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放短短的简介
雷蒙德·卡弗是近年美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思潮澎湃，作者从忧患困顿中脱颖而出，十年间发表了好几部集子，都属畅销。他的作品写的几乎全是社会中下阶层，失业无告，婚变心碎，贫病自弃之人。写作手法也颇为独特，人称“极简派”或“峻削派”。其作品曾多次获奖，屡屡被选做经典语文读本，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大教堂》是卡佛的短篇小说集，1983年出版后,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并被提名普利策奖。佛致力于描绘美国的蓝领生活，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是他小说中的常态。小说主人公有饭店女招待、维他命推销员、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等等。有评论认为他的小说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面无表情的叙事，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故事多数平常：小夫妇没能生出孩子以至生活灰暗；父母等待被撞伤的孩子醒来，却以孩子悄然离去结尾；卖维他命的女人很焦虑，而丈夫正觊觎着她的同伴……小说常有意想不到的结尾。 卡佛以一种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他被尊为简约文学的典范，剔除反讽、幽默和所有修饰，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 在《大教堂》中，仍然有卡佛早期作品的无奈和无法自拔，但是，“仿佛已耗尽，却又收拾起勇气”，卡佛自己说，“它们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丰满，文字变得更慷慨，也更积极了。”他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些微光亮。本书在写作风格上承接了卡佛前后两个时期，读者既能够体会到卡佛早期的冷硬，也能够感受到后期微暖的转变。

这个正赶过来到我家过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次来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的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了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爱人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打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录音带，来回寄来寄去。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让家里来个什么盲人。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个工作。夏末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干活儿，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公益服务部里有个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渐渐的，他们成了好朋友。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了一些别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他的手指触摸到了她脸颊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经为他的指触写过一首诗呢。她总是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样滑过她的脸颊。在诗里，她讲了她当时的感触，讲了一个盲人触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时，她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诗写得不怎么样。我当然没跟她说了。也可能是我不懂诗。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
不管怎么样吧，当初她最先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小时候青梅竹马的恋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讲，那个夏末，她让一只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脸，然后说了声再见，就嫁给她的青梅竹马了，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个二等中尉了。
那之后，她离开了西雅图，但她和那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动联系了那个盲人。是一天的晚上，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电话。她想聊聊。他们就聊了。他请她给他寄一盒磁带，告诉他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她照着做了，把自己的话录进磁带里，寄给了他。在磁带里，她跟那个盲人讲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他们一起在军营里的生活。她告诉盲人，她爱她的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喜欢他丈夫成了整个军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那个盲人，她正在写一首诗，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关于作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样的诗。诗还没写完，她正在写。那个盲人也录了一盒磁带，寄给了她。她再录一盒。