金钟住长宁区淞虹路805弄42号301室，工作单位哈密路爱斯佩克环境仪器有限公司。
被申诉人戴元良住本市淞虹路805弄42号204室。
在1992年本人因家人急需看病，向戴元良商量借人民币三千元。当时戴元良提出二年归还一万五千元整，当时急需看病对付，同意二年归还。
到1994年我为了不失信，如数还清一万五千元整。双方无异。
(申诉事项，每月扣的是冤枉钱伤害到我家庭，我不服。)
1994年一天，我在戴元良家玩，冯永祥来找戴元良借钱，他二人自己协商好，听他二人说借一万元，每月利息三千元，当时二人成交，其它我不知道。
过后，戴元良没见到冯永祥，戴对我说冯也是我的朋友，借的钱你袁金钟也听说过此事，找不到冯，这个钱你袁金钟可代还，当时我拒绝他：“你二人的借钱与我袁金钟无关的事。”
95年9月，戴元良带了一帮人，流氓头徐兵6个人到我厂门口大吵大闹，逼我替冯还钱，当时情形闹得很惨，为了好邻居朋友绥和一下，我拿出三千元利息，给了徐兵才平静下来。
过了一星期，徐兵又来问我要钱，我没钱给他，后来徐兵叫我写保证书，我说：“我不识字!”后来徐兵写了一张保证书叫我签名。然后过了一星期，徐兵又写了第二张三千六百元的借条逼我签名，我说：“利息一个月是三千元，怎么又变成了三千六百元？”徐兵说：“我们六人的工钱每人一百元。”又过了一星期，徐兵又问我要钱，我说：“我没钱，要打要杀随便你!”后来徐兵说：“我从此以后不来了，我另外派一帮人来!”第二天，果然派了另一帮流氓，我去上班半路被他们截住，上去就打我两个耳光，他们把我带到新泾两村39号102室逼着我要钱，没钱就写张保证书(保证什么时候还钱)，以后他们用暴力逼我抄写保证书，每过一星期写一张，共写了10张左右。96年5月17日，戴元良，董宝发，邓超又把我绑架到董宝发家里。董宝发说：“现在冯永祥找不到了，戴元良的钱由你来还，戴元良说总共四万九千元!”当时这四万九千元的借条是戴元良写的，逼我袁金钟照上面抄写，那时有很多人，都是董宝发的邻居：邱火喜，还有徐开荣和杨德鸿作证。后来写好借条后叫我一个月内还清四万九千元。96年6月18日他们再次绑架我，我没钱，，后来他们拿刀放我的血，当时把我的手划了两刀，我就叫救命，这时新泾两村居委来了很多人，他们就叫北新泾镇派出所赵民处理这件事，还有一个绑架我的人是邓超。后来，赵民开了一张验伤单让我去看病，看了一百多元，我又到新泾派出所去，把看病的一百多元的单子给了赵民民警，赵民不收，他不处理。然后，我就接到长宁区法院的通知，法官说：“冯永祥借的钱，你是担保人。”当时开庭时我和冯永祥一起去的，我对法官说：“我没担保，我袁金钟要科学家鉴定!”这个法官说：“鉴定不鉴定是我审判长的权利!”我又说：“戴元良逼我写了一张四万九千元的借条!”法官说：“我不管!”这个法官的名字叫叶基成。然后，长宁区法院执行庭来了一个通知，我就去了法庭，当时我和冯永祥一起去的，执行庭的谢于山和冯永祥是一个家乡的，他们两人谈得有说有笑的，后来，姓谢的就叫我袁金钟走了。当晚，冯永祥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和他蛮要好的，那个人姓吴，冯永祥和姓吴的请谢于山到酒吧吃一顿，给了谢于山两香烟。过了半个月，谢于山就到我袁金钟家里说：“冯永祥借的钱，你是担保人，我就找你担保人，你先把戴元良的一千三百八十四元的上诉费付掉，让我向戴元良也有个说法，你家有介彩电值五百元，拿去卖掉吧!”96年11月18日，我给了谢于山一千元，这一千元是在靠近中山公园的执行庭给的。过了一星期后，我厂问打了电话打到车间 ，这时经理程流庆通知我到办公室来一次，谢于山说：“关于冯永祥的借款，你袁金钟是担保人，冯永祥是我朋友，我总归弄你袁金钟，不可能弄我自己人!”