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逻辑学教员是个年轻人，口齿好，学识渊博。他喜欢点名，每次开课都把大家搞得很紧张。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员要随和得多了。初出茅庐的人大概都喜欢制造恐怖气氛，把别人搞得服服贴贴他会踏实一点儿。
哪一位被点到名字，就小学生似的或军人似的答一声“到”，老老实实站起来回答与作业有关的某个问题。吭吭哧哧答不出不算什么，大不了尴尬一下，有趣的是驴唇不对马嘴，态度又过于认真。面对这帮记忆力衰退的憨大哥傻大姐，不知年轻教员是否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我怀疑他是有的。一旦点到名字而没有得到回答，他就兴奋地勾一下花名册，口气恶狠狠地说道：“再重复一遍，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很可能把自己当成严肃的启蒙者了。
专修班的大龄学员是为文凭而来的苦命人，很少有谁对这门有关思维规律的科学抱有真正的兴趣。“形式逻辑”是个什么玩意儿？人类花样翻新的自我折磨还少吗？教员不过是根胶皮管子，把大筒里的水抽进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筒里是牛奶还是泔水根本没他什么事。他只是把一种折磨具体化罢了。抽查作业，点名，小考，叫人没处躲没处藏，一堂课都旷不成。
假如他是亲弟弟，我就揍他，把他送到和尚庙去诵经。
当然，我对负有灌输“思维规律”或其他什么规律的人没有恶意，对那位年轻教员的点名嗜好也足以忍受，某次点名之后我甚至要感激他了。
“郭普云！”
声音跟往常一样，不高不低，却爆破似的涌出了惊心动魄的味道。窗外是十一月的白空，没有阳光，因为教室位于楼房的背阴面。三个高亢的音节之后是一阵意义模糊的沉默，靠墙的暖气片发出奇怪的震动，时断时续，好像有一台风钻埋伏在楼里。沉默通常意味着哪个倒霉蛋旷课了，但这回不是。“思维规律”在干什么呢？几十位同学显然陷入了短促的混沌状态，一个名词就使大家全体愣住了。郭普云。合格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没问题，可以作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但是，这三个汉字果真那么顺从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搞的！”插曲来得太荒谬太辛辣，老半天品不出它的味道，只觉得周身笼罩着邪气，眼前的一切都不大真实了。
教员在勾名单，缓缓吟哦：“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请课代表转告郭普云，下星期……”
没有人带头，一些嘴吐出“哧”的声音，教员以为是轻蔑，仍旧威严地说下去，暖气片适时地扫射起来，哒哒哒一通乱颤，“哧”的声音更响亮更齐心协力地汇成“轰”的一声，终于把大家从混沌和沉默中解救出来。笑的人里面居然也有我。教员遭到莫名其妙的袭击，脸皮浮粉，表情竞腼腆了。
“笑什么？”
“他不在了。”
“怎么回事？”
“……自然除名！”
回答来自某个角落，仿佛相声里的抖包袱。笑不出来了，这使我成了聆听一种奇怪笑声的旁观者。一个人的窘态可以促发另一些人的快感，这是司空见惯的常识。那么，这一切都是针对假模假式的教员的了？然而我分明感到所有嘲弄和伤害都可怕地打到了另一个地方。“郭普云”背后已经一无所有。他是词，是字，是音节，是语言的三个外壳，是可以促发判断的一个概念。他对赞美和嘲弄都无动于衷，作为精神元素他是某些人记忆中可有可无可浓可淡的一个无形的东西，作为物质元素他只不过是地表三尺以下的一团泥土。奇怪的笑声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他无血无肉的身躯还会疼得蜷缩起来吗？他逃到那个鬼地方去难道比走在太阳底下更快活一些吗？
那堂课教员上得无精打采。下课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涌出教室，走路，上车，回家，做饭，吃饭，读书，谈情，造爱，每个人都面临一系列现实的课题。课堂上的偶然事件无碍生活的节奏，甚至没人提起它或想起它。郭普云的确什么都不是了，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把他的消失说成“自然除名”未免冷酷，但已经不能对他构成任何伤害。除去的不是名字而是一块生动的肉体，名字留下来替他承担一切，包括人们因这名字而产生的种种沉思和闲想。
那次点名使郭普云再次占据我的脑海，成了想象中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单元。我跟他也算得上朋友，但我不能说我时常怀念他，也拿不准我偶尔想起他时的心情是否可以称为难过。最初觉得震惊，觉得不应该，觉得可惜，现在连这些也淡漠了。
他已经不存在，而自己还马马虎虎活在世上，这种侥幸、得意的感觉似乎把人的心肝泡硬了。逻辑课上我毕竟笑了，凭这点儿证据不足以把自己说成混蛋，最可怕的是那种没有人带头而又众口一声的“轰轰”的窃笑，想起来就无地自容。面对记忆和联想中的郭普云，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冷静，但我更希望有人道主义来支撑我干枯的情愫。
思维规律是客观的，我的思想遵循思维规律，因此我的思想是客观的。如果逻辑学不是巫术，教员不是骗子，那么这个三段论将是我在冥冥之中拜访郭普云的护身符。我将寻找一种真实，或者造就一种地地道道的虚伪。我抓在手里的很可能是后者。那次点名的声音欲落未落之时，有谁能够立即判断将要发生正在发生的是什么现象吗？人心隔肚皮。把我和郭普云隔开的，是一扇沉重的地狱之门。
第一章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也是郭普云自杀的日子。他为什么选择这一天，谁也无法解释。总不会是向它献一份死的礼物吧，以死来侮辱它就更谈不上了。不过这个特定的日子的确令人费解，也使他的举动更加神秘，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以言传的预谋似的。
那天清晨他去了农贸市场，快活地拎回一只活鸡和一篮新鲜蔬菜。他在阳台上把鸡杀了，干得很利索，他的父母甚至没有听到那只母鸡发出任何挣扎的声音。一个礼拜之后，当人们发现他的尸体，那碗鸡血还在阳台上搁着，凝结了一层尘土，像是发了霉的变质酱油。他父亲立即把它丢进了垃圾孔，那只破碗哨一声碎在楼下了。
杀了鸡之后拔毛净膛，一向心细的郭普云弄破了鸡苦胆。
他呻吟了一声。母亲以为他割伤了手指，赶到厨房却见他正在簸箕上扒拉那堆鲜艳零乱的内脏。
“完了。”
“怎么啦？”
“……完了。”
“胆破了吧？”
“真对不起，做不成鸡杂儿了。”
他笑得很勉强，犹豫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冰箱里有鱼吗？”
“有。”
“一块儿拾掇了吧……”
“等你妹妹来了再说。”
“今天我做菜。”
“可以。”
“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你歇会儿。我陪你爸到街上走走，很快就回来。”
“街上车多，慢些走。”
“……我们不过马路。”
他洗了手，钻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上午没有出来。他倚在床上读一本书，不知是随手抄起的还是有意挑选的，书名《雪国》，作者是日本人川端康成。他在书眉上写了许多字，潦草而精辟，外人乍一看有点儿莫名其妙。。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是个文雅的骗子！”不像指斥主人公，很可能是对作者的评价。