就这样坚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军官先生去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她从穆迪空军基地 寄过磁带，也从麦克吉尔基地 和麦克康奈尔基地 寄过。最后是在特拉维斯，萨克拉门托附近，那晚她开始感到了孤独，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离开，与人失去了联系。她开始感到，这样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进屋，把药箱里的所有药片胶囊都吞进嘴里，就着一个瓶杜松子酒把它们都冲进肚子里。她去洗了一个热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时间流逝，妻子已经去火车站接他去了。都是这个瞎子闹的，除了干等着，我无事可做。听见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的时候，我正喝着酒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跑到窗边，向外看。
我看见妻子笑着停下车。我看见她下了车，关上门，嘴上仍挂着一丝微笑。真是好极了！她走到车的另一边，那个盲人正准备下车。设想一下：这个盲人竟然长着络腮胡子。盲人加胡子！有点儿过了，我对自己说。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个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关了车门，一路聊天，带他走下车道，又走上前面门廊的楼梯。我把电视关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干手，走到门口。
妻子说，“来，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过好多他的事儿。”她笑容满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说话轰隆隆地响。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我说，“欢迎啊，总听她提起你。”我们移动起来，凑在一起像个小组一样，从门廊走进客厅，我老婆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用另一只手提着箱子。我老婆不时提醒他，“左转，罗伯特。对了。现在，小心，这有把椅子。好了，就坐这儿吧。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我谈起以前那个旧沙发，我喜欢那个沙发，但我没提这一点。我想说点别的，闲聊嘛，比如沿着哈得逊河坐火车过来，两旁的风景如何。要是从这去纽约，你应该坐在车厢里的右手边，要是从纽约来这儿，要坐左手边，这类的话。
“这趟火车坐过来，感觉还好吗？”我说，“顺便问一句，你坐的是哪一边呢？”
“哪边？这叫什么问题？”我妻子说，“坐哪边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右边，”那个盲人回答，“我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上次坐，我还是个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现在，我的胡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个冬天了，”他说，“反正别人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气，亲爱的？”盲人对我妻子说。
“你看起来是卓尔不群，罗伯特。”她说，“罗伯特，罗伯特，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有四十多快五十岁的样子，块头很足，秃顶，塌着肩膀，就像他是一直扛了重挑子过来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带墨镜。我还总以为盲人肯定都带墨镜呢。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窝里瞳孔到处乱转，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看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儿扭，而右边的瞳孔则努力保持着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愿不愿意，就是自己一个劲儿乱转着。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这个大嗓门，说话可真够冲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确认自己的方位。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楼上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顺便再把箱子带上去吧。”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 ，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来。那个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点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了罗伯特这次的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长段飞行，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因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还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儿而已。不过，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烟蒂一直烧到手指头，紧接着再就点上另一支。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罗伯特的盘子上堆满了牛肉块，土豆片和青豆。我又给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说，“这儿有黄油和面包。”