那时法院来了两人，其中一个的谢于山的助手。谢于山到我单位每月扣四百元工资。过了半年多，长宁区法院来了一个通知，当时，卢建华是审判长。我说：“这四万九千元是高贷利息，我没有借过四万九千元，四万九千元是戴元良用流氓董宝发，邓超他们把我绑架到董宝发家里，戴元良写的借条，逼我袁金钟照着上面抄写，当时，董宝发家有很多人，有杨德鸿，徐开荣，邱火喜他们三人是董宝发的邻居，我袁金钟一个也不认识，我就请他们在长宁区法院为我作证!”审判长卢建华说：“你们不要帮他作证，让他这种人吃吃苦头，像这种人能借到一千元钱，借条上写十万他也高兴，就让他吃吃苦头吧!”我说：“我没借过，你不信你去调查!”卢建华说：“管我屁事!我吃饱饭没事情做，替你去调查!我就照这样判决，再加两万元利息!”后来，我袁金钟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当时三个证人也去替我作证，这个法官(马丽)说：“三个证人一个也不许进来，全部出去!”马丽问我：“你这四万九千元什么时候能还给戴元良？”我说：“我没借过钱，戴元良叫流氓对我使用暴力逼我抄写的!”马丽说：“我给你3天时间，你要拿出他们绑架你的证据，拿不出证据的话，我就照原判!”
申诉人袁金钟住长宁区淞虹路805弄42号301室，工作单位哈密路爱斯佩克环境仪器有限公司。
被申诉人戴元良住本市淞虹路805弄42号204室。
在1992年本人因家人急需看病，向戴元良商量借人民币三千元。当时戴元良提出二年归还一万五千元整，当时急需看病对付，同意二年归还。
到1994年我为了不失信，如数还清一万五千元整。双方无异。
(申诉事项，每月扣的是冤枉钱伤害到我家庭，我不服。)
1994年一天，我在戴元良家玩，冯永祥来找戴元良借钱，他二人自己协商好，听他二人说借一万元，每月利息三千元，当时二人成交，其它我不知道。
过后，戴元良没见到冯永祥，戴对我说冯也是我的朋友，借的钱你袁金钟也听说过此事，找不到冯，这个钱你袁金钟可代还，当时我拒绝他：“你二人的借钱与我袁金钟无关的事。”
95年9月，戴元良带了一帮人，流氓头徐兵6个人到我厂门口大吵大闹，逼我替冯还钱，当时情形闹得很惨，为了好邻居朋友绥和一下，我拿出三千元利息，给了徐兵才平静下来。
过了一星期，徐兵又来问我要钱，我没钱给他，后来徐兵叫我写保证书，我说：“我不识字!”后来徐兵写了一张保证书叫我签名。然后过了一星期，徐兵又写了第二张三千六百元的借条逼我签名，我说：“利息一个月是三千元，怎么又变成了三千六百元？”徐兵说：“我们六人的工钱每人一百元。”又过了一星期，徐兵又问我要钱，我说：“我没钱，要打要杀随便你!”后来徐兵说：“我从此以后不来了，我另外派一帮人来!”第二天，果然派了另一帮流氓，我去上班半路被他们截住，上去就打我两个耳光，他们把我带到新泾两村39号102室逼着我要钱，没钱就写张保证书(保证什么时候还钱)，以后他们用暴力逼我抄写保证书，每过一星期写一张，共写了10张左右。96年5月17日，戴元良，董宝发，邓超又把我绑架到董宝发家里。董宝发说：“现在冯永祥找不到了，戴元良的钱由你来还，戴元良说总共四万九千元!”当时这四万九千元的借条是戴元良写的，逼我袁金钟照上面抄写，那时有很多人，都是董宝发的邻居：邱火喜，还有徐开荣和杨德鸿作证。后来写好借条后叫我一个月内还清四万九千元。96年6月18日他们再次绑架我，我没钱，，后来他们拿刀放我的血，当时把我的手划了两刀，我就叫救命，这时新泾两村居委来了很多人，他们就叫北新泾镇派出所赵民处理这件事，还有一个绑架我的人是邓超。