他对这个口含煤气管自杀的大作家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
他在探讨原因，并且寻找解释。“他的决断丑陋多情！”这句眉批留在《雪国》的第五十三页上，跟内容毫不相干。那一页有大半是平淡的官能描写，只有一句稍稍精彩——娇嫩得好似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
他读书时的思想一定在混乱中闯到别的地方去了。书已经不能束缚他。
十点钟，妹妹推开他的房门。她一下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侧卧在床上，身子朝里，脸朝外，肋上搭着那本书，好像给吓了一跳。
“我敲门你没听见？妈呢？”
“跟爸爸上街了。”
“我中午办点儿事，晚上再聚餐吧！”
“行……你能不能早点儿回来？”
“争取！我走啦，我们那位在楼下等着我呢，拜拜！”
“拜拜……”
他看了看手表，眼神儿很平静。中午吃了点儿面条，他又踅回房间，伏在写字台上写了五六封信。他从来没有一次写过这么多信。母亲过来招呼他炒菜的时候，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贴邮票。信封填得整整齐齐，每张邮票都端正地贴在同样的位置。这些信无一例外地全部寄达接信人的手中，他用精心选择的文字宣告了自己此生最为重大的决断。
晚餐吃得很活泼。妹夫是个幽默的小伙子。嘴里插着鸡骨头也挡不住他东拉西扯，两位老人听得非常开心，完全被他吸引住了。郭普云话不多，静静地吸吮葡萄酒，偶而穿插一句“鸡烧得还行吧？”或者“鱼是不是淡了？”他喝了八杯，可是谁也没在意。他清理鱼刺时过分细心，脸红扑扑的好像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窘迫和羞愧。妹夫问到红烧鱼的做法，他平心静气地解释了足有五分钟，父亲看了他一眼。他停顿片刻，又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我个人体会，料酒的投放量和投放时间是个关键。”妹夫频频点头，和其他几位交换着眼色。不论怎样掩饰，郭普云给人的印象是心事重重，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接近那个巨大的秘密。心事重重毕竟是一种常规的神态。
郭普云提前离席了。他在房问里收拾了一下，背着瘪皱的挎包出现在大家面前，挎包里只有几封信。他依旧平静，甚至有点儿神采奕奕，说他想利用节假日回单位看看朋友，上学半年多一直没回去，朋友们都埋怨他了。
“去几天？”母亲问。
“顶多两天。”
他笑了笑就走了。没有特意注视哪个地方或哪个人，没有特意说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目光里也没有任何留恋，和千百次离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一致。他那双穿旧的猪皮鞋踏踏地在楼道里下降，最终消失了。
他由百万庄乘坐102 路无轨电车，八点五分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西去的郊区列车靠在三站台，旅客稀少，大都是上班的矿工和归家的农村小贩。去三站台要跨过离地八米的钢架天桥，但是它和机车那庞大有力的铁轮都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他选中最后一节车厢，在一个三人座椅上躺下来。同一时刻，在另一节车厢里确实有一些相熟的同事，但在以后的回忆中他们否认见到过他，他们甚至否认他坐过这趟车。列车十点抵达下苇店小站，下车的超不过十个人，根本没他的影子。
那些信却是在下苇店发出的。站台短小，最后一节车厢一直甩到车站的信号灯附近。郭普云从那儿跳下路基，沿着泄洪道往北走，在穿过下苇店的街道时，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塞进了副食店墙上的邮箱。斑驳的绿色铁皮箱挂在那儿不知多少年了，他早就认识它，如今它也成了他周密计划中的一部分。周围的几盏路灯大都破碎了，五月的山风使夜色中的街道更加凄冷，郭普云摸索长方形的窄小的信孔时，想必注意到牛皮纸和铁皮箱磨擦的声音了。他怀着阴森的快感投向西北方的山峦。
路上经过一座吊桥和一条厂用铁路支线，惟一的一条小道把他领到海拔六百米的驹子峰山顶。山下灯火辉煌。右侧山坳里是国营煤矿的居民区，左侧靠近山麓的地方是他效力达十七年之久的兵工企业。无法分辨试验靶场所在的那条狭谷，它被一堵闪着蓝光的山脊挡住了。一列运煤的货车缓慢地穿过盆地，咣咣地钻进了东南方驶往平原的第十三号隧道，把呜呜咽咽的汽笛声带进了山腹。这司空见惯的一切没有增添也没有削弱郭普云的勇气。他在一块背风的石头后面了望、思索、吸烟，把他的生命延续到五月一日午夜。驹子峰北坡下面有一座库容三十万立米的水坝，在最后奔赴那里之前，他遗失了许多人都熟悉的一只气体打火机，还有一个长乐牌空烟盒及十几枚一寸来长的显得过分奢侈的烟蒂。他匆匆地吸过它们，好像急速地不大负责任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五月八日上午，天空晴朗。一位中年农民乘着轮胎筏子在小水库里打鱼，划到离南岸二十来米的地方，他觉得筏子有些不利索，用网杆子捣了捣，突然发觉一蓬头发像一朵黑花似的开上了水面。不等再动，黑花自动翻转，露出了一张大白蘑菇似的胖胖的人脸。好奇心压倒了恐惧，他哆哆嗦嗦地把尸体往陆地方向拨，竹杆子好几次捅进了雪白的腐肉，人已经烂得脱骨了。
郭普云头朝下躺在岸边，人们甚至不屑为他换一个更协调的姿势。他的体积膨胀了不止一倍，所有的衣扣都挣脱了，背心像透明舞服一样裹着圆大的肚子。他的猪皮鞋丢了一只，另一只仍旧紧紧地镶在足肉里，像黑皮一样长在上面了。他的脸让鱼类啄食过，五官已经完全破损。他通体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儿。他如愿已偿，终于使自己远离了他想远离的一切，没有思想，没有痛苦，甚至没有了人的属性。农民的网笼里有几条停止呼吸的淡水鱼，跟人的尸身相比，它们挺拔浑圆晶莹的身体无疑要漂亮多了。
兵工厂保卫科的人赶来之前，那位农民已经翻遍了郭普云的口袋和肩上勒着的挎包。他动了侧隐之心，用一块塑料布蒙严那张可怕的面孔。每一个新到的人都经不住诱惑，急促地揭一下蒙布，嘴里大抵是几个字：“真味儿！”或者“够吓人的！”
然后跳开，扎成一堆很有见地地交流各自的猜测以及对自杀的看法。他们谁也不掩饰对死人的轻蔑。奇丑奇臭的尸体对同情心产生排斥，并且恫吓了人的注意力。郭普云正处于人生最悲惨的境地，但他周围的同类们似乎更关心事件的戏剧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死尸就像一位哑剧演员。怎么死的？为什么死？与女人有关吗？ 、
保卫科的人在挎包里翻出几块残留的石头，规格均匀，有铁锈痕迹。这是支线铁路上的铺道碴子，郭普云为了有效下沉在登上驹子峰之前就装上了它们。水库边有的是石头，他那样做是为了领略把石头边走边塞进挎包的诗意呢，还是在大惩罚之前安排了一个小惩罚的前奏？背着沉甸甸的石头登山，这种举动充满了自我虐待的味道，在他倒是和谐的。
郭普云回来了，但他迟了一步。早在五月三号，兵工厂、学校、家庭陆续接到了他赴死的诀别信。最初的震惊和慌乱过后，人们对寻找他不抱多大希望，只是耐心等待他何时从何地冒出来罢了。他在驹子峰水库的出现并没有超出大家的想象。
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竭尽全力地演出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戏剧。一出从悲剧中派生出来的恶作剧。他丑陋的尸体是他赢得的最大倒彩。