我喝了口酒，说，“让我们祈祷吧。”盲人低下了头。妻子看着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我说，“让我们祈祷，电话铃不会响，吃的东西别变凉。”
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吃东西的时候，就好像瞄准好了似的，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羡。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消灭了土豆片，然后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口吃掉了，接下来喝了一大杯牛奶。这中间，偶尔兴之所至，他似乎也不介意扔下刀叉，干脆用手了。
我们消灭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扇草莓派。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吃晕了一样地坐在那儿，脸上淌满汗珠。最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把一片杯盘狼藉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地径直地走进客厅，重新陷进我们之前的座位里。罗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两三杯酒。他们谈论起最近十年里，各自都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听着，偶尔也会插两句话，为了不让那个盲人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房间，也为了不让我妻子以为我自己觉得受了冷落。他们聊着这十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身上！我一直地等着我的名字会出现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后，我亲爱的丈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都是白费工夫，我半个字都没听到。只有罗伯特这个，罗伯特那个。罗伯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一点儿，一个瞎子万事通。最近干过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销安利的产品，我猜他们就是靠这个挣点钱养家的吧，至少以前是。这个盲人还是个业余无线电收发员。他用他的大嗓门讲了他和很多业余同行之间的通话，那些人有来自关岛的，菲律宾的，阿拉斯加的，甚至连塔希提岛的人都有。他说，要是他什么时候想去那些地方旅游，他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不时把他张瞎了眼的脸转过来，冲着我，手托着胡子向我问这问那。现在这个工作，我干了多久了？（三年。）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会一直干下去吗？（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我觉得他快没词儿了的时候，就站起身，打开了电视。


“多谢了，老弟。”他说，“我想，我就吸到这儿了。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出它的劲儿来了。”他把还在燃烧的烟蒂递给我的妻子。
“我也是。”她说，“和你感觉一样。”她接过烟蒂，递给我。“我就再在你们俩人之间坐会儿，闭会儿眼。但别让我碍着你们的事儿，好吧？要是碍着事了，就告诉我。否则，我就闭着眼坐在这儿了，一直坐到你们要睡觉为止。”她接着说，“罗伯特，你要睡的时候，床一铺就得。就在楼上，挨着我们的房间。你什么时候要睡了，我们就带你上去。要是我睡着了，你们两个人可得叫醒我啊。”她说完，闭上眼，睡着了。
新闻播完了。我起来换了频道，又坐回沙发上。我真希望我妻子没就这么筋疲力尽地睡着了。她的头躺在沙发靠背上，嘴张着，身子歪到了一边，睡袍从腿上滑下来，露出了一段丰满多汁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重新拉起来，盖住她，就在那时，我看了那个盲人一眼。何必呢！我又把睡袍给掀开了。
“什么时候想吃草莓馅饼，就说一声。”我说。
“好。”他说。
我问他，“你累不累？要不要我带你上楼去，上床歇着吗？”
“不急，”他说，“再等会儿。我陪着你，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什么时候休息，我再睡。我们还没机会好好聊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觉，刚才我和她把这个晚上都给独占了。”他揪起胡子，又松开来，拿起了香烟和打火机。
“好啊。”我说，“我很高兴有你作伴聊天。”
我想我的确是高兴。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为止。我妻子和我几乎从来没有同时上床过。等我真的睡着了，我又总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疯狂地乱跳。
电视上讲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事，不是什么你通常会看的节目。我想看点别的，换了频道，但别的台也什么好节目都没有。我说着对不起，换回到了原先的那台。
“没事，老弟，”那个盲人说，“我无所谓。你想看什么都行。看什么我都能学到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晚上学点东西对我也没坏处。我带着耳朵呢。”
好一会儿，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他向前斜着身子，头冲着我，右耳对准电视的方向。让人很不舒服。偶尔，他的眼皮低垂下来，又猛地睁开。偶尔，他会用手指捋着胡子，就像在琢磨什么他从电视上听到的东西。
屏幕上，一队戴带头巾穿修道士服的人，正被架起来，一些披着骷髅骨架，化妆成恶魔的人，正在折磨那一队被架起来的人。装扮成恶魔的那些人，戴着恶魔的面具，长着犄角和长尾巴。这个表演只是整个由【度】型队伍中的一部分，英国的讲解员介绍，这种活动在西班牙每年举行一次。我试着给盲人解释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这一切。
“骷髅骨架，这个我明白。”他说着点点头。
