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且先不说李世民在世时有封号的大长公主、长公主与公主便多达三四十人，单是旁系宗室各支所出的县主加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要想让李世民这样的一国之君如同保姆般亲自为这些长公主、公主、县主们设身处地地考虑打算，然后一个一个地为之觅得出身显贵、才貌双全、称心如意的郎君，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对于这些公主和县主来说，只要不是嫁给平民百姓有辱皇族体面，那么自己的婚配一事完全就是看运气。同理，李建成、李元吉之女既然得封县主，自然也不可能被特殊对待——嫁得比其他县主差很多，或是嫁得比其他县主好很多。

不过皇室能为这些宗室县主们做的也就只是为她们选择一位贵族出身的丈夫，但县主的身份并不是婚姻幸福的可靠保障，至于她们出嫁后夫妻感情如何，丈夫日后能在官场上混得如何，靠的是个人际遇和自身能力。那么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女儿在婚配上的待遇到底如何呢？首先来看李建成之女，闻喜县主。

闻喜县主，名婉顺，字尪娘，为李建成第二女，生于武德五年，贞观十二年嫁于刘应道。

刘应道时任通事舍人一职，出身的刘氏一族也流芳正史，其父刘林甫在唐太宗时出任吏部侍郎，时人将之比作有知人之鉴的高孝基，病逝后唐太宗特别赐绢二百五十匹以示悼念之情；其兄刘祥道于唐高宗一朝拜相，并由乐平县男晋封为广平郡公；刘应道本人也官至吏部郎中，其子刘令植亦官至礼部侍郎。《旧唐书》曾赞叹刘氏一族八人“前后为吏部郎中员外，有唐已来，无有其比云。”可见刘氏的门庭绝不辱没李婉顺的县主身份。
婚后刘应道出任梓州玄武县令，李婉顺随夫上任，“同安菲贱，共甘黜免”，夫妻二人伉俪情深祸福同享，婚后育有数子。李婉顺四十岁盛年而逝后，刘应道亲自为爱妻撰写了墓志铭，便是流传于后世的《大唐刘应道妻故闻喜县主墓志》。志文通篇并无多少骈丽辞藻与华美饰词，然而一字一句却质朴感人。

乐陵县主，生母为李建成的承徽（东宫妾正五品）杨舍娘。

杨舍娘的这个女儿于永徽年间册封为乐陵县主——虽然墓志上用了“永徽年中”的说法，但是根据唐朝墓志一贯浮夸且贴金成风的习惯，如果杨舍娘的女儿是永徽元年或二年就册封为了县主，那么墓志上的用词应该是“永徽初”才对。然而墓志上只含糊地用了“永徽年中”，可见杨舍娘的女儿得以册封为乐陵县主，显然是在永徽三年以后的事情了。
且按照郑观音墓志上所记载的“归魂幼女”，可知李建成最小的女儿应当是郑观音所出的归德县主，所以杨舍娘的女儿有县主封号的时候，至少27周岁了。

正因为乐陵县主有机会出嫁的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贵族女子正常出嫁的年龄，所嫁之人还是头婚的可能性极低，毕竟古代提倡早婚早育，古代贵族男子十来岁就结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抛开婚史问题不谈，乐陵县主的丈夫于善询还是符合唐朝皇室选婿标准的。
于善询乃北周燕国公于谨的后代，因为于氏家族子弟繁多，所以各支发展情况并不一样，像于善询的父亲于乾长只是个从五品上的仓部郎中，明显开始走了下坡路。好在唐制要求“娶县主者正七品上”，于善询还是可以满足这个最低要求的，所以乐陵县主嫁进于氏也不算丢了颜面。

然而除此之外，于善询的生平就乏善可陈了。毕竟于善询并非父亲的嫡长子，平恩县男的爵位也没资格继承。
同时，因为乐陵县主册封的太迟、嫁的太迟，于善询早在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就已经至少有了一个儿子于惟敬。而且根据于惟敬的墓志可知，于善询很有可能在于惟敬出仕前就已经英年早逝了。

因此尽管不知道乐陵县主一生享年几何，但是她最好的年华几乎都幽闭在深宫之中，30岁左右才得到册封，不仅嫁给于善询作为续弦，更是婚后没几年就早早守了寡，还因为出嫁了就无法与生母杨舍娘时常相见，以至于“长乖膝下之欢”。
这样坎坷的人生，除非乐陵县主的心态足够乐观，否则长寿对于她而言只是一种漫长的煎熬。

归德县主，李建成第五女，生母为隐太子妃郑观音。郑太子妃在唐高宗年间逝世于长安太极宫长乐门内，后于归德县主的宅邸出殡。至于归德县主的生年、何时册封县主以及出嫁何人，则暂且不得而知。

由目前已出土的墓志可知，隐太子李建成至少有五个女儿，封号明确可考的有闻喜县主、乐陵县主、归德县主三位。再看巢刺王李元吉之女，根据墓志铭等记载，李元吉至少有七个女儿，封号明确可考的有和静县主、寿春县主、文安县主、新野县主及归仁县主五位。

和静县主，李元吉的女儿，生年不详，但从嫡母巢王妃杨氏只抚养了武德八年才出生的归仁县主而未抚养和静一事来看，和静显然不是李元吉最小的女儿。
根据其夫薛元超的墓志铭记载，和静于贞观十五年嫁入薛氏时至少十八岁了。

再看薛元超，其父薛收虽为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不过仅因武德年间从平刘黑闼之功而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汾阴县男，薛收逝世后，唐太宗虽曾遗憾没有早点留下他的画像，却也并没有因此追赠其爵位，更没有将他列入凌烟阁功臣。
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登基后曾对房玄龄说过：“若是薛收还在，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有人因此推断唐太宗非常看重薛收，认为只要薛收还活着唐太宗就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然而唐太宗也曾对霍王李元轨说过：“你武艺过人，要是当年平定天下时能有你相助就好了。”可事实则是贞观末年唐太宗征辽，却并没有让李元轨与自己一起领兵，由此可知皇帝的感慨有时也只是感慨而已，并不能当做铁板钉钉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