他的信一共六封，或许还有旁人不知的收信人。他在每封信里用不同的措辞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他想证明他的选择是可取的、是无法改变的，他希望人们理解他。但是，他的理由不能使人信服。像所有自杀者的遗书一样，文字上出奇地冷静，表达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自欺欺人。除了他自身之外，大概没有人会看不出他所谓理智的荒谬性。
整理遗物时，她的妹妹无意中发现了那本眉批累累的《雪国》。她起初很感兴趣，但是读着读着便厌倦了。她发觉那些尖刻的评论全是死者自我赞美的反语。她终于认定她的哥哥在精神上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
郭普云追悼会于五月十四日在兵工厂举行，停灵的地点是闲置的四号仓库。过去这里堆满了装箱的无后座力炮，军转民之后，空荡荡的水泥梁下便只有尘埃和空气了。
追悼会上没有哀乐。
第二章
郭普云是个美男子，只是体格有些瘦小，他自称身高一米七二，看上去似乎达不到这个高度。他的面孔相当漂亮，五官搭配的好，皮肤白，眼睛很大，眉毛极清秀地弯出两道蓝弧，牙齿也整齐，他三十六岁，最有光彩的年华已经消逝，但他仍旧比同龄人显得年轻许多。这张脸的缺陷是过于文静，多多少少的带点儿女性气质，说话时声调又不太响亮，初次接触便使人感到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
联合大学分校在城市北郊，只有一座像样的楼房，专修班教室在二层。开学比本科生晚，九月七日才正式上课。那天讲的是现代汉语，我迟到了几分钟，推门进去听到女教师正在讲汉语拼音，马上产生了是不是闯进了小学一年级教室的不良感觉。六排桌椅分三路摆开，我灰溜溜地向后走，在最后一行中间捡个空位子坐下了。到处是尘土，又不好意思擦，只好用大腿托着书包直呆呆坐着。我发觉左侧有人在看我，我偏过头去，那人却把目光移开了。我看见了他的白脸和挺拔的鼻梁以及那薄薄的仿佛失血的耳朵。他就是郭普云。十分钟之后他隔着两排桌子扔给我一块抹布，他还扬起一张单子晃了晃，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冲他笑了笑，他也笑笑。我悄悄擦净桌子，这才发觉手中是一块半新的蓝格子手绢。课间休息时我主动走过去递上一枝香烟，他推拒了一下便接了，掏出打火机先给我点上。打火机镀成铜色，气塞没调好，扣出的火苗有两寸长，我像躲耳光一样闪了一下。这只打火机后来被他有意无意地丢在驹子峰山顶的蒿草里了。我们互相通报姓名，客套了一番，他说报到领书时看到过我，但我没有印象。他又说他是考勤员，以后有事晚来一会儿没关系，他保我全勤。
“哥们儿在哪儿混事？”
“文联。”
“够闲在的！”
“瞎凑合。你呢？”
“哥们儿是山里人，瘪三儿一个！”
他的兵工厂有个没有任何火药味儿的名字：红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的职务是宣传科长，他喜欢绘画和写诗。他的坦率使人感动，但我总感到他自嘲豪爽的谈吐与他恬静的表情很不相称。刚才打火机险些燎了我的眉毛，他突然的慌乱和狼狈说明他本质上是个心胸不大开阔的人。
开课几周之后，借故不来的人渐渐增多，教室经常坐不满。我借机占领了郭普云旁边的课桌，听得枯燥了就天南地北地聊一会儿。班里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人，有不少见面熟，无奈我没有交友的闲心，能把话说深一些的只有郭普云一个。他跟我不同，跟谁都能搭得上口，女人们也愿意接近他。他是单身汉，不知是没有结过婚还是结婚以后又离异了。我一直没好意思深入盘问，他自己说起这件事也吞吞吐吐半真半假，似乎很乐意做一个独身主义者。他回避恋爱话题，却热情从容地跟女同学接触，完全不像爱心淡漠的人。这个矛盾令人不解。我在好长时间里都认为他在悄悄地选择目标，独身论调不过是排除干扰的手段罢了。我觉得他对自己的相貌和其他条件很有信心，拖到这般年纪全是因为眼界高傲。此外能有什么解释呢？
他肯定不是见了女人就粘糊的色棍，那些家伙一般都比较丑，而且阴险。郭普云却漂亮随和，大大咧咧跟女人开玩笑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真实。
他对某些细微的问题很敏感。那次分校请北大一位老教授讲解辛弃疾的词风，中间休息时我发觉他神态不对头，眼睛死死地盯着黑板前的过道。一个本科中文系的女孩儿妩媚地走出教室，他立即松懈下来。他难为情地避开我的目光，喃喃地说道：“像不像林黛玉？”美丽的女孩儿返回时，他再次恢复了痴迷的神态，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倾泻过去。她坐下了，他叹了口气，掏出一枝香烟疲倦地叼在嘴上。他不想掩饰自己的想法。
“两只眼睛隔得太开…。身材也太高了，有没有一米六八？”
“谁？”
“刚才那个。”
“哪个？”
“第二排靠窗户，正跟人说话，头发上扎红发带，脸转过来了……”
“她像林黛玉？”
“气质上……有点儿吧？”
“太胖！”
“你看错了，左边那个。”
“我知道，够摩登的。”
“摩登吗？”
他的注意力许久才离开那个女孩儿。教授的课很精彩，郭普云却在笔记本上涂了满满一页素描，密密麻麻的全是女人的脸、鼻子、眼睛和小樱桃一样的嘴巴。那丫头的确是丽人，男子汉留意几眼不为过，可是他的关注异乎寻常。难道仅仅是出于绘画者艺术上的兴趣吗？他把两片小嘴唇描了又描，流露了对异性优点极端美化的愿望。
他擅长水彩画，专修班的墙报由他布置，稿件的空当里夹着花草、小人儿和动物，搞得美极了。别的班级也来请他画，有求必应，他从来都不拒绝这种额外的操劳。放学后只要走晚点儿，穿过走廊总能看到他在某间空荡荡的教室里蹬着课桌忙碌，旁边围着一些邀请他或崇拜他的少男少女。我曾经看到那位“林黛玉”为他端着颜料盘，表情光彩夺目。这情景像一幅含义神秘的写生，比他那些中等水平的所有绘画都耐人寻味。
分校门外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窄马路，学生们由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去，日复一日。郭普云住在北太平庄，放了学往西走。
我一般走东边，只有去岳母家才跟他同道。我打月票，学校离车站又远，凡一路时他就用自行车带着我。他骑一辆老式凤凰牌女车，座低把高，骑起来像端着什么东西。只要走同一力向，他就把带我当成一件郑重的事情。他的责任心和善良往往渗透到那些微不足道的角落。一次带我到中途，他突然“哎呀”了一声，两只手交替着摸索上衣口袋。当时离开校园有一里地，距汽车站的路程稍远些。
“怎么了？”我问他。
“没事儿！”
“你忘东西了吧？”
“……没有。”
“忘了你就回去取，我走走就到了。”
“没事儿！”
骑到公共汽车站，我跳下来，见他没有去马甸立交桥而是调转了车把。我知道自己冒傻气了，不禁有些埋怨他。
“嗨！瞧你，何必呢！”
“没事儿！我回去交一下党费……我跟你不一样，晚点儿
回家没关系，再见！“
他好像比我还不好意思，急匆匆地骑回去了。他端着车把的样子和瘦小的身材加剧了我的感激之情。虽然谈不上受了多大恩惠，可是想到如此友善的人至今仍旧孤身独处，不免觉得惋惜和关切。人过三十岁城府就深得不行了，外人能接触他内心的隐秘吗？
他首先关心的却是我。他是专修班临时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跟我谈起支部会议的情况，说毕业前夕要发展两批党员，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我没有想法，不够格，散漫惯了，努力争取恐怕太吃力，因此不存奢望。他摇了摇头，叹息道：“你是不是太认真了？”