后来，赵民开了一张验伤单让我去看病，看了一百多元，我又到新泾派出所去，把看病的一百多元的单子给了赵民民警，赵民不收，他不处理。然后，我就接到长宁区法院的通知，法官说：“冯永祥借的钱，你是担保人。”当时开庭时我和冯永祥一起去的，我对法官说：“我没担保，我袁金钟要科学家鉴定!”这个法官说：“鉴定不鉴定是我审判长的权利!”我又说：“戴元良逼我写了一张四万九千元的借条!”法官说：“我不管!”这个法官的名字叫叶基成。然后，长宁区法院执行庭来了一个通知，我就去了法庭，当时我和冯永祥一起去的，执行庭的谢于山和冯永祥是一个家乡的，他们两人谈得有说有笑的，后来，姓谢的就叫我袁金钟走了。当晚，冯永祥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和他蛮要好的，那个人姓吴，冯永祥和姓吴的请谢于山到酒吧吃一顿，给了谢于山两香烟。过了半个月，谢于山就到我袁金钟家里说：“冯永祥借的钱，你是担保人，我就找你担保人，你先把戴元良的一千三百八十四元的上诉费付掉，让我向戴元良也有个说法，你家有介彩电值五百元，拿去卖掉吧!”96年11月18日，我给了谢于山一千元，这一千元是在靠近中山公园的执行庭给的。过了一星期后，我厂问打了电话打到车间 ，这时经理程流庆通知我到办公室来一次，谢于山说：“关于冯永祥的借款，你袁金钟是担保人，冯永祥是我朋友，我总归弄你袁金钟，不可能弄我自己人!”那时法院来了两人，其中一个的谢于山的助手。谢于山到我单位每月扣四百元工资。过了半年多，长宁区法院来了一个通知，当时，卢建华是审判长。我说：“这四万九千元是高贷利息，我没有借过四万九千元，四万九千元是戴元良用流氓董宝发，邓超他们把我绑架到董宝发家里，戴元良写的借条，逼我袁金钟照着上面抄写，当时，董宝发家有很多人，有杨德鸿，徐开荣，邱火喜他们三人是董宝发的邻居，我袁金钟一个也不认识，我就请他们在长宁区法院为我作证!”审判长卢建华说：“你们不要帮他作证，让他这种人吃吃苦头，像这种人能借到一千元钱，借条上写十万他也高兴，就让他吃吃苦头吧!”我说：“我没借过，你不信你去调查!”卢建华说：“管我屁事!我吃饱饭没事情做，替你去调查!我就照这样判决，再加两万元利息!”后来，我袁金钟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当时三个证人也去替我作证，这个法官(马丽)说：“三个证人一个也不许进来，全部出去!”马丽问我：“你这四万九千元什么时候能还给戴元良？”我说：“我没借过钱，戴元良叫流氓对我使用暴力逼我抄写的!”马丽说：“我给你3天时间，你要拿出他们绑架你的证据，拿不出证据的话，我就照原判!”
我就到北新泾镇派出所找赵民要放我血的证据，民警赵民说：“你又不是上级，要上级派人拿证据。”
我就到长宁区检查院受理处，当时还有三个证人和我一起去，他们三人都写了绑架我的事实情况交给了检查院，检查院受理案子了，受理人说：“你过一个星期再来。”过了一星期我去了，受理人说：“我现在没空看你上诉的材料，你再过一个星期来!”过了一个星期我去了，受理人说：“这个四万九千元的借条是你自己写的，再说中级人民法院判的不会错，我不会替你取证，你要告就到‘上面’去告!”所以我袁金钟没有办法，只好命该如此，向上级诉冤。
后来，法院到我单位为四万九的案子又每月扣我四百元的工资。
过了半年多长宁区法院来了一辆警车，来了三个人，怎么又有四万九千元的法院判决书出现了的奇怪事，后来我厂领导跟办公室主任把“前面”的四万九千元的材料给他们看，有两位法院的人说：“那么现在的四万九千元再继续扣下去!”
