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浅原考
敷浅原一词最早见于《禹贡》，历来有几种看法。
其一是秦陕晋，或关中内某地，或山西霍山周围。
又一是大别尾闾，即潜山原、主簿原，古南岳衡山天柱山周围濒江之平原。
再一是庐山。这个意见，现在又主要以庐山周围鄱阳湖周边平原为主流。
大别尾闾之说汉魏晋偶见，隋唐之后则多采庐山之说。
考之《禹贡》，敷浅原三字，又离不开九江二字。历来主要以大别尾闾、庐山而分别论证，无非也是因九江二字。取庐山说者，重在《禹贡》文中"过九江"之"过"字耳。
然"九江"二字，《禹贡》中却非止一处提及，至少有二处。之前还有一句“……九江，锡大龟……"。这一句的来历因由，恐怕要勾连起《吴越春秋》或《越绝书》中关于大禹治水行程经历。也就是牵连到龟、洛书、洪范禹碑、金册玉牒、古南岳衡山天柱山……这些相关因素。
换言之，《禹贡》毕竟是据大禹治水事功之行程经历，而随之特意标岀各地地理名词由来始终、相互关系。脱离、不考虑大禹治水行程，恐怕不行。
而考虑大禹行程，则"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一句，与前一句"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再前两句"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恐怕都是归结于禹帝在天柱山的一次大活动。是用"荊山、大别、衡山、敷浅原"这几个名词来限定金册玉牒、洪范禹碑、古南岳祭天地这桩大事。
《禹贡》中这一段话，行止皆在江北之地，方向皆自西向东。故“过"字，并非自北向南过大江，始终不及江南之地。
后人或有见文中"衡山"之名，而以为禹帝行止已有涉足江南之地，则谬矣。
隋唐之前，衡山即江北之天柱山。
而山西秦陕霍山之谓，概因古之霍山亦曾有以天柱山名之者。考《禹贡》之文句上下因承，显然非是秦陕之地后来之霍山。而此谬之由来，亦恰可反证此段文字禹帝行止之落脚点，始终皆在天柱山。
敷浅原既与禹帝治水行程走向相关，系此一节治水行程终点所在，又处处着落于天柱山，则其地何所指，明矣。
所以，"至于敷浅原“，还是应以大别尾闾、天柱山麓、濒江高地平原这些地名为正解。毕竟，祭告天地这件事与庐山没什么关系。
隋唐之前的古人书中偶而提及的说法，应该才是《禹贡》中“敷浅原"三字的正解。
隋唐之后，诗词中的敷浅原多指庐山，则为另外一码事。
另：
倘敷浅原三字为敷潜原之误，则后世当无此番纠葛。
《禹贡》中潜水(或潜山)亦有提及，此三字究竟是否后人抄录时所误，或尚待先秦古本之岀世再作证明。
敷浅原一词最早见于《禹贡》，历来有几种看法。
其一是秦陕晋，或关中内某地，或山西霍山周围。
又一是大别尾闾，即潜山原、主簿原，古南岳衡山天柱山周围濒江之平原。
再一是庐山。这个意见，现在又主要以庐山周围鄱阳湖周边平原为主流。
大别尾闾之说汉魏晋偶见，隋唐之后则多采庐山之说。
考之《禹贡》，敷浅原三字，又离不开九江二字。历来主要以大别尾闾、庐山而分别论证，无非也是因九江二字。取庐山说者，重在《禹贡》文中"过九江"之"过"字耳。
然"九江"二字，《禹贡》中却非止一处提及，至少有二处。之前还有一句“……九江，锡大龟……"。这一句的来历因由，恐怕要勾连起《吴越春秋》或《越绝书》中关于大禹治水行程经历。也就是牵连到龟、洛书、洪范禹碑、金册玉牒、古南岳衡山天柱山……这些相关因素。
换言之，《禹贡》毕竟是据大禹治水事功之行程经历，而随之特意标岀各地地理名词由来始终、相互关系。脱离、不考虑大禹治水行程，恐怕不行。
而考虑大禹行程，则"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一句，与前一句"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再前两句"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恐怕都是归结于禹帝在天柱山的一次大活动。是用"荊山、大别、衡山、敷浅原"这几个名词来限定金册玉牒、洪范禹碑、古南岳祭天地这桩大事。
《禹贡》中这一段话，行止皆在江北之地，方向皆自西向东。故“过"字，并非自北向南过大江，始终不及江南之地。
后人或有见文中"衡山"之名，而以为禹帝行止已有涉足江南之地，则谬矣。
隋唐之前，衡山即江北之天柱山。
而山西秦陕霍山之谓，概因古之霍山亦曾有以天柱山名之者。考《禹贡》之文句上下因承，显然非是秦陕之地后来之霍山。而此谬之由来，亦恰可反证此段文字禹帝行止之落脚点，始终皆在天柱山。
敷浅原既与禹帝治水行程走向相关，系此一节治水行程终点所在，又处处着落于天柱山，则其地何所指，明矣。
所以，"至于敷浅原“，还是应以大别尾闾、天柱山麓、濒江高地平原这些地名为正解。毕竟，祭告天地这件事与庐山没什么关系。
隋唐之前的古人书中偶而提及的说法，应该才是《禹贡》中“敷浅原"三字的正解。
隋唐之后，诗词中的敷浅原多指庐山，则为另外一码事。
另：
倘敷浅原三字为敷潜原之误，则后世当无此番纠葛。
《禹贡》中潜水(或潜山)亦有提及，此三字究竟是否后人抄录时所误，或尚待先秦古本之岀世再作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