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宋与金的海疆经略
南宋与金并立时期，中国海疆继承前代的领区范围，并由于与陆地辖区的领属关系分别归南宋与金所辖。自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第二次“绍兴和议”之后，南宋与金的辖区大体稳定下来。其中，流入东海北部(即今黄海)的淮河为南宋与金的东段交界，从而形成了南宋与金对东海北部的分辖。从整个海疆的辖属情况看，南宋自南至北领及南海至东海大部的沿海、海区及有关岛屿;金朝自北至南领及北海(包括今鄂霍次克海及鞑靼海峡)、东海(指今日本海)、辽海(今辽东湾)、渤海及东海北部(即今黄海)等沿海、海区及有关岛屿。
(一)南宋的海疆管辖与经营
南宋对海疆的管辖、经营，大体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对沿海、海区的行政管辖。南宋至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基本上形成了16路政区建制。绍兴十四年(1144)分利州路为两路。此后利州路或有分合，南宋政区大体上稳定为16路或17路建制。其中淮南东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6路辖及相关沿海、海区及所属岛屿。路以下沿海地区置州、县管辖一如内地，但对治安敏感的沿海、海区，则在民户中实行保伍连坐法。如史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福建至广南东、西路沿海、海区一带，“海贼啸聚”，“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为此，朝廷下诏，“严行禁止，以五家互相为保，不得停隐贼人及与战船交易，一家有犯，五家均受其罪”。[51]南宋承自北宋，在沿海地区还置有提举市舶司和提举茶盐司。提举市舶司主要置于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秀州通惠镇(高宗建炎四年由华亭移此)、[52]江阴军等。长官仍称市舶使或提举市舶使，主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及收购舶来货物，以资专卖等事，大体同于北宋时期。提举茶盐司置于淮南东路，两浙东、西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西路等6路地区，长官称提举茶盐公事，由转运使或提点刑狱公事兼，主管茶、盐之政。盐政则负责对海盐征税、贩卖及对盐民的行政管理等事，亦与北宋时期大体相同。
2.沿海、海区的军事戍防。南宋沿海地区的军事戍防一般承自北宋，除了路、州(府)、县各级行政机构共同负责本辖区军事防务和维持治安外，还特置沿海制置使专掌沿海、海区的军事戍防。同时，由朝廷统调军队对沿海地区实行更戍。如驻防两浙西路:杭州(临安府)有威果、全捷、雄节、威捷等军，江阴军有雄节军；两浙东路：绍兴府有威果、全捷、雄节、武卫、威捷、雄捷等军，庆元府有威果、全捷、雄节、威胜等军，温州有威果、雄节、武卫、威捷等军，台州有威果、雄节等军;福建路:福州有威果、全捷、雄略、广节等军，漳州有威果、广节等军，泉州有全捷、广二、广三等军；广南东路:广州有雄略、亲效两军及澄海水军，恩州、惠州、潮州有澄海水军;广南西路:高州、钦州和雷州有澄海水军。[53]驻守沿海地区的军队，除了高宗时淮东、两浙地区展开对金兵入侵的反击外，平时职能主要在于“平叛息乱”和围捕“海贼”。自高宗建炎四年(1130)开始，南宋即在海道冲要的高山地带，增置斥堠铺，以加强对沿海、海区的报警和控制。[54]
沿海、海区一旦发现“叛乱”或“海寇”活动，驻防各州的军队当即奉命进讨。如史载绍兴五年(1135)，福建朱聪等“海贼”，“聚集船三十余只，约二百余人，入广东诸县杀人放火。后朝廷委福建、广西帅司措置招捕。至是聪率众来降”。[55]
孝宗乾道二年(1166)，知泉州韩仲通奉诏“于本州驻 左翼军官兵内拣选强壮二千人，将带衣甲、器械，差统领官李彦椿部押，日下起发，前来江阴军、许浦(属两浙西路平江府)一带摆泊，弹压海贼”。[56]
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广州“海寇陈青军结集徒党，在海虏掠商旅，上岸剽劫居民，正猖獗间”，知州朱安国差李宝“部辖兵效，擒获到陈青军等一十六名，付狱禁勘”。[57]
南宋一代，朝廷动用军队进剿、平定沿海、海区一带的“叛乱”或“海寇”、“海贼”的事例史不绝书。
3.近海堤堰的修治。南宋与金修好之后，即着手修治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破坏、经久失修的近海堤堰。如通州、楚河沿海，“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一百四十二里”的“旧有捍海堰”，自北宋末至南宋初，“宀浸失修治，才遇风潮盛怒，即有冲决之患”，沿海盐场、农田，“屡被其害，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不可胜数”。淳熙八年(1181)，孝宗令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司，查勘各捍海堤堰，“如有塌损，随时修葺”。[58]
光宗绍熙五年(1194)，淮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官陈损之主持修筑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240里堤堰，着重加固旧堤，“以捍风浪”。[59]
南宋对沿海地区堤堰塘闸的修治，在《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阮元等修纂的《广东通志》等史籍中有多处记载。