电视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展示了另外一座。最后，画面切换到巴黎那座著名的大教堂上，飞扬的扶壁，尖顶直抵云端。摄像机拉回来，展示大教堂的全貌，衬着背后的天空，升起在地平线上。
有时，那个英国讲解员会闭上嘴，任凭摄像机绕着大教堂转。也有时，摄像机会漫游在乡间，田野上的人和牛并排行进。我一直憋着，直到我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的时候，才说道，“现在，他们在拍这个教堂的外部结构。怪兽状的喷水嘴。雕成妖怪模样的小塑像。现在，我猜他们到了意大利。没错，是意大利。这个教堂的墙上有画。”


“是壁画吗，老弟？”他问了一句，抿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我的酒杯，但杯子空了。我想起来他的问题。“你问我那些是不是壁画？”我说，“问得好。我也不知道。”
摄像机转到了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上面。和法国，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没什么大区别，但还是有点不一样。主要是室内的东西变了。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就是说，它们是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是有人跟你说起大教堂，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大教堂和，比如说，和一个浸礼教礼拜堂有什么区别吗？”
他让烟雾从嘴角溢出来，说，“我知道大教堂要有成百上千的人，花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才能修建起来。当然，我是刚听那个解说员说的。我知道会有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修同一座大教堂。这也是听那个人说的。那些人为了修一个大教堂，干了一辈子，却永远活不到完工的时候。就这点而言，老弟，他们倒和咱们这些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他笑起来。他的眼皮又垂了下来，点着头，就像在打盹儿。没准他正想入非非，自己身处葡萄牙呢。现在，电视上出现了另一个大教堂。这次是在德国。英国人的声音继续低沉地喋喋不休。
“大教堂，”盲人说着，坐起来，头来回地转，“要是你想知道的话，老弟，其实，我就知道这么点儿，我刚才刚说的那些，也就是我听他讲的那些。不过，你也许可以给我描述一下？我想你给我讲讲。我真的希望。说真的，我真是不大清楚大教堂是什么样子。”
我狠狠地盯着电视上大教堂的镜头。我从哪儿开始描绘呢？但假如我的命都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绘一个大教堂不可，否则就要了我的命的话，我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盯着屏幕上的大教堂又看了一会儿，直到图像切换到了乡下。没辙了，我只得转过身，对盲人说，“首先，他们很高……”我环顾着房间，想找点儿线索。“它们一直向上伸，向上，向上，一直伸进天里。有个特别大，非要有支撑柱才行，也就是说，有东西扶着它们向上升。这种支撑物叫扶壁。不知为什么，扶壁的样子让我想起来高架桥。不过，可能你也不知道高架桥是什么样子，是吧？有时，会有恶魔雕刻在大教堂的正面，有时雕刻的是上帝和贵妇人。不过，别问我为什么是这样。”
他不住地点头，整个上半身似乎都在前后晃动。
“我讲的不太好，是不是？”我说。
他停止了点头，身子向前斜着，坐在沙发边上。他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手指挠着胡子。我能看出来，他没太听懂。但他又点点头，像在鼓励我。他等着我就这么接着讲下去。我努力想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非常大，”我说，“很庞大。石头做的，有时也用大理石。过去，人们修大教堂，是为了想接近上帝。那时候，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你从他们修大教堂就能看出来这点。不好意思，但好像我的水平就到这儿了，我只能讲成这样了。我本来就不擅长这种事儿。”
“没事儿，老弟。”盲人说，“哎，听我说，你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能问你点儿事儿吗？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是，还是不是。我就是很好奇，没什么别的意思啊。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让我问问你，你信不信宗教，任何宗教？你不介意我问你这样瞎问吧？”


我摇了摇头，不过他看不见。对于一个盲人来说，眨眼和点头都是一个样。“我想我不信吧。什么都不信。其实，有的时候，这样也挺痛苦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当然。我懂。”他说。
“好。”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滔滔不绝。。我妻子在睡梦中叹了口气，又深吸一口气，继续睡。
“你得原谅我，”我说，“但我没法告诉你大教堂长什么样子。我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只能讲成这样了，讲不好了。”
盲人听我说着，很平静地坐着，低着头。
我说，“其实，说实话，大教堂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一点都没有。大教堂嘛，就是些在夜间电视上能看到的东西。不过如此罢了。”
这时，盲人清了清嗓子，从背后的兜儿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是一块手帕。他说，“我明白，老弟。没事儿。别担心。哎，听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有个主意。你给咱们找点儿厚纸，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教堂。找杆笔还有厚纸，去呀，老弟，去把这些东西找来。”
我就上了楼。我的腿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我刚刚跑了很远的路似的。我在我妻子的房间到处找，在她桌子上一个小篮子里找到了几支圆珠笔。然后我想了想该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我下了楼，在厨房里，找到一个底上还挂着些洋葱皮的购物纸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干净，又抖了抖，拿着它走进客厅，坐在盲人腿边上。我清开一些东西，把纸袋铺在咖啡桌上，展平了上面的褶皱。
