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晨：一九八四年生于北京。芬兰机械系博士，毕业后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采访手记
杨晓晨是个很特别的采访对象。作为机械博士，他有着最典型的理工思维；作为供职于故宫的“钟表匠”，他对人文历史又有着特殊的理解与情怀；作为古迹爱好者，他的知识阅历与科班出身的学生难分上下。
他日常阅读的书籍，并不集中于批量出版的文学作品，而更多涉及那些需要在历史档案馆里查阅的文献古籍、老相册，甚至那些口耳相传的乡土传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旅游文化盛行的当下，一座座仿古小镇拔地而起，一家家网红餐馆门庭若市，许多时候，已经很难回溯每方水土的故事。然而从杨晓晨这里，我们能明白历史中那些幽微而恒定的部分，历史属于每个人。（本刊编辑修新羽）
嘉宾/杨晓晨文 / 修新羽
平视文学，走进生活
“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刻的小说？”
听到这个问题后，杨晓晨认真想了会儿，还是摇了摇头。在他看来，文学虽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毕竟不是“生活”，而“生活”才是真正有趣有意义的。在文学领域，杨晓晨有着一种更偏直觉的审美。喜欢余华，因为“语言足够平实，没有拿腔拿调，而是在好好说话”，把《活着》反复读了两遍；喜欢苏童，因为他笔下的“香椿树街”能让人想起他在南方出差时见到的破落老街，有种流动的历史感。
他不喜欢电子书，就算出差也要沉甸甸地带着纸书。日常阅读的，除了人物传记，就是各地的县志。前阵子看了本画册，《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是世界纪实摄影先驱约翰·汤姆逊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二年在中国拍下来的老照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居庸关西山北侧的关帝庙：照片里它建在巨石之上，恢宏大气，完好无损。而前阵子他刚去居庸关看过一次，那里只剩下一片秃山岗和青青荒草。
二〇〇八年硕士毕业后，杨晓晨选择出国读博。芬兰的冬季，天黑得很快。晚上大家无事可做，聚到一起玩桌游、讲故事，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偶尔，杨晓晨会回到国内做项目，待上几个月，趁周末到各地转一转。探访古墓的时候，他总会把感悟记下来。名为“石仪天下”的新浪博客里，目前共计有博文二百六十七篇，分为“明代墓葬精华”“民国墓葬拾遗”“辽金元墓遗珍”等等；名为“说坟”的公众号里，也已经有了八十八篇原创文章。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就是随便记了点儿流水账；回去后，我挑了篇名最长的文章点开，《七间房村的喀喇沁左旗札萨克贝子丹巴多尔济墓》，里面详细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周围的地势风貌等等，还配有各个角度的图片。
在杨晓晨看来，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学，它们都承担了一样的任务，就是从生活和历史中截取出一瞬，并将其永远凝固。
摸索历史
喜欢探访古墓建筑的人，在北京还有很多。如冯其利，“清王爷坟研究第一人”，用十多年走遍了京郊、河北现存的八十多座清代贵族墓葬，读完了五百卷的清史，凭一己之力填补了好几项清史研究的空白。“不会骑车，还平足，一走就是七八十里山路”，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了《清代王爷坟》一书。
正是这本书，吸引了当时正读初中的杨晓晨。他照着书里的记载，利用周末时间，慢慢把北京周围的王爷坟全都访了一遍。语文老师要求大家写周记，他就把探墓的所见所感写进去，深得好评。