南宋与金并立时期，中国海疆继承前代的领区范围，并由于与陆地辖区的领属关系分别归南宋与金所辖。自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第二次“绍兴和议”之后，南宋与金的辖区大体稳定下来。其中，流入东海北部(即今黄海)的淮河为南宋与金的东段交界，从而形成了南宋与金对东海北部的分辖。从整个海疆的辖属情况看，南宋自南至北领及南海至东海大部的沿海、海区及有关岛屿;金朝自北至南领及北海(包括今鄂霍次克海及鞑靼海峡)、东海(指今日本海)、辽海(今辽东湾)、渤海及东海北部(即今黄海)等沿海、海区及有关岛屿。
(一)南宋的海疆管辖与经营
南宋对海疆的管辖、经营，大体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对沿海、海区的行政管辖。南宋至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基本上形成了16路政区建制。绍兴十四年(1144)分利州路为两路。此后利州路或有分合，南宋政区大体上稳定为16路或17路建制。其中淮南东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6路辖及相关沿海、海区及所属岛屿。路以下沿海地区置州、县管辖一如内地，但对治安敏感的沿海、海区，则在民户中实行保伍连坐法。如史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福建至广南东、西路沿海、海区一带，“海贼啸聚”，“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为此，朝廷下诏，“严行禁止，以五家互相为保，不得停隐贼人及与战船交易，一家有犯，五家均受其罪”。[51]南宋承自北宋，在沿海地区还置有提举市舶司和提举茶盐司。提举市舶司主要置于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秀州通惠镇(高宗建炎四年由华亭移此)、[52]江阴军等。长官仍称市舶使或提举市舶使，主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及收购舶来货物，以资专卖等事，大体同于北宋时期。提举茶盐司置于淮南东路，两浙东、西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西路等6路地区，长官称提举茶盐公事，由转运使或提点刑狱公事兼，主管茶、盐之政。盐政则负责对海盐征税、贩卖及对盐民的行政管理等事，亦与北宋时期大体相同。
2.沿海、海区的军事戍防。南宋沿海地区的军事戍防一般承自北宋，除了路、州(府)、县各级行政机构共同负责本辖区军事防务和维持治安外，还特置沿海制置使专掌沿海、海区的军事戍防。同时，由朝廷统调军队对沿海地区实行更戍。如驻防两浙西路:杭州(临安府)有威果、全捷、雄节、威捷等军，江阴军有雄节军；两浙东路：绍兴府有威果、全捷、雄节、武卫、威捷、雄捷等军，庆元府有威果、全捷、雄节、威胜等军，温州有威果、雄节、武卫、威捷等军，台州有威果、雄节等军;福建路:福州有威果、全捷、雄略、广节等军，漳州有威果、广节等军，泉州有全捷、广二、广三等军；广南东路:广州有雄略、亲效两军及澄海水军，恩州、惠州、潮州有澄海水军;广南西路:高州、钦州和雷州有澄海水军。[53]驻守沿海地区的军队，除了高宗时淮东、两浙地区展开对金兵入侵的反击外，平时职能主要在于“平叛息乱”和围捕“海贼”。自高宗建炎四年(1130)开始，南宋即在海道冲要的高山地带，增置斥堠铺，以加强对沿海、海区的报警和控制。[54]
沿海、海区一旦发现“叛乱”或“海寇”活动，驻防各州的军队当即奉命进讨。如史载绍兴五年(1135)，福建朱聪等“海贼”，“聚集船三十余只，约二百余人，入广东诸县杀人放火。后朝廷委福建、广西帅司措置招捕。至是聪率众来降”。[55]
孝宗乾道二年(1166)，知泉州韩仲通奉诏“于本州驻 左翼军官兵内拣选强壮二千人，将带衣甲、器械，差统领官李彦椿部押，日下起发，前来江阴军、许浦(属两浙西路平江府)一带摆泊，弹压海贼”。[56]
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广州“海寇陈青军结集徒党，在海虏掠商旅，上岸剽劫居民，正猖獗间”，知州朱安国差李宝“部辖兵效，擒获到陈青军等一十六名，付狱禁勘”。[57]
南宋一代，朝廷动用军队进剿、平定沿海、海区一带的“叛乱”或“海寇”、“海贼”的事例史不绝书。
3.近海堤堰的修治。南宋与金修好之后，即着手修治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破坏、经久失修的近海堤堰。如通州、楚河沿海，“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一百四十二里”的“旧有捍海堰”，自北宋末至南宋初，“宀浸失修治，才遇风潮盛怒，即有冲决之患”，沿海盐场、农田，“屡被其害，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不可胜数”。淳熙八年(1181)，孝宗令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司，查勘各捍海堤堰，“如有塌损，随时修葺”。[58]
光宗绍熙五年(1194)，淮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官陈损之主持修筑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240里堤堰，着重加固旧堤，“以捍风浪”。[59]
南宋对沿海地区堤堰塘闸的修治，在《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阮元等修纂的《广东通志》等史籍中有多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