盲人从沙发上下来，挨着我坐在地毯上。
他的手指抚过纸袋，上上下下地摸着纸的两面，还有纸的边缘，对，甚至包括纸的边缘。他也用手指拨弄了纸袋的四角。
“好了，”他说，“好了，咱们画吧。”
他摸到我的手，我拿着笔的手。他把自己的手紧贴着放在我的手上。“开始吧，老弟，画，”盲人说，“画吧。你待会儿就知道了。我会跟着你。没问题的。就像我跟你说的，开始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画吧。”
我就开始画了。我先画了一个像房子一样的盒子，大概就像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吧。然后我在上面加了一个房顶。又在屋顶的两端画了尖顶。疯了。
“好极了，”他说，“太好了。你画得不错。从没想过你这辈子还会做这样的事儿吧，老弟？啊，人生嘛，谁都猜不准，这个我们都知道。继续画吧。别松劲儿。”
我装上了拱形的窗户。我画上了飞扬的扶壁。我挂上了巨大的门洞。我停不下来了。电视台已经停止播放了。我放下笔，攥住手，又伸展开。盲人摸着纸面，感觉着。他的指尖滑过纸面，滑过我画的每一个地方，然后，他点了点头。
“画得不错。”盲人说。
我又拿起笔，他又找到我的手。我接着画下去。我不是什么艺术家，但我照画不误。
我妻子睁开眼，凝视着我们。她在沙发上坐起来，睡袍还是张开着。她说，“你们干什么呢？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回答她。
盲人说，“我们在画一个大教堂。我和他正画着呢。加把劲儿呀！”他对我说，“对，就这样，很好。没错，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画不成。但你行了，对不对？你现在开着大火炒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马上，我们就真能干出点儿名堂来了。胳膊画得累不累？现在，画上点儿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我妻子又问，“怎么回事？罗伯特，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他对她说，“没事儿。”
这个盲人又对我说，“现在闭上你的眼吧。
我照着做了。就像他对我说的那样，我闭上了眼。
“闭上了吗？”他问我，“别蒙我呀。”
“闭上了。”我说。
“就这么闭着吧。”他说，“现在别停下。画！”
所以，我们继续。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到现在为止，我这辈子还从没这样干过。
然后他说，“我觉得差不多行了。我觉得你画好了。”他说，“看看吧，看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仍旧闭着眼，我想我就这样再多闭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画呢吗？”
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
我说，“这真是件大事儿。”
【完】

沙发，晚上回来读~

这个工作是他失败的象徵。年轻时，他是一个孜孜不倦地学习外语的学生，拥有许许多多的字典。他梦想成为外交官和达官显要的翻译人员，解决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解决唯有他能够明白的双方的争端。他靠著自修学习外语。在他父母为他安排婚姻之前的每个晚上，他在一本接一本的笔记上列出常用的词源。有一个时期他相信如果有机会，他可以以英文、法文、俄文、葡萄牙文和义大利文——更遑论印地语、孟加拉语、欧里西语和古吉拉特语——和人交谈。现在，他只记得一点欧洲用语，一点代表碟子和椅子之类的零散字语。除了印度的语言外，英语是他唯一能够流利使用的语言。卡帕西先生知道这不是一项了不起的才华。有时候，他担心他的孩子光凭著看电视，英文就会比他好。然而，当导游时，他的英文仍然派得上用场。
他的第一个儿子於七岁时患了伤寒，就这样，他第一次认识医生，也因此接下这份翻译工作。那时候，卡帕西在一所初级中学教英文。他藉著他的翻译技巧支付愈来愈高得离谱的医疗费用。最后，在一天晚上，男孩死在他母亲的怀里，四肢因高烧而发烫，然而，他仍然得支付葬礼的费用。此外，其他的孩子太快出生，他必须照顾一个更新、更大的家庭，必须让孩子们上好学校，必须为他们请家庭教师，必须买好鞋子和电视，必须想出无数其他的方式来安慰他的妻子，让她不会在睡梦中哭泣。因此，当医生说他愿意以高出他中学教师一倍的薪水雇用他时，他接受了。卡帕西先生知道他的妻子不看重他的翻译工作。他知道这个工作会让她想到她失去的儿子；他也知道她憎恶他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解救的其他生命。当她提到他的职位，她会说他是「医生助手」，彷佛翻译工作和量体温或换便壶是同等的。她不曾向他问及来到医生诊所的病人，也不曾说他的工作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因为这个理由，当达斯太太对卡帕西先生的工作表现出高度的兴趣时，他感到受宠若惊。和他的妻子不一样，达斯太太提醒他，他的工作是一种知性的挑战。此外，她也使用「浪漫」这个字眼。她对他丈夫的态度丝毫不浪漫，然而她使用这个字眼来描述他。他在想，达斯先生和太太是否合不来，就像他和他的妻子一样。也许除了三个孩子和十年的共同生活外，他们也没有多少共同点。他在自己的婚姻里看出的信号也出现在他们的婚姻里     为芝麻小事争吵、冷漠、久久的沉默。她没有对她的丈夫或孩子表示兴趣，但是她突然对他表示兴趣，这一点使他产生一些陶醉感。当他再度想到她如何说出「浪漫」这两个字时，这种陶醉感更加强烈了。
开车时，他开始审视自己映在后视镜里的影像。他庆幸自己早上穿那套灰色的西装，而不是那套棕色的，因为后者的膝盖部位有略微松垂的倾向。他不时朝镜中的达斯太太瞥一眼。除了看她的脸外，也看她胸部之间的印花布草莓，以及她颈上的金棕色凹处。他决定向达斯太太描述一个又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妇女抱怨她的脊椎骨有雨滴下的感觉，一位男士的胎记开始长毛。达斯太太专注地聆听，以一把像椭圆形针毡的小塑胶梳子梳头发，并问更多的问题。孩子们很安静，专心地找出树上的猴子，而达斯先生则埋首於他的旅游手册，因此，卡帕西先生和达斯太太似乎像是在进行私人交谈。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了。


试读只到这里就结束了，剩下的看看有没时间自己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