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西北政法大学创新实验区第二次开放讲堂-----《恢复性正义与刑事和解制度》。今天的演讲人是陈京春博士，评议人有冯卫国教授和董雄伟硕士研究生。下面请陈京春老师讲话。
陈京春：西方学者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他们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我一直对这个话题比较关注，今天有幸给大家做这个讲座，希望大家给我猛烈的批判。
            我们大家一提到刑事和解就会说到加拿大1973年的案子，一个未成年人偷窃后，与被害人就赔偿和社区劳动达成协议。这是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开端，西方刑法学家认为找到了解决传统刑事司法弊端的出路
            西方学者认为，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又称恢复性司法。西方的司法与我国司法有根本区别，如社区法庭，他是一些调解人员、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法学家、志愿者组成的机构，这个机构得到正式的司法机构的认可，他们把一些青少年犯罪，社区轻度犯罪案件分流到社区法庭，他们处理案件的方式就包括了刑事和解。恢复性正义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罪行给被害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或者引发的伤害。恢复性正义的实践主要有三种形式：和解、协商和圆形会谈；另外还有两种由犯罪人提供的弥补方式：恢复性补偿和社区劳动。刑事和解是恢复性正义实践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某种场合刑事和解制度就等同于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按照贾校长的定义就是是指刑事犯罪发生以后，在有关人员的主持下，使被害人和犯罪人直接协商以达成谅解，协商结果影响到刑事处分措施的制度。
         一、从被害人学到恢复性正义理论
              我们的刑事司法解决的是犯罪刑事责任于刑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罪与刑相适应。古典理论提出，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就在于报应公正，人的价值是绝对的，每个人都不能成为另外一个目的的工具。古典学派否定犯罪预防这一功利要求的。近代学派把研究转化为犯罪人了，认为出于社会保护的需要，要求犯罪人承担社会责任。不管是古典学派还是近代学派关注的焦点都是犯罪人和犯罪行为，而被害人被边缘化。       在犯罪特别是有直接受害人的犯罪中，被害人的利益受到直接侵害，传统的司法在追求的公正，更多的体现在报应公正，如果被害人也参与进来，被害人意见的差异性可能导致对犯罪人的惩罚产生差异。我们不能无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诉求，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丽到底处于什么地位？
              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德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德国精神病学者埃连贝格及以色列律师门德尔松等人提出了被害人学，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被害人利益的恢复，这恢复包括物质上的利益和精神上的康复。被害人提出赔偿要求，我们的刑事司法不能让他二次被害。被害人学第一次提出，被害人的利益和诉求应当在刑事司法中得到体现。以前的核心是犯罪人，现在的核心就多了被害人。有人提出，传统的刑事司法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片面的追求法律的公正，它过分的强调报应公正，而忽视了被害人的康复和社会关系的修复。恢复性正义被提出，如何判断一个制度是恢复性司法呢？西方学者认为：看这个制度是否关注于行为造成的损害胜于规范的破坏，在司法程序中对犯罪人和受害人同等的关注，着力与被害人的恢复，对他们的需求做出反应，支持加害人理解接受并实现他们的义务，提供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对话的机会。这个制度是否是公正的，不仅仅是犯罪人的报应公正，而是对加害人、被害人和社区的总体评价。恢复性正义很强调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对话，因为传统的刑事司法中，强调加害人与公诉人的激烈对抗，在对抗中没有为加害人提供请求宽恕和赎罪的可能性。这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中也有体现，例如马加爵一案中，马加爵在最后时候向法官提出一个要求，他想面对面得对他杀害的同学的家长说对不起，而法官以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拒绝了。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能直接对话，加害人从内心里表示对犯罪行为的忏悔，得到被害人及其家人的一定程度上的谅解，那么在法律的报应公正之外，更能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