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美美到廖可欣——谈“正能量”背后的右翼意识形态结构
对左派来说，自由和平等从来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于是自由和平等便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只能被神圣地悬置于理性世界的外部真空里，由此构成对当下资本主义秩序永恒的进步式批驳。
但在右派那里，自由和平等却都是绝对的，当下绝对的自由加绝对的平等，就是那个作为神话被朝拜的正能量。
有句俗话叫“从来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又有句俗话叫“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平等，只有相对的平等”，实际上，对解辖域和反权力“相对or绝对”这两种不同的认知，很好地体现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左派还是右派。
如果解辖域和反权力是相对的，那么显而易见，在场者已经于他的语言中虚构出了一个“至高而完美的神圣乌托邦式无辖域／无权力状态”，一个超越了认知理性的虚无的神话庭园，这当然并不能代表左派等于乌托邦主义者，恰恰相反，一个完美至高的乌托邦只会被激进思想悬置在无法企及的真空里，于此构成左翼思想本身位于世俗层级的“反乌托邦”式面向。
马赫诺的思想从当下符号界的断裂里走出，萧子升却面朝着未来的救赎进行想象，因此举起武器反抗压迫的马赫诺创造了比纯粹理想主义者萧子升更多的连接与展现，然而二者在反乌托邦这点仍然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马赫诺式和萧子升式的人物，符号世界也才永远无法完全成为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乌托邦，它的自由和平等总是破碎的，残缺的，不完善的。对于不到场“神话自由平等”而言总是会陷入一种失落的状态，因为虚构神话社会本来就永远无法完全达到自身，当下符号秩序中的“解辖域”和“反权力”也就永远只能是相对而言的。
正是在这个“完美乌托邦永远无法完全降临”的叙事发生的层级里，对于解辖域和反权力本身永无止境的追索也才能够成为可能，并在生活和生命创造联系的任何一个场所生成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反抗潜能，于是，现实世界中也总是能够在任何层面轻而易举地产生一种对于宣传机器美好蓝图描述的失落和断裂，让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和平等永远无法达到圆满，左派也才能据此，构成对当下腐朽没落的文化秩序永恒的进步式批驳。
正如蓝江和吴冠军两位老师在南京大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总序里写到的那样：左派总是具有两个基本的面向，一是追求一个正直善良的理想化社会状态，二是永远对此刻发生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抱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这其中实际正暗藏着“自由和平等永远是相对的”这一潜在逻辑——
正因为“自由和平等都是相对的”，正因为“自由和平等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所以批判，进步，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也才能是永无止境的。
反之，如果解辖域和反权力都是绝对的，这便意味着它们被认为在当下，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全部功用和历史价值，成为一种进步的剩余，以神圣的姿态在体制化的认同模式空洞里供人朝拜，并不断粉碎着生活中有关解辖域与反权力的连续涌动生成着的微小冲动。
显然，这种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恰恰终结了它自身，右派停滞了解辖域与反权力作为动态武器的斗争性内涵，通过将二者把握为现世已经完形的至高和至善，从而退缩到粉饰太平的右翼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里。
而所谓的“正能量”，正是保守主义镇压进步式流向的反动理论工具，正能量作为一个扭曲的乌托邦，不在未来高悬，指引进步方向，反而是于此刻世俗界构建着自己中心化和压迫性的恐怖宗教密仪场所——
它将反权力与解辖域从底层工农手中偷盗过来，反而利用二者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反动的肉身和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像，正能量以颠倒的乌托邦面貌，将解辖域与反权力的合法性，从破碎的历史／断裂的认同中剥夺并加诸己身维护统治秩序。
当真正的解辖域与反权力在符号界的伤痕里自由生成之时，它们反倒会因走向正能量的反面被打成“负能量”，就好像它们也因此走向了解辖域与反权力的反面一样。
在今天，科层制之下的体制化生命最喜欢使用正能量这个词，封建大家长和反动的教条主义教书权威动辄大谈正能量，用于让子女／学生对自己臣服，在这种父子／师生关系中本应具有的真实的相处／真挚的交流／真诚的情感反而成了绝对的匮乏，剩下的只是对外界资本主义丛林法则的扮演和挪用——威权式的老师和家长给少年人带来了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不平等的位置关系。
然而，“不能和子女／学生成为朋友”恰恰体现出了老师和家长本身的无能和失败，说明他们缺乏一个和他人建立真挚关系和正向情感连接的基本能力，所以他们会做的事情也从来都不是治愈和相处，而是镇压与矫正。他们无法在心理上真正接近别人，少年们从自己内在生命体验被严重压抑出发的书写和呐喊，才会因此被打上“青春期”的标签被他者化，以用于与整个成人世界保持距离，这就好像一个网络左派在严肃辩经中被全面打败后只会不断复读“你太魔怔了”那样。
但真实情感的自发性依然让它不断地生成，钟美美事件就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止是我，还有无数的人对自己初高中威权式老师的回忆里充满了恐惧，所以人们才会对钟美美的扮演视频自发地产生共鸣，并最终引来“正能量”登场。
可“正能量”要做的事情却从来都不是治愈心灵，消除恐惧，而是反过来去镇压这种恐惧情感的正常表达。
当某老师因为敲诈勒索失败而恼羞成怒，用正能量残忍虐杀了女童廖可欣之后，她对着屏幕问：“老铁们，我做得对吗？”家长们纷纷为她点赞，背景音乐响起了《正道的光》。
实际上，正能量本身没有办法解决负能量，恰恰相反，正是正能量的颠倒乌托邦式的结构性位置制造了负能量，又将负能量把握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和镇压的凭依。
“坏孩子”和“负能量”都在存在层面上受到了“正能量”式中心化语言，定义，权力与制度的书写，因此“坏孩子”和“负能量”也都是正能量镇压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们自身被不断编写进少年的意识结构里，在正能量的威权统治序列之内发挥自己独特的反动功能。
实际上，正能量有很多敌人，它是生命的敌人，它是情感的敌人，它是正义的敌人，是回忆的敌人，它是还是爱的敌人，是所有内在体验的敌人，但唯独不是“负能量”的敌人，当黄冈中学里正能量已经镇压了一切的爱，流动和情感的时候，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再去给正能量镇压的时候，学生在窗户上用水雾画了两笔都会被记过并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深感愧疚，正能量的逻辑里这个画两笔的学生当然就成为了新的坏孩子，带来新的“负能量”和镇压的对象，由此让符号秩序不断在镇压中实践自己的合法性，并继续深化着主体威权位置对他者生活向度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