过了一年后我家的房子被动迁了，法院来人到动迁组，动迁组领导说：“你袁金钟分房子要经过法院批准。”我跟动迁组说：“你拆我的房子，分给我房子，跟法院有什么关系？”后来，动迁组把房子给我袁金钟了。
过了三个月以后，每人都有两千多元的动迁费，法院的人又到动迁组要我的动迁费了。后来，我跟动迁组说：“这钱应该给我袁金钟!”动迁组商量讨论后把动迁费给我了。
扣了几年后，2002年1月我去查扣了多少钱，现在已经扣了两万四千三百八十四元的冤枉钱。
我支付谢于山一千元钱，这个钱就被谢于山吞掉了。
冒犯说一句：没有这些知法犯法人员在操动，那些流氓黑道他们能逍遥法外吗？像这些知法犯法人员在机关里操作工作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人民带来什么？对老百姓带来什么？对老百姓带来更大的伤害，请上级明察!
恳求上级青天大人明察事实真相。纸是包不住的。
补充
政府大人你好!
我又麻烦你了，半年前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一封信给我说：“你的判决书正在复 查。”我等了半年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最近几天长宁区法院叫我去，我就去了，法院的人说这“四万九”管不了，是上面判的。那我的冤到哪里申？半年前我到菜场买菜碰到这些流氓，戴元良说：“小袁，你真是好人呐！都亏了你照顾我们，你每月都给我们活动费用，你要打官司你是打不赢的，上上下下都是我们的人马！”戴元良说的是完全正确的。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判决书上面写“根据我们调查你袁金钟借戴元良‘四万九‘的事实”这个人和戴元良是什么关系？高级人民法院高大人说：“下面做的完全正确！” 请政府大人你们总得给个公道吧！
我说的这些情况句句属实，如果查下来不是这样的，可以抓我判刑，枪毙我也认。我要的是一个公道公道，按我国法律办事！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放过一个坏人。政府大人如果你们管不了，这里面确实有什么障碍，那我就叫冤叫一到全国各省去了或者 就是“热线传呼”！
补充
全国各省政府大人你们好!我是一个上海老百姓，我在上海申冤没有地方申，所以给你们添麻烦了。就拿“四万九”的冤钱来说，长宁区法院开了一辆警车到我单位来，来了三个人，这“四万九”的冤钱已经扣了一年多了，他们又拿出一张“四万九”的判决书来还要扣，我单位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说：“这‘四万九’和以前扣的‘四万九’不是一样的吗？”法院的人说：“这是另外一张‘四万九’，再继续扣下去!”这时他们就争吵起来了，吵到不得收场的局面，副总经理叫我袁金钟到办公室里去，副总经理说：“这‘四万九’怎么一回事？”我说：“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货!”一个当官的说：“哼!不要说你这点钱，戴元良借给一个养猪的外地人四千元，我照样叫他还十万，你叫他敢不还？你知道我弄得人家有多惨？你去打听打听看!”这些知法犯法人员弄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拿我来说吧，我每月扣800元钱还剩下200元多一点，妻子拿200 元，每天下班后妻子到菜场里捡菜皮回来维持生活，晚餐给小孩煎一个荷包蛋，有时菜皮捡不到，早餐盐卤下饭，给80多岁的老母亲炖一个蛋，老母亲的体质一天经一天差，给老人吃得好一点，营养调理得好一点，老人还可以过三到五年吧!我叫冤叫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人大常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市检查院，高级法院叫了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说法，高级法院高大人说：“下面做的完全正确!“高大人他有权，他是代表国家，代表人民政府，有权可能以恶作吗？他管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执法机关上上下下官官相护。说一句不中听的话“野兽吃饱了肚子还不缠人，这帮家伙比野兽还要凶猛缠人，要说恶人，坏人并不等于是流氓，真正的凶手还是知法犯法人员，没有他们在操纵，流氓能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猖狂下去吗？早就受到法律 制裁了!”还有其他省的兄弟姐妹们同样遭到这些知法犯法人员的伤害。就拿这个养猪的人来说，借他四千元要他还十万元，这是什么世道？
我就到长宁区检查院受理处，当时还有三个证人和我一起去，他们三人都写了绑架我的事实情况交给了检查院，检查院受理案子了，受理人说：“你过一个星期再来。”过了一星期我去了，受理人说：“我现在没空看你上诉的材料，你再过一个星期来!”过了一个星期我去了，受理人说：“这个四万九千元的借条是你自己写的，再说中级人民法院判的不会错，我不会替你取证，你要告就到‘上面’去告!”所以我袁金钟没有办法，只好命该如此，向上级诉冤。
后来，法院到我单位为四万九的案子又每月扣我四百元的工资。
过了半年多长宁区法院来了一辆警车，来了三个人，怎么又有四万九千元的法院判决书出现了的奇怪事，后来我厂领导跟办公室主任把“前面”的四万九千元的材料给他们看，有两位法院的人说：“那么现在的四万九千元再继续扣下去!”
