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时越大夫范蠡和东晋时期儒学家范宁的籍贯，或称故里问题，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于《文史知识》2008年第5期上于今献先生的《商圣范蠡故里》，一篇是发表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7期上范子烨先生的《“二范之风”与晋宋儒学》，分别论到这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问题。笔者对两文的结论均有不同看法，这里提出来，以请教于两先生。
曾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改变了春秋历史的世界级文化名人、被后世尊为“商圣”的范蠡的故里究在何处？数千年来一直存在争论，主要存在“宛人”说，“徐人”说和“吴人”说等不同说法。
“徐人”说和“吴人”说所依据的史实，不过是范蠡生前曾在该地居住过，后人于此为之建立了祠、庙、碑而已，因此以此为据而定传主的籍贯，显然是错误的，所以这两种说法在史学界影响都不大。而“宛人”说，则普遍为人所接受。最早提出范蠡籍贯的是司马迁，他在《太史公素王妙论》中说“蠡本南阳人。”（ 《太史公素王妙论》原本无存，此语见南朝裴 著《史记集解》所引。）不过仅仅说“蠡本南阳人”又显得过于宽泛模糊了。因为按照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的说法，“凡山南、水北皆为之南阳。”秦、汉之前的所谓南阳，泛指伏牛山之南、汉水之北的广大地域，其地在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一带。自秦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其中心区域两千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就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市所属的地域。所以只说范蠡籍贯在“南阳”，是很不具体的。东汉史学家赵晔在《吴越春秋》和晋代史学家虞预在《会稽典云录》中，相沿了一种说法，即范蠡是“楚宛三户人”。由于“宛”一直是南阳郡治所在地，所以“宛”实际就成了“南阳”的别名，因此“楚宛三户人”的说法与司马迁最早提出的说法并不矛盾。但是由于加上了国名、郡县名和乡里名，方位具体，最为可信，遂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范蠡故里是“楚宛三户”既已被普遍接受，但这个“三户”又究竟在南阳地区的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只要在南阳一带找到历史上确有一个名叫“三户”的地方就好办了。于今献先生在其《商圣范蠡圣故里》一文中认为，商圣范蠡的故里在今南阳市宛城区南白河边黄台岗镇三十里屯。其主要依据是，一，引王国维《水经注校》中论述：“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汉时邓禹等，归乡饯离处也。弘盛之著《荆州记》以为三公置……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也。祠即故宅也。后汉末，有范曾字子冈，为大将军司马，讨黄巾贼至此祠，为范蠡立碑，文勒可寻。夏侯湛之为南阳，又为立庙焉。”二，列举“明代以后，南阳地区建有许多纪念范蠡的祠、庙、碑”，甚至在1995年南阳市宛城区瓦店还新发现了一块清代乾隆年间刻的石碑，上写“古范蠡乡”。三、举出唐代诗人张宾《经范蠡旧居》和清人赵士麟《范少伯故居》等存世的诗作为证。
关于范蠡“居家则致万金，居官则至卿相”，一生“三迁”，终成千古完人的成功人生，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勿庸赘述。而范蠡作为被文种发现并起用的楚宛狂士，他离开故里被文种带到到宛，当然会有住处的。对于这位历史大名人当年居宛时的旧居故宅，历代仰慕者在遗址上为之建祠、建庙、立碑和题咏，本不足怪。但是，仅仅根据后人所建的祠、庙、碑和所做的诗来作为范蠡故里的证据，显然是很勉强的。这与“徐人”说和“吴人”说的思路如出一辙而大同小异。因为，确指范蠡故里的关键词是“三户”，南阳市宛城区南三十里的那座“三公城”毕竟不是“三户城”，且其另有来历，所建时间也晚了数百年，能够确证范蠡故里的专有地名“三户”，在今南阳市整个宛城区都没有着落。
大概于今献先生也觉得“三户”这个关键词很重要，自己所举证据说服力不强，所以在文章中又含糊提到，在今“南阳市宛城区南白河边黄台岗镇三十里屯”有个叫“三户里”的地方，这就是范蠡的故里。为了提供这处“三户里”的出处，作者引了《吴越春秋》中一段话：“大夫种姓文名仲，字子禽，荆平王为宛令，之三户之里，范蠡从犬窦蹲而吠之……”原来这个具体地名“三户里”是从文种“之三户之里”的句子中引申出来的。其实，“之三户之里”一句中，第一个“之”字是动词“往”、“去到”的意思，第二个“之”字是介词“的”的意思，“里”是秦汉时期乡以下的基层行政设置（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而汉则承秦制），“之三户之里”全句的意思不过是说：文种“去到（范蠡原籍）三户（乡、亭）的那个里”而已，丝毫没有表明在宛邑白河边真的有一个“三户里”的意思。显而易见，于先生文中提到的这个位于南阳市宛城区南三十里的“三户里”，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历史上从不存在。