“不是。的确不够条件，玩儿真的觉悟水平不稳定，玩儿假的又不自然，绷不住劲。跟着好好干就行了，我不指望混进去得什么好处……你别打我的主意了。”
“不开玩笑，这是个机会。”
“让给别人吧，班里不是有几个挺迫切吗，你们别让人家失望就行了。”
“真的没想法？”
“真的！”
“也是……省心了。有些党员就那么回事，还不如老百姓呢！”
“可不是吗。”
“不过，你考虑问题太简单了。以后有想法就告诉我，哥们儿这儿没问题。”
我倒觉得他太简单了。这件事再没有提起，他选择了另一个培养对象。那人负责班里的文体工作，极热心地干些出头露面的事，照这样干下去，他的入党愿望非叫嫉妒淹死不行。不知郭普云私下里是否劝过他。很可能没有，他自杀之前那人一直干得很火爆，结局可想而知。
我比郭普云固执得多。爱人单位里有不少单身女医生，其中一个和他条件相当，漂亮，白，文静，工农兵学员，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一切准备就绪，却怕出师不利，一个钉子碰死就全白搭了。现代文学课恰好讲到鲁迅先生，教员超出讲义涉及了许多伟人的私生活，主要内容是爱情，有些情节听起来很新鲜。这比杂文和小说都有趣，课堂气氛活跃。郭普云悄悄嘀咕：“这有什么，早就听说过……”他显得漠不关心，呆一会儿又急躁地拍拍我的胳膊肘，低声问： “你觉得《伤逝》怎么样？”
“够可以的，你觉得呢？”
“绝了！顶峰之作……”
“那阿Q 呢？”
“阿Q 是阿Q ，子涓的悲剧更纯，阿Q 有点儿闹得慌。”
“子涓写得太柔了。”
“是吗？反正里边的悲哀特真实，都是从心里冒出来的……”
“概括力不如阿Q 深厚。”
“反正鲁迅认识许广平之后就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
“他认识许广平使他摆脱了悲观主义，没有爱情鲁迅非完了蛋不可，你信不信？”
“我不这么看！”
“不这么看不等于不是！”
“爱情是多余的，就这样！”
“小郭，你想得太偏了。”
“听课，不说了……”
他耳根子发红，激动得苦笑了一下。如果我们是深交，他肯定会跟我吵起来。友谊既然有限度，他就不屑跟我表白什么了。我觉得他很幼稚，想开导开导他。
做完课间操之后，我跟他围着排球场蹈足达。打球的是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男孩子逞能，女孩子撒娇，连简单的做作都充满了青春活力，看着真叫人羡慕。郭普云闷头吸烟，不时躲过飞来的白球。他的警惕性是双重的，我刚开口他就哆嗦了一下。
“普云，爱情对谁都不可缺吗，做菜不搁味精怎么行，要想……”
“我炒菜从来不放味精，那是致癌物。”
“所以你才瘦呢！”
“老兄你不也杆儿似的。”
“少废话！你有女朋友没有？”
“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
“有你给我一边儿玩儿去！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条件什么的对得起你。”
“你想做买卖?”
“对了，想卖你。值多少钱？”
“咱不谈这个，无聊！”
他跳起来捉住飞到头顶的排球，夸张地摆了摆发球姿势，一掌打过去却偏了，嘴里的香烟也弹到地上。女孩子们尖声笑着，他扮了个鬼脸，耳根子又有些泛红。不同情这个人是不可能的，哪怕他惹人恼怒。
“无聊的是你！百无聊赖，还要假模假式，你难受不难受？”
“挺好！我过得挺好，如果没人捣乱就更好了。”
“……真拿你没办法。”
“咱们是朋友，我不想伤你。以后别跟我提这些破事，我不感兴趣。真的！你别以为我过得挺惨，老想救我，我用不着！以后写了诗你多给看看就行了，想跟你学两手儿是真的。
你别生气，能原谅就原谅吧，不原谅骂我好了，我这个人吃骂……“
他说得很严肃，我张不开嘴了。我算切切实实领略了独身者的怪癖，别人好心好意倒好像要害他们似的，犯得着吗？冷静下来才觉得自己太唐突了。了解他过去的经历是个关键，这件事比当媒人的吸引力更大。渴知别人私生活的秘密是人的卑劣共性，我的好奇心已经可以了，有些人则到了危险的地步。
班里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只我一个，他用同样的态度拒绝了大家的好意，他失策了，这样做使他本人受到更大的关注，而且遭到难以左右的放肆的各种各样联想的长期威胁。他不改变态度，这种威胁就不会消失。面对无处不在的背后评价，每个人都是蒙在鼓里的被议论者。郭普云的防备更薄弱些，他守口如瓶，可是太善良，也太真诚。虚晃一枪，把自己的恋爱编得有鼻子有眼儿，哪个还有心找他的麻烦呢？本来就处在容易受攻击的地位，他却解除了甲胄和武装，谣言的袭扰就不可免了。
期中一个星期三，教师患病，大家四散回家。我走迟了一步，离开校门时有个同班女生赶上来，问了一些文学界的事。
谁离婚了，谁写不出东西来了，谁出国出不去了，她消息还真灵。话传得走了样，我感到好笑，可看到耍笔杆的倒了霉让人家这么开心，还是觉得不寒而栗。这女生平时被唤做老大姐，在哪个机关当秘书，年已不惑，正是嘴刁嘴碎嘴毒的要命当口。不出所料，到丁字路口她话锋一转，神秘起来了。
“你知道郭普云的事吗？”
“什么事？”
“他没有结过婚！”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太清楚。”
“据说……他有缺陷……”
“……噢。”
“可能是生理缺陷。”
“是吗？”
“他没告诉过你？我看他跟你不错……小伙子挺帅的，摊上这事真倒霉，你得让他早点儿治，别把岁数耽误了……”
她的仁慈不像装的，可她鬼鬼祟祟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我对她一向尊重，这下毁了。心想，这老娘们儿，他有缺陷没缺陷关你屁事！留那些臭话回家跟你老头子抖落去！又想，这些事她从哪儿打听来的？她会不会逮着谁跟谁说？她舌头图个痛快，别人耳朵图个痛快，郭普云可就人不人鬼不鬼了。
“老大姐，这都是小郭的事，真的假的跟咱们没关系，听点儿什么装肚子里得了，说多了对谁也没好处，您说呢？”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了解小郭，他找对象挑花眼了，别的没什么。让他挑去吧，外人品头论足的不合适。操那份闲心有什么用！”
“就是、就是……”
“您慢走……车进站了，我走啦！您过马路慢点儿……”
我紧跑几步甩了她。心里不舒服。如果她真是个拨弄是非以传播闲言碎语为乐的娘们儿，那最好让马路上的汽车撞她一下，让她永远闭嘴。郭普云招谁惹谁了!有些家伙干嘛跟他过不去？我真为他担忧。这种用语言发动的袭击搁谁身上也受不了，何况他又比一般人敏感。生理缺陷，不就是指那玩意儿不利索吗？把这盆脏水泼在一个单身汉头上，跟说他不是男人也差不到哪儿去了。传这话的人是畜生。畜生！它就躲在我们班里，说人话拉人屎，人模狗样儿的说不定还挺有人缘儿。可他的确不是人做的！
郭普云，***快划拉一个配偶吧！
我很快就冷静了。那说法要是真的，将意味着什么呢？传播它的人无非是客观地叙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嘲弄和同情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如果郭普云已经承受了事实本身，关于事实的言论他反而会招架不住吗？不管怎么说，他的处境真是惨到家了。
他的情绪没有波动，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友善地与人接触，一定以为别人对他也是友善的。他对那些卑鄙的议论显然一无所知，快快乐乐的模样就像个被大人蒙骗的孩子。我没办法提醒他，怕他承受不了那种可怕的现实。我只能扮演一个多嘴的媒婆的角色，明明知道是对牛弹琴，可还是不断地困扰他，希望他下决心以一场切实的恋爱使自身摆脱困境。我提供的人选，被他一一拒绝了。不谈，不见，不评论，彻底地不感兴趣。闹得我也失去耐心，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毛病