杨晓晨和朋友们用以日常交流联络的是两个微信群。“中国坟协”群有一百二十人，群主是摄影师冯方宇，一九九九年大学毕业后，迷上了古建筑，四处拍摄那些被遗忘的空间：“创作不再只是记录建筑本身，时间带给建筑的改造与颓败，以及建筑周边人的生存状态，是我更关心的。”a小些的“慌与冢”群里也有二十人，大家都在北京，时不时就聚一下。群主网名叫“松园”，家住十三陵附近的松园村旁。二〇〇七年，他们在“老北京网”相识；二〇二〇年八月，他们还在永陵附近的农家院里聚餐，筹划着十一期间又要去哪里玩。
群名“慌与冢”是杨晓晨起的。“有时候查了资料，特别期待着要去一处墓葬；真出发了，临到达前心里又会很慌张很忐忑——不知道那地方究竟保存成了什么样。”这些年走南闯北，他还学会了不少方言，“同样是坟，河南话里叫冢，陕西话叫冢疙瘩，安徽话叫古堆。”四处游历的时候，杨晓晨习惯于向当地居民请教“口碑”（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认为只有通过当地人的引荐才能真正走进这片土地、这段历史。见到激动人心的古迹，也不会大呼小叫，而是静静地拍上几张照片，心里满是敬畏。
杨晓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十三陵是三四岁，被姥爷抱了进去。“一般孩子去地宫那些黑漆漆的地方会哭，我看得却津津有味。”再后来是和爸妈一起去玩的，连十三陵是哪朝的都不知道。后来自己慢慢摸索，才觉出滋味。
如巫鸿等学者提到的那样，墓葬是我们所知的最源远流长的综合建筑和艺术传统。从墓葬的特点中，能窥见几千年前的人都未曾发觉的秘密。“有的围墙看着可精美了，都是雕花的整砖……可破损了你就能看出来，里面都是碎砖或者烂泥。古代工匠也会偷工减料的。”
杨晓晨还常常会注意到文物建筑周围的地貌。“看文物还是要去当地看，要结合那些环绕它的山水、世代居住在它周围的居民来看。把石碑从原有地点挪到博物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是有缺憾的。”有时候，循着别人的指点到了某处遗址前，眼前却只有平平一片空地，必须运用想象来感受当年的风貌。有时候会遇到已经翻新过的古庙，当地村民不懂，把那些木头横梁都涂成崭新的，他看了之后就只剩伤心了。
其实，在故宫研究院工作，也是一个学着和时间相处的过程。把零件慢慢拆卸下来，保养，重新安装回去，整个流程往往需要按周甚至按月计算，时间的尺度被不断拉长，历史的痕迹也越发清晰。
本硕博阶段，杨晓晨的专业都和钟表没什么关系。他在芬兰读了十年书，二〇一六年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才动了要回国修文物的念头。他毕业那年，故宫收了一万多份应聘简历，最后只招了差不多二十人。进去后先是负责指引游客、跑腿送文件等工作，几个月后才逐渐摸索着开始修理小文物。
他负责修缮的是，钟表。那些古董钟表里的发条，几十甚至几百年都没再转动过，上面凝结着机油，拆卸时稍不留神就会把手扎伤。最艰难的经历，是修复一只师父交给他来练手的小座钟。
这只德国洋行顺全隆销售的座钟，经年堆放在脏乱环境中，所有钢制或铁制零件的表层均覆盖锈蚀层。起闸控制杆、打铃控制杆等杆件上的细铜丝由于老化而大部分都断裂了，全部需要重新缠绕……外有钟壳、表盘，内有发条、摆轮，全面考验着修缮者的技艺和耐心。花费三十多个小时，杨晓晨才将它完全搞定。
大地上的事情
杨晓晨的母亲在出版社工作，他从小也就接触到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一本，是散文家苇岸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文集《大地上的事情》。文中有对蚂蚁营巢的观察，有对一片原野、一段溪流的描摹。读这本书的时候，杨晓晨最深的感悟是，人类在大地面前应当心怀感激。
在寻访古墓的时候，无数次，杨晓晨看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去了蒙古。在恰克图南侧，是个专事对俄贸易的商埠，“恰克图买卖城”，曾被誉为“沙漠中的威尼斯”，如今已经荒草萋萋。保存尚好的，是位于蒙古的庆宁寺。它是蒙古三大佛教寺庙之一，和目前位于内蒙古的善因寺一样，都是雍正当年下令仿照北京的黄寺修建而成。