不过在春秋时期的宛地、今南阳地区所属地域倒是确曾有一处古称 “三户”的地方，而且是全国唯一的一处。这就是位于南阳市淅川县寺湾镇丹江与淇河交汇处之东的高湾村。
古代“三户”之名及其方位，史籍中多有记载。《后汉书·郡国志》在南阳郡丹水县条下载：“丹水，故属弘农，有章密乡，有三户亭。”《水经注》丹水条载：“丹水又南径一故城南，名曰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于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丹水又径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商密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之地，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竹书纪年》曰：壬寅，孙何入楚，入三户者是也。”这些古籍的记载都说明，三户城（亭）位于秦汉时丹水县（今淅川县寺湾镇党岗村）之北。历代方志中，对淅川三户城也多有记载。明李贤在《明一统志》南阳府载：“三户城，在内乡县西南。”（按：金、元至明初，淅川县划归内乡县管辖，明成化七年始由内乡县分出，恢复旧县名。）嘉靖《邓州志·淅川县》载：“三户城，县西，春秋晋执戎蛮子畀楚师三户即此。”清乾隆年间成书的《方舆考证》载：“三户城，在淅川西。”《大清一统志》载：“三户城，在淅川县西南，《左传》哀公四年，晋人执戎蛮子以畀楚师于三户。注：今丹水县北，后汉桓帝时封河间孝王子博为三户亭侯，即此。”清初大名士王士桢在其《寄淅川道子》诗中，也有“荒城三户在，官舍万山中”之句，这些都说明三户城（亭）不在别处，确在今淅川县境。
大概基于上述古籍和方志的记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1986年版）明确指出：“三户城，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北。”（实际应为在淅川老县城西北，而在1960年迁至上集镇的淅川新县城正西。）之所以上述古籍中关于三户城的方位有分别位于淅川县“西”、、“西北”、“西南”等种种不同说法，是因为，作者们均不曾亲至淅川县三户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之故，也不清楚历史上淅川县区划时有废立、归并或分治，而新中国成立后县治已经迁移等情况。然而三户城的位置是确定不变的，我们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春秋时期）和第二两册（东汉时期）中相关地图中，都可以得到清晰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明代淅川故城因出现得晚，在两幅地图中均没有标出，其地位于地图中商密城的丹江北岸，现属于丹江湖淹没区。尽管上述典籍对三户城位置记载不够准确，有些差异，但在今淅川县境内的大体方位——西北，却是不错的。
商圣范蠡故里三户城在今淅川县正西的高湾村，近年来已为许多历史学者所论证。如郑州大学历史系王兴亚教授曾撰长文《范蠡籍贯考订》（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版《范子研究》一书），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结论就是：“春秋时期的范蠡实为楚国宛三户人，今地在河南淅川县境。”三户“当在淅川县城西偏南大石桥乡和寺湾镇之间丹江、淇河交汇口下方。”南开大学历史教授孙立群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也明确指出，范蠡出生在河南淅川。2007年10月，南阳市政协和南阳范蠡研究会等单位在淅川联合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广东、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和日本的百余位学者专家与会。会议期间，笔者曾与王、孙两先生谈及范蠡的籍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淅川县而不是在南阳市召开这样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本身就证明范蠡故里在今淅川县境，已是国内学术界的共识。
南阳市淅川县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化大县。它依托古代水量极大的母亲河丹江，开发很早。境内丹江两岸发现数百处新石器遗址，其中包括在考古界引起轰动的下王岗新石器遗址和黄楝树（龙山）新石器遗址。在明代故城西北七里处刘营村，还有尧太子丹朱的坟茔遗址。淅川丹江沿岸一带，是西周初年子爵级小国楚的封地。所谓“三户”，就是指楚国最早的三大姓氏昭、景、屈聚族而居的地域。“楚虽三户，灭秦必楚”，“三户”俨然已成为楚国象征性的代名词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1939年成书的《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楚之先亦颛顼后，起始在汉水流域丹、淅入汉水处，曰丹阳。”这个丹、淅入汉水处，就是指淅川南部开阔、富庶的“四十五里顺阳川”。