逻辑学教员是个年轻人，口齿好，学识渊博。他喜欢点名，每次开课都把大家搞得很紧张。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员要随和得多了。初出茅庐的人大概都喜欢制造恐怖气氛，把别人搞得服服贴贴他会踏实一点儿。
哪一位被点到名字，就小学生似的或军人似的答一声“到”，老老实实站起来回答与作业有关的某个问题。吭吭哧哧答不出不算什么，大不了尴尬一下，有趣的是驴唇不对马嘴，态度又过于认真。面对这帮记忆力衰退的憨大哥傻大姐，不知年轻教员是否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我怀疑他是有的。一旦点到名字而没有得到回答，他就兴奋地勾一下花名册，口气恶狠狠地说道：“再重复一遍，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很可能把自己当成严肃的启蒙者了。
专修班的大龄学员是为文凭而来的苦命人，很少有谁对这门有关思维规律的科学抱有真正的兴趣。“形式逻辑”是个什么玩意儿？人类花样翻新的自我折磨还少吗？教员不过是根胶皮管子，把大筒里的水抽进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筒里是牛奶还是泔水根本没他什么事。他只是把一种折磨具体化罢了。抽查作业，点名，小考，叫人没处躲没处藏，一堂课都旷不成。
假如他是亲弟弟，我就揍他，把他送到和尚庙去诵经。
当然，我对负有灌输“思维规律”或其他什么规律的人没有恶意，对那位年轻教员的点名嗜好也足以忍受，某次点名之后我甚至要感激他了。
“郭普云！”
声音跟往常一样，不高不低，却爆破似的涌出了惊心动魄的味道。窗外是十一月的白空，没有阳光，因为教室位于楼房的背阴面。三个高亢的音节之后是一阵意义模糊的沉默，靠墙的暖气片发出奇怪的震动，时断时续，好像有一台风钻埋伏在楼里。沉默通常意味着哪个倒霉蛋旷课了，但这回不是。“思维规律”在干什么呢？几十位同学显然陷入了短促的混沌状态，一个名词就使大家全体愣住了。郭普云。合格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没问题，可以作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但是，这三个汉字果真那么顺从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搞的！”插曲来得太荒谬太辛辣，老半天品不出它的味道，只觉得周身笼罩着邪气，眼前的一切都不大真实了。
教员在勾名单，缓缓吟哦：“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请课代表转告郭普云，下星期……”
没有人带头，一些嘴吐出“哧”的声音，教员以为是轻蔑，仍旧威严地说下去，暖气片适时地扫射起来，哒哒哒一通乱颤，“哧”的声音更响亮更齐心协力地汇成“轰”的一声，终于把大家从混沌和沉默中解救出来。笑的人里面居然也有我。教员遭到莫名其妙的袭击，脸皮浮粉，表情竞腼腆了。
“笑什么？”
“他不在了。”
“怎么回事？”
“……自然除名！”
回答来自某个角落，仿佛相声里的抖包袱。笑不出来了，这使我成了聆听一种奇怪笑声的旁观者。一个人的窘态可以促发另一些人的快感，这是司空见惯的常识。那么，这一切都是针对假模假式的教员的了？然而我分明感到所有嘲弄和伤害都可怕地打到了另一个地方。“郭普云”背后已经一无所有。他是词，是字，是音节，是语言的三个外壳，是可以促发判断的一个概念。他对赞美和嘲弄都无动于衷，作为精神元素他是某些人记忆中可有可无可浓可淡的一个无形的东西，作为物质元素他只不过是地表三尺以下的一团泥土。奇怪的笑声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他无血无肉的身躯还会疼得蜷缩起来吗？他逃到那个鬼地方去难道比走在太阳底下更快活一些吗？
那堂课教员上得无精打采。下课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涌出教室，走路，上车，回家，做饭，吃饭，读书，谈情，造爱，每个人都面临一系列现实的课题。课堂上的偶然事件无碍生活的节奏，甚至没人提起它或想起它。郭普云的确什么都不是了，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把他的消失说成“自然除名”未免冷酷，但已经不能对他构成任何伤害。除去的不是名字而是一块生动的肉体，名字留下来替他承担一切，包括人们因这名字而产生的种种沉思和闲想。
那次点名使郭普云再次占据我的脑海，成了想象中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单元。我跟他也算得上朋友，但我不能说我时常怀念他，也拿不准我偶尔想起他时的心情是否可以称为难过。最初觉得震惊，觉得不应该，觉得可惜，现在连这些也淡漠了。
他已经不存在，而自己还马马虎虎活在世上，这种侥幸、得意的感觉似乎把人的心肝泡硬了。逻辑课上我毕竟笑了，凭这点儿证据不足以把自己说成混蛋，最可怕的是那种没有人带头而又众口一声的“轰轰”的窃笑，想起来就无地自容。面对记忆和联想中的郭普云，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冷静，但我更希望有人道主义来支撑我干枯的情愫。
思维规律是客观的，我的思想遵循思维规律，因此我的思想是客观的。如果逻辑学不是巫术，教员不是骗子，那么这个三段论将是我在冥冥之中拜访郭普云的护身符。我将寻找一种真实，或者造就一种地地道道的虚伪。我抓在手里的很可能是后者。那次点名的声音欲落未落之时，有谁能够立即判断将要发生正在发生的是什么现象吗？人心隔肚皮。把我和郭普云隔开的，是一扇沉重的地狱之门。
第一章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也是郭普云自杀的日子。他为什么选择这一天，谁也无法解释。总不会是向它献一份死的礼物吧，以死来侮辱它就更谈不上了。不过这个特定的日子的确令人费解，也使他的举动更加神秘，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以言传的预谋似的。
那天清晨他去了农贸市场，快活地拎回一只活鸡和一篮新鲜蔬菜。他在阳台上把鸡杀了，干得很利索，他的父母甚至没有听到那只母鸡发出任何挣扎的声音。一个礼拜之后，当人们发现他的尸体，那碗鸡血还在阳台上搁着，凝结了一层尘土，像是发了霉的变质酱油。他父亲立即把它丢进了垃圾孔，那只破碗哨一声碎在楼下了。
杀了鸡之后拔毛净膛，一向心细的郭普云弄破了鸡苦胆。
他呻吟了一声。母亲以为他割伤了手指，赶到厨房却见他正在簸箕上扒拉那堆鲜艳零乱的内脏。
“完了。”
“怎么啦？”
“……完了。”
“胆破了吧？”
“真对不起，做不成鸡杂儿了。”
他笑得很勉强，犹豫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冰箱里有鱼吗？”
“有。”
“一块儿拾掇了吧……”
“等你妹妹来了再说。”
“今天我做菜。”
“可以。”
“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你歇会儿。我陪你爸到街上走走，很快就回来。”
“街上车多，慢些走。”
“……我们不过马路。”
他洗了手，钻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上午没有出来。他倚在床上读一本书，不知是随手抄起的还是有意挑选的，书名《雪国》，作者是日本人川端康成。他在书眉上写了许多字，潦草而精辟，外人乍一看有点儿莫名其妙。。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是个文雅的骗子！”不像指斥主人公，很可能是对作者的评价。