三座一模一样的寺庙，各有其名。黄寺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受损，善因寺只剩下山门和钟鼓楼；唯有庆宁寺还静静屹立着草原上，围墙上被人刻了西里尔蒙文版本的“到此一游”。
在蒙古，路像是草原上浅浅的小土沟，足够让所有见识不够的司机目瞪口呆。蒙古司机有经验，开着二手车，蹚着草走。开到最后没路了，就下车步行，走过很深的沼泽。国内基本没人去那边，查攻略时什么都找不到，只能从卫星图片上看到它的大致方位和当前外观。
除了探访墓地，杨晓晨的另一个爱好是收藏各类奖章。保加利亚王国时代勋章、法国远征马达加斯加奖章、比利时王国骑士级利奥波德一世勋章……点开他的朋友圈，能看到各国文字、各种金属和珐琅。目前为止，他已经收藏了上千枚勋章，一枚枚用油纸包好，放进专门的袋子里，装满了五六个大箱子。其中最珍贵的是两枚家传的勋章，建国后颁给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功臣的，一枚“独立自由”，一枚“解放”。随着藏品的日渐丰富，杨晓晨对勋章的工艺稔熟在心，也对各国的历史制度如数家珍：苏联的旧勋章基本是从乌克兰流出来的，一九四三年的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是纯金的，颁发给资格更老的一批军官；一九八五年补发的那批就是银勋章了，大批量颁发给老兵们作为纪念。日本章都没有编号，苏联和蒙古的章都有编号，英国只有早期那些章带着编号。市面上流动的这些勋章，有些会配有荣誉证书；有些荣誉证书上，名字和编号被人故意涂掉；有些只卖勋章，不卖证书。
他往往从代理商手里收购勋章，很少有直接与士兵们打交道的时候。在芬兰，一家店主在售卖勋章时告诉他，这章是城里的谁谁谁把自己爷爷的勋章卖了。——中间隔着一人，这已然是他和售章者最接近的时刻。想到那些士兵因种种原由而出售掉象征荣耀的勋章，杨晓晨心里总会泛起酸楚。但转念一想，“勋章现在传到我手里了，我能替他们保存着、纪念着那段历史，也挺不错的”。
“你觉得，探访墓地和收集奖章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我问他。
“许多奖章都有标号，通过它们可以追溯到某个具体的战役、某个具体的人。这和古墓也是一样的，它们把历史和个人连接了起来，把大地上的事情连接了起来。”
采访手记
杨晓晨是个很特别的采访对象。作为机械博士，他有着最典型的理工思维；作为供职于故宫的“钟表匠”，他对人文历史又有着特殊的理解与情怀；作为古迹爱好者，他的知识阅历与科班出身的学生难分上下。
他日常阅读的书籍，并不集中于批量出版的文学作品，而更多涉及那些需要在历史档案馆里查阅的文献古籍、老相册，甚至那些口耳相传的乡土传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旅游文化盛行的当下，一座座仿古小镇拔地而起，一家家网红餐馆门庭若市，许多时候，已经很难回溯每方水土的故事。然而从杨晓晨这里，我们能明白历史中那些幽微而恒定的部分，历史属于每个人。（本刊编辑修新羽）
嘉宾/杨晓晨文 / 修新羽
平视文学，走进生活
“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刻的小说？”
听到这个问题后，杨晓晨认真想了会儿，还是摇了摇头。在他看来，文学虽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毕竟不是“生活”，而“生活”才是真正有趣有意义的。在文学领域，杨晓晨有着一种更偏直觉的审美。喜欢余华，因为“语言足够平实，没有拿腔拿调，而是在好好说话”，把《活着》反复读了两遍；喜欢苏童，因为他笔下的“香椿树街”能让人想起他在南方出差时见到的破落老街，有种流动的历史感。
他不喜欢电子书，就算出差也要沉甸甸地带着纸书。日常阅读的，除了人物传记，就是各地的县志。前阵子看了本画册，《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是世界纪实摄影先驱约翰·汤姆逊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二年在中国拍下来的老照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居庸关西山北侧的关帝庙：照片里它建在巨石之上，恢宏大气，完好无损。而前阵子他刚去居庸关看过一次，那里只剩下一片秃山岗和青青荒草。