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顺阳川丹江西岸仓房镇下寺龙山一带发现了数百座春秋楚国贵族墓，震惊了考古界。其中包括楚康王的令尹（宰相）、楚庄王之子子庚的陵墓，出土了近万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国宝级的即多达九件，如著名的王子午鼎（七鼎中最大者）、大型铜纹禁、王孙诰甬钟（一套26件）、龙耳虎足方壶、铜神兽和石排箫等，都堪称稀世珍宝。据此学术界认为，楚国最初在淅川丹阳建立国都，历经三百余年，“至楚武王始大”，先后吞并周围50多个大小诸侯国，蔚然成为拥有“带甲者百万”的南方大国，雄心勃勃，企图问鼎中原。因疆土大幅扩张，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至楚文王时才南迁至长江边的郢地（湖北江陵）建立新都。于是楚始都所在地淅川，便成为不容置疑的楚文化之源。“闲说班超有旧居，山横水曲占商於。”（白居易《寄赵准乞淅川居》）淅川也是舌辩之士张仪用来欺骗怀怀王与齐绝交的诱饵“商於之地六百里”的中心地域。这里也是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淅”，楚军大败被斩首八万的古战场。大诗人屈原因此来到丹、淅二水交汇处的岵山前凭吊，赋出激昂蹈厉、惊天地泣鬼神的名篇《国觞》来。从以上情况可知，在范蠡生活的那个年代，淅川和它的三户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至少不会比后来在被兼并的申国地盘上设置的宛邑要落后。文化积淀深厚的淅川和它的丹江能够孕育出范蠡这样杰出的人物，并不奇怪。
笔者近年曾两次亲到淅川县高湾村三户城遗址实地察看。高湾村位于丹江、淇河交汇处之东的二级台地上，背依一带不高的山岗。山的右侧是一堵陡峭的石壁悬崖，形势险要，其上有溶洞数座，人称之为老君洞。山左下方即原有一座香火极盛的老君庙。山坡上曾发现多座规格很高的古墓。山前两河口水势汹涌，地势开阔，小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阡陌纵横，河滩里盛产砂金和湖桑……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在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不平凡故事。距此东南不到两公里的党岗村，就是秦、汉之际比较有名的丹水县城了，地上地下文物发现不少。因此亦可想见，范蠡故里、春秋之际的三户城，原本不是什么荒僻、贫瘠之地。
自汉代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淅川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南阳郡（府）的属地，确认范蠡的故里三户城位于今淅川县境，与“楚宛三户人”的说法并不矛盾，只不过这个说法更精确更具体罢了。我们仍然可以说范蠡是南阳的历史名人，正如“医圣”张仲景的籍贯虽在邓州市，我们仍然称他为南阳的历史名人一样。
（原创 淅川田.丹江湖畔）
曾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改变了春秋历史的世界级文化名人、被后世尊为“商圣”的范蠡的故里究在何处？数千年来一直存在争论，主要存在“宛人”说，“徐人”说和“吴人”说等不同说法。
“徐人”说和“吴人”说所依据的史实，不过是范蠡生前曾在该地居住过，后人于此为之建立了祠、庙、碑而已，因此以此为据而定传主的籍贯，显然是错误的，所以这两种说法在史学界影响都不大。而“宛人”说，则普遍为人所接受。最早提出范蠡籍贯的是司马迁，他在《太史公素王妙论》中说“蠡本南阳人。”（ 《太史公素王妙论》原本无存，此语见南朝裴 著《史记集解》所引。）不过仅仅说“蠡本南阳人”又显得过于宽泛模糊了。因为按照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的说法，“凡山南、水北皆为之南阳。”秦、汉之前的所谓南阳，泛指伏牛山之南、汉水之北的广大地域，其地在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一带。自秦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其中心区域两千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就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市所属的地域。所以只说范蠡籍贯在“南阳”，是很不具体的。东汉史学家赵晔在《吴越春秋》和晋代史学家虞预在《会稽典云录》中，相沿了一种说法，即范蠡是“楚宛三户人”。由于“宛”一直是南阳郡治所在地，所以“宛”实际就成了“南阳”的别名，因此“楚宛三户人”的说法与司马迁最早提出的说法并不矛盾。但是由于加上了国名、郡县名和乡里名，方位具体，最为可信，遂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范蠡故里是“楚宛三户”既已被普遍接受，但这个“三户”又究竟在南阳地区的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只要在南阳一带找到历史上确有一个名叫“三户”的地方就好办了。于今献先生在其《商圣范蠡圣故里》一文中认为，商圣范蠡的故里在今南阳市宛城区南白河边黄台岗镇三十里屯。其主要依据是，一，引王国维《水经注校》中论述：“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汉时邓禹等，归乡饯离处也。弘盛之著《荆州记》以为三公置……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也。祠即故宅也。后汉末，有范曾字子冈，为大将军司马，讨黄巾贼至此祠，为范蠡立碑，文勒可寻。夏侯湛之为南阳，又为立庙焉。”二，列举“明代以后，南阳地区建有许多纪念范蠡的祠、庙、碑”，甚至在1995年南阳市宛城区瓦店还新发现了一块清代乾隆年间刻的石碑，上写“古范蠡乡”。三、举出唐代诗人张宾《经范蠡旧居》和清人赵士麟《范少伯故居》等存世的诗作为证。