他对这个口含煤气管自杀的大作家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
他在探讨原因，并且寻找解释。“他的决断丑陋多情！”这句眉批留在《雪国》的第五十三页上，跟内容毫不相干。那一页有大半是平淡的官能描写，只有一句稍稍精彩——娇嫩得好似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
他读书时的思想一定在混乱中闯到别的地方去了。书已经不能束缚他。
十点钟，妹妹推开他的房门。她一下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侧卧在床上，身子朝里，脸朝外，肋上搭着那本书，好像给吓了一跳。
“我敲门你没听见？妈呢？”
“跟爸爸上街了。”
“我中午办点儿事，晚上再聚餐吧！”
“行……你能不能早点儿回来？”
“争取！我走啦，我们那位在楼下等着我呢，拜拜！”
“拜拜……”
他看了看手表，眼神儿很平静。中午吃了点儿面条，他又踅回房间，伏在写字台上写了五六封信。他从来没有一次写过这么多信。母亲过来招呼他炒菜的时候，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贴邮票。信封填得整整齐齐，每张邮票都端正地贴在同样的位置。这些信无一例外地全部寄达接信人的手中，他用精心选择的文字宣告了自己此生最为重大的决断。
晚餐吃得很活泼。妹夫是个幽默的小伙子。嘴里插着鸡骨头也挡不住他东拉西扯，两位老人听得非常开心，完全被他吸引住了。郭普云话不多，静静地吸吮葡萄酒，偶而穿插一句“鸡烧得还行吧？”或者“鱼是不是淡了？”他喝了八杯，可是谁也没在意。他清理鱼刺时过分细心，脸红扑扑的好像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窘迫和羞愧。妹夫问到红烧鱼的做法，他平心静气地解释了足有五分钟，父亲看了他一眼。他停顿片刻，又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我个人体会，料酒的投放量和投放时间是个关键。”妹夫频频点头，和其他几位交换着眼色。不论怎样掩饰，郭普云给人的印象是心事重重，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接近那个巨大的秘密。心事重重毕竟是一种常规的神态。
郭普云提前离席了。他在房问里收拾了一下，背着瘪皱的挎包出现在大家面前，挎包里只有几封信。他依旧平静，甚至有点儿神采奕奕，说他想利用节假日回单位看看朋友，上学半年多一直没回去，朋友们都埋怨他了。
“去几天？”母亲问。
“顶多两天。”
他笑了笑就走了。没有特意注视哪个地方或哪个人，没有特意说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目光里也没有任何留恋，和千百次离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一致。他那双穿旧的猪皮鞋踏踏地在楼道里下降，最终消失了。
他由百万庄乘坐102 路无轨电车，八点五分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西去的郊区列车靠在三站台，旅客稀少，大都是上班的矿工和归家的农村小贩。去三站台要跨过离地八米的钢架天桥，但是它和机车那庞大有力的铁轮都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他选中最后一节车厢，在一个三人座椅上躺下来。同一时刻，在另一节车厢里确实有一些相熟的同事，但在以后的回忆中他们否认见到过他，他们甚至否认他坐过这趟车。列车十点抵达下苇店小站，下车的超不过十个人，根本没他的影子。
那些信却是在下苇店发出的。站台短小，最后一节车厢一直甩到车站的信号灯附近。郭普云从那儿跳下路基，沿着泄洪道往北走，在穿过下苇店的街道时，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塞进了副食店墙上的邮箱。斑驳的绿色铁皮箱挂在那儿不知多少年了，他早就认识它，如今它也成了他周密计划中的一部分。周围的几盏路灯大都破碎了，五月的山风使夜色中的街道更加凄冷，郭普云摸索长方形的窄小的信孔时，想必注意到牛皮纸和铁皮箱磨擦的声音了。他怀着阴森的快感投向西北方的山峦。
路上经过一座吊桥和一条厂用铁路支线，惟一的一条小道把他领到海拔六百米的驹子峰山顶。山下灯火辉煌。右侧山坳里是国营煤矿的居民区，左侧靠近山麓的地方是他效力达十七年之久的兵工企业。无法分辨试验靶场所在的那条狭谷，它被一堵闪着蓝光的山脊挡住了。一列运煤的货车缓慢地穿过盆地，咣咣地钻进了东南方驶往平原的第十三号隧道，把呜呜咽咽的汽笛声带进了山腹。这司空见惯的一切没有增添也没有削弱郭普云的勇气。他在一块背风的石头后面了望、思索、吸烟，把他的生命延续到五月一日午夜。驹子峰北坡下面有一座库容三十万立米的水坝，在最后奔赴那里之前，他遗失了许多人都熟悉的一只气体打火机，还有一个长乐牌空烟盒及十几枚一寸来长的显得过分奢侈的烟蒂。他匆匆地吸过它们，好像急速地不大负责任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五月八日上午，天空晴朗。一位中年农民乘着轮胎筏子在小水库里打鱼，划到离南岸二十来米的地方，他觉得筏子有些不利索，用网杆子捣了捣，突然发觉一蓬头发像一朵黑花似的开上了水面。不等再动，黑花自动翻转，露出了一张大白蘑菇似的胖胖的人脸。好奇心压倒了恐惧，他哆哆嗦嗦地把尸体往陆地方向拨，竹杆子好几次捅进了雪白的腐肉，人已经烂得脱骨了。
郭普云头朝下躺在岸边，人们甚至不屑为他换一个更协调的姿势。他的体积膨胀了不止一倍，所有的衣扣都挣脱了，背心像透明舞服一样裹着圆大的肚子。他的猪皮鞋丢了一只，另一只仍旧紧紧地镶在足肉里，像黑皮一样长在上面了。他的脸让鱼类啄食过，五官已经完全破损。他通体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儿。他如愿已偿，终于使自己远离了他想远离的一切，没有思想，没有痛苦，甚至没有了人的属性。农民的网笼里有几条停止呼吸的淡水鱼，跟人的尸身相比，它们挺拔浑圆晶莹的身体无疑要漂亮多了。
兵工厂保卫科的人赶来之前，那位农民已经翻遍了郭普云的口袋和肩上勒着的挎包。他动了侧隐之心，用一块塑料布蒙严那张可怕的面孔。每一个新到的人都经不住诱惑，急促地揭一下蒙布，嘴里大抵是几个字：“真味儿！”或者“够吓人的！”
然后跳开，扎成一堆很有见地地交流各自的猜测以及对自杀的看法。他们谁也不掩饰对死人的轻蔑。奇丑奇臭的尸体对同情心产生排斥，并且恫吓了人的注意力。郭普云正处于人生最悲惨的境地，但他周围的同类们似乎更关心事件的戏剧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死尸就像一位哑剧演员。怎么死的？为什么死？与女人有关吗？ 、
保卫科的人在挎包里翻出几块残留的石头，规格均匀，有铁锈痕迹。这是支线铁路上的铺道碴子，郭普云为了有效下沉在登上驹子峰之前就装上了它们。水库边有的是石头，他那样做是为了领略把石头边走边塞进挎包的诗意呢，还是在大惩罚之前安排了一个小惩罚的前奏？背着沉甸甸的石头登山，这种举动充满了自我虐待的味道，在他倒是和谐的。
郭普云回来了，但他迟了一步。早在五月三号，兵工厂、学校、家庭陆续接到了他赴死的诀别信。最初的震惊和慌乱过后，人们对寻找他不抱多大希望，只是耐心等待他何时从何地冒出来罢了。他在驹子峰水库的出现并没有超出大家的想象。
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竭尽全力地演出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戏剧。一出从悲剧中派生出来的恶作剧。他丑陋的尸体是他赢得的最大倒彩。