二〇〇八年硕士毕业后，杨晓晨选择出国读博。芬兰的冬季，天黑得很快。晚上大家无事可做，聚到一起玩桌游、讲故事，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偶尔，杨晓晨会回到国内做项目，待上几个月，趁周末到各地转一转。探访古墓的时候，他总会把感悟记下来。名为“石仪天下”的新浪博客里，目前共计有博文二百六十七篇，分为“明代墓葬精华”“民国墓葬拾遗”“辽金元墓遗珍”等等；名为“说坟”的公众号里，也已经有了八十八篇原创文章。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就是随便记了点儿流水账；回去后，我挑了篇名最长的文章点开，《七间房村的喀喇沁左旗札萨克贝子丹巴多尔济墓》，里面详细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周围的地势风貌等等，还配有各个角度的图片。
在杨晓晨看来，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学，它们都承担了一样的任务，就是从生活和历史中截取出一瞬，并将其永远凝固。
摸索历史
喜欢探访古墓建筑的人，在北京还有很多。如冯其利，“清王爷坟研究第一人”，用十多年走遍了京郊、河北现存的八十多座清代贵族墓葬，读完了五百卷的清史，凭一己之力填补了好几项清史研究的空白。“不会骑车，还平足，一走就是七八十里山路”，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了《清代王爷坟》一书。
正是这本书，吸引了当时正读初中的杨晓晨。他照着书里的记载，利用周末时间，慢慢把北京周围的王爷坟全都访了一遍。语文老师要求大家写周记，他就把探墓的所见所感写进去，深得好评。
杨晓晨和朋友们用以日常交流联络的是两个微信群。“中国坟协”群有一百二十人，群主是摄影师冯方宇，一九九九年大学毕业后，迷上了古建筑，四处拍摄那些被遗忘的空间：“创作不再只是记录建筑本身，时间带给建筑的改造与颓败，以及建筑周边人的生存状态，是我更关心的。”a小些的“慌与冢”群里也有二十人，大家都在北京，时不时就聚一下。群主网名叫“松园”，家住十三陵附近的松园村旁。二〇〇七年，他们在“老北京网”相识；二〇二〇年八月，他们还在永陵附近的农家院里聚餐，筹划着十一期间又要去哪里玩。
群名“慌与冢”是杨晓晨起的。“有时候查了资料，特别期待着要去一处墓葬；真出发了，临到达前心里又会很慌张很忐忑——不知道那地方究竟保存成了什么样。”这些年走南闯北，他还学会了不少方言，“同样是坟，河南话里叫冢，陕西话叫冢疙瘩，安徽话叫古堆。”四处游历的时候，杨晓晨习惯于向当地居民请教“口碑”（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认为只有通过当地人的引荐才能真正走进这片土地、这段历史。见到激动人心的古迹，也不会大呼小叫，而是静静地拍上几张照片，心里满是敬畏。
杨晓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十三陵是三四岁，被姥爷抱了进去。“一般孩子去地宫那些黑漆漆的地方会哭，我看得却津津有味。”再后来是和爸妈一起去玩的，连十三陵是哪朝的都不知道。后来自己慢慢摸索，才觉出滋味。
如巫鸿等学者提到的那样，墓葬是我们所知的最源远流长的综合建筑和艺术传统。从墓葬的特点中，能窥见几千年前的人都未曾发觉的秘密。“有的围墙看着可精美了，都是雕花的整砖……可破损了你就能看出来，里面都是碎砖或者烂泥。古代工匠也会偷工减料的。”
杨晓晨还常常会注意到文物建筑周围的地貌。“看文物还是要去当地看，要结合那些环绕它的山水、世代居住在它周围的居民来看。把石碑从原有地点挪到博物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是有缺憾的。”有时候，循着别人的指点到了某处遗址前，眼前却只有平平一片空地，必须运用想象来感受当年的风貌。有时候会遇到已经翻新过的古庙，当地村民不懂，把那些木头横梁都涂成崭新的，他看了之后就只剩伤心了。
其实，在故宫研究院工作，也是一个学着和时间相处的过程。把零件慢慢拆卸下来，保养，重新安装回去，整个流程往往需要按周甚至按月计算，时间的尺度被不断拉长，历史的痕迹也越发清晰。