过了一年后我家的房子被动迁了，法院来人到动迁组，动迁组领导说：“你袁金钟分房子要经过法院批准。”我跟动迁组说：“你拆我的房子，分给我房子，跟法院有什么关系？”后来，动迁组把房子给我袁金钟了。
过了三个月以后，每人都有两千多元的动迁费，法院的人又到动迁组要我的动迁费了。后来，我跟动迁组说：“这钱应该给我袁金钟!”动迁组商量讨论后把动迁费给我了。
扣了几年后，2002年1月我去查扣了多少钱，现在已经扣了两万四千三百八十四元的冤枉钱。
我支付谢于山一千元钱，这个钱就被谢于山吞掉了。
冒犯说一句：没有这些知法犯法人员在操动，那些流氓黑道他们能逍遥法外吗？像这些知法犯法人员在机关里操作工作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人民带来什么？对老百姓带来什么？对老百姓带来更大的伤害，请上级明察!
恳求上级青天大人明察事实真相。纸是包不住的。
补充
政府大人你好!
我又麻烦你了，半年前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一封信给我说：“你的判决书正在复 查。”我等了半年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最近几天长宁区法院叫我去，我就去了，法院的人说这“四万九”管不了，是上面判的。那我的冤到哪里申？半年前我到菜场买菜碰到这些流氓，戴元良说：“小袁，你真是好人呐！都亏了你照顾我们，你每月都给我们活动费用，你要打官司你是打不赢的，上上下下都是我们的人马！”戴元良说的是完全正确的。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判决书上面写“根据我们调查你袁金钟借戴元良‘四万九‘的事实”这个人和戴元良是什么关系？高级人民法院高大人说：“下面做的完全正确！” 请政府大人你们总得给个公道吧！
我说的这些情况句句属实，如果查下来不是这样的，可以抓我判刑，枪毙我也认。我要的是一个公道公道，按我国法律办事！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放过一个坏人。政府大人如果你们管不了，这里面确实有什么障碍，那我就叫冤叫一到全国各省去了或者 就是“热线传呼”！
补充
全国各省政府大人你们好!我是一个上海老百姓，我在上海申冤没有地方申，所以给你们添麻烦了。就拿“四万九”的冤钱来说，长宁区法院开了一辆警车到我单位来，来了三个人，这“四万九”的冤钱已经扣了一年多了，他们又拿出一张“四万九”的判决书来还要扣，我单位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说：“这‘四万九’和以前扣的‘四万九’不是一样的吗？”法院的人说：“这是另外一张‘四万九’，再继续扣下去!”这时他们就争吵起来了，吵到不得收场的局面，副总经理叫我袁金钟到办公室里去，副总经理说：“这‘四万九’怎么一回事？”我说：“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货!”一个当官的说：“哼!不要说你这点钱，戴元良借给一个养猪的外地人四千元，我照样叫他还十万，你叫他敢不还？你知道我弄得人家有多惨？你去打听打听看!”这些知法犯法人员弄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拿我来说吧，我每月扣800元钱还剩下200元多一点，妻子拿200 元，每天下班后妻子到菜场里捡菜皮回来维持生活，晚餐给小孩煎一个荷包蛋，有时菜皮捡不到，早餐盐卤下饭，给80多岁的老母亲炖一个蛋，老母亲的体质一天经一天差，给老人吃得好一点，营养调理得好一点，老人还可以过三到五年吧!我叫冤叫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人大常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市检查院，高级法院叫了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说法，高级法院高大人说：“下面做的完全正确!“高大人他有权，他是代表国家，代表人民政府，有权可能以恶作吗？他管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执法机关上上下下官官相护。说一句不中听的话“野兽吃饱了肚子还不缠人，这帮家伙比野兽还要凶猛缠人，要说恶人，坏人并不等于是流氓，真正的凶手还是知法犯法人员，没有他们在操纵，流氓能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猖狂下去吗？早就受到法律 制裁了!”还有其他省的兄弟姐妹们同样遭到这些知法犯法人员的伤害。就拿这个养猪的人来说，借他四千元要他还十万元，这是什么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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