他的信一共六封，或许还有旁人不知的收信人。他在每封信里用不同的措辞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他想证明他的选择是可取的、是无法改变的，他希望人们理解他。但是，他的理由不能使人信服。像所有自杀者的遗书一样，文字上出奇地冷静，表达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自欺欺人。除了他自身之外，大概没有人会看不出他所谓理智的荒谬性。
整理遗物时，她的妹妹无意中发现了那本眉批累累的《雪国》。她起初很感兴趣，但是读着读着便厌倦了。她发觉那些尖刻的评论全是死者自我赞美的反语。她终于认定她的哥哥在精神上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
郭普云追悼会于五月十四日在兵工厂举行，停灵的地点是闲置的四号仓库。过去这里堆满了装箱的无后座力炮，军转民之后，空荡荡的水泥梁下便只有尘埃和空气了。
追悼会上没有哀乐。
第二章
郭普云是个美男子，只是体格有些瘦小，他自称身高一米七二，看上去似乎达不到这个高度。他的面孔相当漂亮，五官搭配的好，皮肤白，眼睛很大，眉毛极清秀地弯出两道蓝弧，牙齿也整齐，他三十六岁，最有光彩的年华已经消逝，但他仍旧比同龄人显得年轻许多。这张脸的缺陷是过于文静，多多少少的带点儿女性气质，说话时声调又不太响亮，初次接触便使人感到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
联合大学分校在城市北郊，只有一座像样的楼房，专修班教室在二层。开学比本科生晚，九月七日才正式上课。那天讲的是现代汉语，我迟到了几分钟，推门进去听到女教师正在讲汉语拼音，马上产生了是不是闯进了小学一年级教室的不良感觉。六排桌椅分三路摆开，我灰溜溜地向后走，在最后一行中间捡个空位子坐下了。到处是尘土，又不好意思擦，只好用大腿托着书包直呆呆坐着。我发觉左侧有人在看我，我偏过头去，那人却把目光移开了。我看见了他的白脸和挺拔的鼻梁以及那薄薄的仿佛失血的耳朵。他就是郭普云。十分钟之后他隔着两排桌子扔给我一块抹布，他还扬起一张单子晃了晃，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冲他笑了笑，他也笑笑。我悄悄擦净桌子，这才发觉手中是一块半新的蓝格子手绢。课间休息时我主动走过去递上一枝香烟，他推拒了一下便接了，掏出打火机先给我点上。打火机镀成铜色，气塞没调好，扣出的火苗有两寸长，我像躲耳光一样闪了一下。这只打火机后来被他有意无意地丢在驹子峰山顶的蒿草里了。我们互相通报姓名，客套了一番，他说报到领书时看到过我，但我没有印象。他又说他是考勤员，以后有事晚来一会儿没关系，他保我全勤。
“哥们儿在哪儿混事？”
“文联。”
“够闲在的！”
“瞎凑合。你呢？”
“哥们儿是山里人，瘪三儿一个！”
他的兵工厂有个没有任何火药味儿的名字：红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的职务是宣传科长，他喜欢绘画和写诗。他的坦率使人感动，但我总感到他自嘲豪爽的谈吐与他恬静的表情很不相称。刚才打火机险些燎了我的眉毛，他突然的慌乱和狼狈说明他本质上是个心胸不大开阔的人。
开课几周之后，借故不来的人渐渐增多，教室经常坐不满。我借机占领了郭普云旁边的课桌，听得枯燥了就天南地北地聊一会儿。班里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人，有不少见面熟，无奈我没有交友的闲心，能把话说深一些的只有郭普云一个。他跟我不同，跟谁都能搭得上口，女人们也愿意接近他。他是单身汉，不知是没有结过婚还是结婚以后又离异了。我一直没好意思深入盘问，他自己说起这件事也吞吞吐吐半真半假，似乎很乐意做一个独身主义者。他回避恋爱话题，却热情从容地跟女同学接触，完全不像爱心淡漠的人。这个矛盾令人不解。我在好长时间里都认为他在悄悄地选择目标，独身论调不过是排除干扰的手段罢了。我觉得他对自己的相貌和其他条件很有信心，拖到这般年纪全是因为眼界高傲。此外能有什么解释呢？
他肯定不是见了女人就粘糊的色棍，那些家伙一般都比较丑，而且阴险。郭普云却漂亮随和，大大咧咧跟女人开玩笑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真实。
他对某些细微的问题很敏感。那次分校请北大一位老教授讲解辛弃疾的词风，中间休息时我发觉他神态不对头，眼睛死死地盯着黑板前的过道。一个本科中文系的女孩儿妩媚地走出教室，他立即松懈下来。他难为情地避开我的目光，喃喃地说道：“像不像林黛玉？”美丽的女孩儿返回时，他再次恢复了痴迷的神态，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倾泻过去。她坐下了，他叹了口气，掏出一枝香烟疲倦地叼在嘴上。他不想掩饰自己的想法。
“两只眼睛隔得太开…。身材也太高了，有没有一米六八？”
“谁？”
“刚才那个。”
“哪个？”
“第二排靠窗户，正跟人说话，头发上扎红发带，脸转过来了……”
“她像林黛玉？”
“气质上……有点儿吧？”
“太胖！”
“你看错了，左边那个。”
“我知道，够摩登的。”
“摩登吗？”
他的注意力许久才离开那个女孩儿。教授的课很精彩，郭普云却在笔记本上涂了满满一页素描，密密麻麻的全是女人的脸、鼻子、眼睛和小樱桃一样的嘴巴。那丫头的确是丽人，男子汉留意几眼不为过，可是他的关注异乎寻常。难道仅仅是出于绘画者艺术上的兴趣吗？他把两片小嘴唇描了又描，流露了对异性优点极端美化的愿望。
他擅长水彩画，专修班的墙报由他布置，稿件的空当里夹着花草、小人儿和动物，搞得美极了。别的班级也来请他画，有求必应，他从来都不拒绝这种额外的操劳。放学后只要走晚点儿，穿过走廊总能看到他在某间空荡荡的教室里蹬着课桌忙碌，旁边围着一些邀请他或崇拜他的少男少女。我曾经看到那位“林黛玉”为他端着颜料盘，表情光彩夺目。这情景像一幅含义神秘的写生，比他那些中等水平的所有绘画都耐人寻味。
分校门外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窄马路，学生们由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去，日复一日。郭普云住在北太平庄，放了学往西走。
我一般走东边，只有去岳母家才跟他同道。我打月票，学校离车站又远，凡一路时他就用自行车带着我。他骑一辆老式凤凰牌女车，座低把高，骑起来像端着什么东西。只要走同一力向，他就把带我当成一件郑重的事情。他的责任心和善良往往渗透到那些微不足道的角落。一次带我到中途，他突然“哎呀”了一声，两只手交替着摸索上衣口袋。当时离开校园有一里地，距汽车站的路程稍远些。
“怎么了？”我问他。
“没事儿！”
“你忘东西了吧？”
“……没有。”
“忘了你就回去取，我走走就到了。”
“没事儿！”
骑到公共汽车站，我跳下来，见他没有去马甸立交桥而是调转了车把。我知道自己冒傻气了，不禁有些埋怨他。
“嗨！瞧你，何必呢！”
“没事儿！我回去交一下党费……我跟你不一样，晚点儿
回家没关系，再见！“
他好像比我还不好意思，急匆匆地骑回去了。他端着车把的样子和瘦小的身材加剧了我的感激之情。虽然谈不上受了多大恩惠，可是想到如此友善的人至今仍旧孤身独处，不免觉得惋惜和关切。人过三十岁城府就深得不行了，外人能接触他内心的隐秘吗？
他首先关心的却是我。他是专修班临时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跟我谈起支部会议的情况，说毕业前夕要发展两批党员，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我没有想法，不够格，散漫惯了，努力争取恐怕太吃力，因此不存奢望。他摇了摇头，叹息道：“你是不是太认真了？”