本硕博阶段，杨晓晨的专业都和钟表没什么关系。他在芬兰读了十年书，二〇一六年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才动了要回国修文物的念头。他毕业那年，故宫收了一万多份应聘简历，最后只招了差不多二十人。进去后先是负责指引游客、跑腿送文件等工作，几个月后才逐渐摸索着开始修理小文物。
他负责修缮的是，钟表。那些古董钟表里的发条，几十甚至几百年都没再转动过，上面凝结着机油，拆卸时稍不留神就会把手扎伤。最艰难的经历，是修复一只师父交给他来练手的小座钟。
这只德国洋行顺全隆销售的座钟，经年堆放在脏乱环境中，所有钢制或铁制零件的表层均覆盖锈蚀层。起闸控制杆、打铃控制杆等杆件上的细铜丝由于老化而大部分都断裂了，全部需要重新缠绕……外有钟壳、表盘，内有发条、摆轮，全面考验着修缮者的技艺和耐心。花费三十多个小时，杨晓晨才将它完全搞定。
大地上的事情
杨晓晨的母亲在出版社工作，他从小也就接触到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一本，是散文家苇岸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文集《大地上的事情》。文中有对蚂蚁营巢的观察，有对一片原野、一段溪流的描摹。读这本书的时候，杨晓晨最深的感悟是，人类在大地面前应当心怀感激。
在寻访古墓的时候，无数次，杨晓晨看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去了蒙古。在恰克图南侧，是个专事对俄贸易的商埠，“恰克图买卖城”，曾被誉为“沙漠中的威尼斯”，如今已经荒草萋萋。保存尚好的，是位于蒙古的庆宁寺。它是蒙古三大佛教寺庙之一，和目前位于内蒙古的善因寺一样，都是雍正当年下令仿照北京的黄寺修建而成。
三座一模一样的寺庙，各有其名。黄寺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受损，善因寺只剩下山门和钟鼓楼；唯有庆宁寺还静静屹立着草原上，围墙上被人刻了西里尔蒙文版本的“到此一游”。
在蒙古，路像是草原上浅浅的小土沟，足够让所有见识不够的司机目瞪口呆。蒙古司机有经验，开着二手车，蹚着草走。开到最后没路了，就下车步行，走过很深的沼泽。国内基本没人去那边，查攻略时什么都找不到，只能从卫星图片上看到它的大致方位和当前外观。
除了探访墓地，杨晓晨的另一个爱好是收藏各类奖章。保加利亚王国时代勋章、法国远征马达加斯加奖章、比利时王国骑士级利奥波德一世勋章……点开他的朋友圈，能看到各国文字、各种金属和珐琅。目前为止，他已经收藏了上千枚勋章，一枚枚用油纸包好，放进专门的袋子里，装满了五六个大箱子。其中最珍贵的是两枚家传的勋章，建国后颁给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功臣的，一枚“独立自由”，一枚“解放”。随着藏品的日渐丰富，杨晓晨对勋章的工艺稔熟在心，也对各国的历史制度如数家珍：苏联的旧勋章基本是从乌克兰流出来的，一九四三年的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是纯金的，颁发给资格更老的一批军官；一九八五年补发的那批就是银勋章了，大批量颁发给老兵们作为纪念。日本章都没有编号，苏联和蒙古的章都有编号，英国只有早期那些章带着编号。市面上流动的这些勋章，有些会配有荣誉证书；有些荣誉证书上，名字和编号被人故意涂掉；有些只卖勋章，不卖证书。
他往往从代理商手里收购勋章，很少有直接与士兵们打交道的时候。在芬兰，一家店主在售卖勋章时告诉他，这章是城里的谁谁谁把自己爷爷的勋章卖了。——中间隔着一人，这已然是他和售章者最接近的时刻。想到那些士兵因种种原由而出售掉象征荣耀的勋章，杨晓晨心里总会泛起酸楚。但转念一想，“勋章现在传到我手里了，我能替他们保存着、纪念着那段历史，也挺不错的”。
“你觉得，探访墓地和收集奖章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我问他。
“许多奖章都有标号，通过它们可以追溯到某个具体的战役、某个具体的人。这和古墓也是一样的，它们把历史和个人连接了起来，把大地上的事情连接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