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类对冠状病毒的心理防线正在形成。
（如果将来有人再想利用冠状病毒挑事，我们应该扇他一记耳光，啐他一脸吐沫，再骂他一句。为什么要这样，看完你就明白了。）
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涉及到冠状病毒的防疫事件就发生三次了。分别是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以及2020年的新冠。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三次冠状事件，其实都属于人类的神经过敏。
我们先看看SARS，2002年底，广州某医院收治了一个叫黄杏初的中年患者，他患有“大白肺——快速进展的肺炎”并上了呼吸机。经过治疗，他于2003年1月中旬便痊愈出院了，至于是什么病原体导致的大白肺，当时并没有确诊，但总归是治好了。后来广州地区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几例大白肺患者（上千万人的城市，在冬天出现几个大白肺很奇怪吗？），但有些人却坐不住了，一面向中央汇报，一面放出“广州有个传染病”的小道消息以便向中央施加压力。眼看广州人心惶惶，都快崩溃了，中央派出了调查组。开始有人认为病原体是支原体，所以起名叫“非典”（支原体肺炎以前就叫非典型肺炎），到2003年3月底，最终确定是某种冠状病毒，便将其改称为SARS。当时中央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是：重病人是有，但并不多，大多数感染者症状轻微，不建议采取防疫措施。但是，终南山等一干人不愿意，继续散播有关SARS的惊悚言论，民众的恐慌心理加剧，并蔓延至全国，于是，中央开始发动“国家防疫”措施，终南山得到了重用。至2003年8月16号疫情结束，中国内地总共“临床确诊”5327例，请注意“临床确诊”这四个字，也就是说这5327名患者中，有些是没有做核酸检测的，是根据临床表现猜的，所以叫临床确诊。比如开头那位叫黄杏初的患者，他1月份就已经痊愈出院了，当时还不知道有SARS呢，就因为他的临床表现像，所以，就把“SARS第一毒王”的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其实，导致黄杏初大白肺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早已经无从可考了。第一嫌疑对象应该是流感病毒才对啊！反正不管怎么说，“第一毒王”的帽子是扣到他头上了。可见在当时那个时间段，草木皆兵，人心惶惶，诊断全凭感觉，只要你的临床表现符合要求，就算没做核酸检测，你要把你算到“SARS”里面来。从2002年底到2003年的8月16号，这样东拼西凑，中国内地算是勉强“临床确诊”了5327例。当时的核查标准是“肺部有炎症并体温＞38度”，如果是仅有肺炎而不发烧，或者仅发烧而无肺炎是不算的，至于那些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就更不算了。事实证明，SARS的毒性并不强，尽管核查的范围很窄，核查范围之外的绝大多数感染者继续混迹于民众之中，民众也是照常上班上学逛大街，八个多月的时间，中国内地总共拼凑了5237例临床确诊病例，死亡349例。死者主要集中在广州和北京。死亡人数这么少，主要得益于整个疫情期间，广州和北京的医疗体系能够正常运转。如果广州和北京的医疗体系崩溃，死亡人数必然会飙升啊！整个SARS疫情期间，除了全民测体温，全民戴口罩，出行稍微受限之外，没有人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上班上学逛大街一切照旧，核查范围之外的SARS感染者还可以到处乱窜，到处传播。八个多月，中国内地死亡三百多人，如果把那些猜错的再刨除去，真正死于SARS的还剩几个呢？相对于全国大张旗鼓的防疫，这个数字就是一个笑话。所以，从最终的数据看，中央调查组在早期的分析还是对的——根本就不用管。如果不管的话，可能还死不了这么多，因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恐慌，而恐慌将会造成死亡人数的增加。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氛围下，就是不管，整个疫情期间，真正死于SARS的可能也不会超过一百人。由于冠状病毒属于变异性极强的RNA病毒，八个月之后，SARS自然消失，再也找不到了。