关于范蠡“居家则致万金，居官则至卿相”，一生“三迁”，终成千古完人的成功人生，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勿庸赘述。而范蠡作为被文种发现并起用的楚宛狂士，他离开故里被文种带到到宛，当然会有住处的。对于这位历史大名人当年居宛时的旧居故宅，历代仰慕者在遗址上为之建祠、建庙、立碑和题咏，本不足怪。但是，仅仅根据后人所建的祠、庙、碑和所做的诗来作为范蠡故里的证据，显然是很勉强的。这与“徐人”说和“吴人”说的思路如出一辙而大同小异。因为，确指范蠡故里的关键词是“三户”，南阳市宛城区南三十里的那座“三公城”毕竟不是“三户城”，且其另有来历，所建时间也晚了数百年，能够确证范蠡故里的专有地名“三户”，在今南阳市整个宛城区都没有着落。
大概于今献先生也觉得“三户”这个关键词很重要，自己所举证据说服力不强，所以在文章中又含糊提到，在今“南阳市宛城区南白河边黄台岗镇三十里屯”有个叫“三户里”的地方，这就是范蠡的故里。为了提供这处“三户里”的出处，作者引了《吴越春秋》中一段话：“大夫种姓文名仲，字子禽，荆平王为宛令，之三户之里，范蠡从犬窦蹲而吠之……”原来这个具体地名“三户里”是从文种“之三户之里”的句子中引申出来的。其实，“之三户之里”一句中，第一个“之”字是动词“往”、“去到”的意思，第二个“之”字是介词“的”的意思，“里”是秦汉时期乡以下的基层行政设置（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而汉则承秦制），“之三户之里”全句的意思不过是说：文种“去到（范蠡原籍）三户（乡、亭）的那个里”而已，丝毫没有表明在宛邑白河边真的有一个“三户里”的意思。显而易见，于先生文中提到的这个位于南阳市宛城区南三十里的“三户里”，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历史上从不存在。
不过在春秋时期的宛地、今南阳地区所属地域倒是确曾有一处古称 “三户”的地方，而且是全国唯一的一处。这就是位于南阳市淅川县寺湾镇丹江与淇河交汇处之东的高湾村。
古代“三户”之名及其方位，史籍中多有记载。《后汉书·郡国志》在南阳郡丹水县条下载：“丹水，故属弘农，有章密乡，有三户亭。”《水经注》丹水条载：“丹水又南径一故城南，名曰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于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丹水又径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商密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之地，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竹书纪年》曰：壬寅，孙何入楚，入三户者是也。”这些古籍的记载都说明，三户城（亭）位于秦汉时丹水县（今淅川县寺湾镇党岗村）之北。历代方志中，对淅川三户城也多有记载。明李贤在《明一统志》南阳府载：“三户城，在内乡县西南。”（按：金、元至明初，淅川县划归内乡县管辖，明成化七年始由内乡县分出，恢复旧县名。）嘉靖《邓州志·淅川县》载：“三户城，县西，春秋晋执戎蛮子畀楚师三户即此。”清乾隆年间成书的《方舆考证》载：“三户城，在淅川西。”《大清一统志》载：“三户城，在淅川县西南，《左传》哀公四年，晋人执戎蛮子以畀楚师于三户。注：今丹水县北，后汉桓帝时封河间孝王子博为三户亭侯，即此。”清初大名士王士桢在其《寄淅川道子》诗中，也有“荒城三户在，官舍万山中”之句，这些都说明三户城（亭）不在别处，确在今淅川县境。
大概基于上述古籍和方志的记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1986年版）明确指出：“三户城，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北。”（实际应为在淅川老县城西北，而在1960年迁至上集镇的淅川新县城正西。）之所以上述古籍中关于三户城的方位有分别位于淅川县“西”、、“西北”、“西南”等种种不同说法，是因为，作者们均不曾亲至淅川县三户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之故，也不清楚历史上淅川县区划时有废立、归并或分治，而新中国成立后县治已经迁移等情况。然而三户城的位置是确定不变的，我们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春秋时期）和第二两册（东汉时期）中相关地图中，都可以得到清晰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明代淅川故城因出现得晚，在两幅地图中均没有标出，其地位于地图中商密城的丹江北岸，现属于丹江湖淹没区。尽管上述典籍对三户城位置记载不够准确，有些差异，但在今淅川县境内的大体方位——西北，却是不错的。