“不是。的确不够条件，玩儿真的觉悟水平不稳定，玩儿假的又不自然，绷不住劲。跟着好好干就行了，我不指望混进去得什么好处……你别打我的主意了。”
“不开玩笑，这是个机会。”
“让给别人吧，班里不是有几个挺迫切吗，你们别让人家失望就行了。”
“真的没想法？”
“真的！”
“也是……省心了。有些党员就那么回事，还不如老百姓呢！”
“可不是吗。”
“不过，你考虑问题太简单了。以后有想法就告诉我，哥们儿这儿没问题。”
我倒觉得他太简单了。这件事再没有提起，他选择了另一个培养对象。那人负责班里的文体工作，极热心地干些出头露面的事，照这样干下去，他的入党愿望非叫嫉妒淹死不行。不知郭普云私下里是否劝过他。很可能没有，他自杀之前那人一直干得很火爆，结局可想而知。
我比郭普云固执得多。爱人单位里有不少单身女医生，其中一个和他条件相当，漂亮，白，文静，工农兵学员，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一切准备就绪，却怕出师不利，一个钉子碰死就全白搭了。现代文学课恰好讲到鲁迅先生，教员超出讲义涉及了许多伟人的私生活，主要内容是爱情，有些情节听起来很新鲜。这比杂文和小说都有趣，课堂气氛活跃。郭普云悄悄嘀咕：“这有什么，早就听说过……”他显得漠不关心，呆一会儿又急躁地拍拍我的胳膊肘，低声问： “你觉得《伤逝》怎么样？”
“够可以的，你觉得呢？”
“绝了！顶峰之作……”
“那阿Q 呢？”
“阿Q 是阿Q ，子涓的悲剧更纯，阿Q 有点儿闹得慌。”
“子涓写得太柔了。”
“是吗？反正里边的悲哀特真实，都是从心里冒出来的……”
“概括力不如阿Q 深厚。”
“反正鲁迅认识许广平之后就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
“他认识许广平使他摆脱了悲观主义，没有爱情鲁迅非完了蛋不可，你信不信？”
“我不这么看！”
“不这么看不等于不是！”
“爱情是多余的，就这样！”
“小郭，你想得太偏了。”
“听课，不说了……”
他耳根子发红，激动得苦笑了一下。如果我们是深交，他肯定会跟我吵起来。友谊既然有限度，他就不屑跟我表白什么了。我觉得他很幼稚，想开导开导他。
做完课间操之后，我跟他围着排球场蹈足达。打球的是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男孩子逞能，女孩子撒娇，连简单的做作都充满了青春活力，看着真叫人羡慕。郭普云闷头吸烟，不时躲过飞来的白球。他的警惕性是双重的，我刚开口他就哆嗦了一下。
“普云，爱情对谁都不可缺吗，做菜不搁味精怎么行，要想……”
“我炒菜从来不放味精，那是致癌物。”
“所以你才瘦呢！”
“老兄你不也杆儿似的。”
“少废话！你有女朋友没有？”
“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
“有你给我一边儿玩儿去！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条件什么的对得起你。”
“你想做买卖?”
“对了，想卖你。值多少钱？”
“咱不谈这个，无聊！”
他跳起来捉住飞到头顶的排球，夸张地摆了摆发球姿势，一掌打过去却偏了，嘴里的香烟也弹到地上。女孩子们尖声笑着，他扮了个鬼脸，耳根子又有些泛红。不同情这个人是不可能的，哪怕他惹人恼怒。
“无聊的是你！百无聊赖，还要假模假式，你难受不难受？”
“挺好！我过得挺好，如果没人捣乱就更好了。”
“……真拿你没办法。”
“咱们是朋友，我不想伤你。以后别跟我提这些破事，我不感兴趣。真的！你别以为我过得挺惨，老想救我，我用不着！以后写了诗你多给看看就行了，想跟你学两手儿是真的。
你别生气，能原谅就原谅吧，不原谅骂我好了，我这个人吃骂……“
他说得很严肃，我张不开嘴了。我算切切实实领略了独身者的怪癖，别人好心好意倒好像要害他们似的，犯得着吗？冷静下来才觉得自己太唐突了。了解他过去的经历是个关键，这件事比当媒人的吸引力更大。渴知别人私生活的秘密是人的卑劣共性，我的好奇心已经可以了，有些人则到了危险的地步。
班里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只我一个，他用同样的态度拒绝了大家的好意，他失策了，这样做使他本人受到更大的关注，而且遭到难以左右的放肆的各种各样联想的长期威胁。他不改变态度，这种威胁就不会消失。面对无处不在的背后评价，每个人都是蒙在鼓里的被议论者。郭普云的防备更薄弱些，他守口如瓶，可是太善良，也太真诚。虚晃一枪，把自己的恋爱编得有鼻子有眼儿，哪个还有心找他的麻烦呢？本来就处在容易受攻击的地位，他却解除了甲胄和武装，谣言的袭扰就不可免了。
期中一个星期三，教师患病，大家四散回家。我走迟了一步，离开校门时有个同班女生赶上来，问了一些文学界的事。
谁离婚了，谁写不出东西来了，谁出国出不去了，她消息还真灵。话传得走了样，我感到好笑，可看到耍笔杆的倒了霉让人家这么开心，还是觉得不寒而栗。这女生平时被唤做老大姐，在哪个机关当秘书，年已不惑，正是嘴刁嘴碎嘴毒的要命当口。不出所料，到丁字路口她话锋一转，神秘起来了。
“你知道郭普云的事吗？”
“什么事？”
“他没有结过婚！”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太清楚。”
“据说……他有缺陷……”
“……噢。”
“可能是生理缺陷。”
“是吗？”
“他没告诉过你？我看他跟你不错……小伙子挺帅的，摊上这事真倒霉，你得让他早点儿治，别把岁数耽误了……”
她的仁慈不像装的，可她鬼鬼祟祟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我对她一向尊重，这下毁了。心想，这老娘们儿，他有缺陷没缺陷关你屁事！留那些臭话回家跟你老头子抖落去！又想，这些事她从哪儿打听来的？她会不会逮着谁跟谁说？她舌头图个痛快，别人耳朵图个痛快，郭普云可就人不人鬼不鬼了。
“老大姐，这都是小郭的事，真的假的跟咱们没关系，听点儿什么装肚子里得了，说多了对谁也没好处，您说呢？”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了解小郭，他找对象挑花眼了，别的没什么。让他挑去吧，外人品头论足的不合适。操那份闲心有什么用！”
“就是、就是……”
“您慢走……车进站了，我走啦！您过马路慢点儿……”
我紧跑几步甩了她。心里不舒服。如果她真是个拨弄是非以传播闲言碎语为乐的娘们儿，那最好让马路上的汽车撞她一下，让她永远闭嘴。郭普云招谁惹谁了!有些家伙干嘛跟他过不去？我真为他担忧。这种用语言发动的袭击搁谁身上也受不了，何况他又比一般人敏感。生理缺陷，不就是指那玩意儿不利索吗？把这盆脏水泼在一个单身汉头上，跟说他不是男人也差不到哪儿去了。传这话的人是畜生。畜生！它就躲在我们班里，说人话拉人屎，人模狗样儿的说不定还挺有人缘儿。可他的确不是人做的！
郭普云，***快划拉一个配偶吧！
我很快就冷静了。那说法要是真的，将意味着什么呢？传播它的人无非是客观地叙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嘲弄和同情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如果郭普云已经承受了事实本身，关于事实的言论他反而会招架不住吗？不管怎么说，他的处境真是惨到家了。
他的情绪没有波动，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友善地与人接触，一定以为别人对他也是友善的。他对那些卑鄙的议论显然一无所知，快快乐乐的模样就像个被大人蒙骗的孩子。我没办法提醒他，怕他承受不了那种可怕的现实。我只能扮演一个多嘴的媒婆的角色，明明知道是对牛弹琴，可还是不断地困扰他，希望他下决心以一场切实的恋爱使自身摆脱困境。我提供的人选，被他一一拒绝了。不谈，不见，不评论，彻底地不感兴趣。闹得我也失去耐心，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