商圣范蠡故里三户城在今淅川县正西的高湾村，近年来已为许多历史学者所论证。如郑州大学历史系王兴亚教授曾撰长文《范蠡籍贯考订》（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版《范子研究》一书），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结论就是：“春秋时期的范蠡实为楚国宛三户人，今地在河南淅川县境。”三户“当在淅川县城西偏南大石桥乡和寺湾镇之间丹江、淇河交汇口下方。”南开大学历史教授孙立群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也明确指出，范蠡出生在河南淅川。2007年10月，南阳市政协和南阳范蠡研究会等单位在淅川联合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广东、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和日本的百余位学者专家与会。会议期间，笔者曾与王、孙两先生谈及范蠡的籍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淅川县而不是在南阳市召开这样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本身就证明范蠡故里在今淅川县境，已是国内学术界的共识。
南阳市淅川县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化大县。它依托古代水量极大的母亲河丹江，开发很早。境内丹江两岸发现数百处新石器遗址，其中包括在考古界引起轰动的下王岗新石器遗址和黄楝树（龙山）新石器遗址。在明代故城西北七里处刘营村，还有尧太子丹朱的坟茔遗址。淅川丹江沿岸一带，是西周初年子爵级小国楚的封地。所谓“三户”，就是指楚国最早的三大姓氏昭、景、屈聚族而居的地域。“楚虽三户，灭秦必楚”，“三户”俨然已成为楚国象征性的代名词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1939年成书的《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楚之先亦颛顼后，起始在汉水流域丹、淅入汉水处，曰丹阳。”这个丹、淅入汉水处，就是指淅川南部开阔、富庶的“四十五里顺阳川”。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顺阳川丹江西岸仓房镇下寺龙山一带发现了数百座春秋楚国贵族墓，震惊了考古界。其中包括楚康王的令尹（宰相）、楚庄王之子子庚的陵墓，出土了近万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国宝级的即多达九件，如著名的王子午鼎（七鼎中最大者）、大型铜纹禁、王孙诰甬钟（一套26件）、龙耳虎足方壶、铜神兽和石排箫等，都堪称稀世珍宝。据此学术界认为，楚国最初在淅川丹阳建立国都，历经三百余年，“至楚武王始大”，先后吞并周围50多个大小诸侯国，蔚然成为拥有“带甲者百万”的南方大国，雄心勃勃，企图问鼎中原。因疆土大幅扩张，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至楚文王时才南迁至长江边的郢地（湖北江陵）建立新都。于是楚始都所在地淅川，便成为不容置疑的楚文化之源。“闲说班超有旧居，山横水曲占商於。”（白居易《寄赵准乞淅川居》）淅川也是舌辩之士张仪用来欺骗怀怀王与齐绝交的诱饵“商於之地六百里”的中心地域。这里也是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淅”，楚军大败被斩首八万的古战场。大诗人屈原因此来到丹、淅二水交汇处的岵山前凭吊，赋出激昂蹈厉、惊天地泣鬼神的名篇《国觞》来。从以上情况可知，在范蠡生活的那个年代，淅川和它的三户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至少不会比后来在被兼并的申国地盘上设置的宛邑要落后。文化积淀深厚的淅川和它的丹江能够孕育出范蠡这样杰出的人物，并不奇怪。
笔者近年曾两次亲到淅川县高湾村三户城遗址实地察看。高湾村位于丹江、淇河交汇处之东的二级台地上，背依一带不高的山岗。山的右侧是一堵陡峭的石壁悬崖，形势险要，其上有溶洞数座，人称之为老君洞。山左下方即原有一座香火极盛的老君庙。山坡上曾发现多座规格很高的古墓。山前两河口水势汹涌，地势开阔，小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阡陌纵横，河滩里盛产砂金和湖桑……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在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不平凡故事。距此东南不到两公里的党岗村，就是秦、汉之际比较有名的丹水县城了，地上地下文物发现不少。因此亦可想见，范蠡故里、春秋之际的三户城，原本不是什么荒僻、贫瘠之地。
自汉代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淅川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南阳郡（府）的属地，确认范蠡的故里三户城位于今淅川县境，与“楚宛三户人”的说法并不矛盾，只不过这个说法更精确更具体罢了。我们仍然可以说范蠡是南阳的历史名人，正如“医圣”张仲景的籍贯虽在邓州市，我们仍然称他为南阳的历史名人一样。
（原创 淅川田.丹江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