我们再看看“死亡率最高的MERS”。MERS又称为“中东呼吸综合征”，2012年，沙特有家医院从一个“大白肺”体内也找到了冠状病毒，这个毒株被命名为MERS，从此，沙特开始了对MERS的跟踪调查。但调查范围仅限于“需要入住ICU的危重患者”。沙特没有采取任何扰民的防疫措施，那些达不到危重标准的MERS感染者可以在民间自由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曾警告沙特注意无症状感染者，但是沙特没有理会。三年以后，MERS也自然消失，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了。在这三年里，沙特总共确诊了1100多例，死亡300多例。死亡率为37.8%，但将近八百个危重患者还是被抢救过来了。三年死亡三百多人，还没肺结核死的人多，所以，可以得出结论，MERS也根本就不用管。而且，沙特政府也确实没有把MERS太当回事，任何一个MERS危重患者必然都是从基层传染上的，至于是谁传染给他的，有没有再传染给其他人，是不是需要溯源跟踪，沙特是一概不管的。（MERS死亡人数少的一个前提也是沙特医疗体系可以正常运转。）如果当时沙特有个终南山，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再看看眼下的新冠。2019年元旦前后，武汉也出现了几例“大白肺”患者，一查，也发现了冠状病毒，称之为“新冠”。于是，同样的套路上演了，武汉某些人一面向中央汇报，一面任由“武汉有传染病”的小道消息在民间流传，利用民间的恐慌以便向中央施压。国家派遣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带队去调查，高福的调查结论和当年的SARS一样，认为大多数是轻症，重症肺炎虽然有，但是不多。高福并不主张针对这个毒株采取过多的防疫措施。此时，当年那位将SARS炒作起来的终南山又出现了，这次又加了一个李兰娟，这二人一唱一和，使全国的恐~怖~氛围不断加剧，国家如果再不控制就说不过去了。在终李二人的导演下，一场比SARS更加疯狂的新冠防疫开始了。这次核查的范围非常宽泛，“几乎所有的武汉人”，只要稍微有点鼻塞咳嗽的感冒症状，不管有没有发热，不管有没有肺炎，都属于核查对象。而且，无论病情轻重，一旦核酸检测阳性就必须隔离。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武汉就确诊了四万多人，大量医务人员尽管屁事没有，仅仅因为检测阳性或者仅仅是和检测阳性的人接触过，就要被长时间隔离，大量医护人员的离岗，导致武汉医疗体系彻底崩溃。大量的轻症病人充斥医院（因为按规定，检测阳性者都需要住院，而病床又很有限，医院又不是傻瓜，当然优先让那些年轻的无症状的或者轻症患者先入院了，如果院长出于责任心，专门挑拣那些年老的或危重患者入院，肯定会被下属骂死。）这样一来，许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及危重患者耗死家中，而那些耗死家中的人是不计算在死亡人数之内的。由于武汉的医疗体系瘫痪，有许多非新冠的危重患者也投医无门耗死家中。尽管医院挑挑捡捡，尽量专捡轻病人收，武汉也死了将近四千人，比如李文亮，病情并不重，折腾了近一个月还是死了。如果是“老年及危重患者优先入院”，如果没有四万多医疗工作者支援武汉，武汉的死亡人数必然会飙升数倍乃至数十倍。世界上凡是模仿武汉的国家和地区无不伤亡惨重，比如意大利和美国纽约。在那些被冠以“新冠死亡”的大量病例中，大多数是死于基础病恶化及医疗体系的瘫痪，还有一些人纯属是被吓死的或者是被饿死的。比如美国纽约州，有大量的死者死于养老院，如果某个养老院发现了检测阳性者，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由于害怕传染必然会逃离工作岗位，那些可怜的老人可能连饭都吃不上而被饿死。纽约州规定在疫情期间家属不得到养老院探视，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老年人受到感染，其实就是掩盖家属看到自己的亲人被饿死的惨状。在所有的被冠以“新冠”的死者中，真正死于“大白肺”的又有几个呢？我认为，美国纽约州的近三万死者中，符合大白肺诊断的不会超过一百人。尽管全世界都在为新冠抓狂，但有两个地方例外，瑞典以及台湾地区，他们采取了对新冠基本无视的态度，这两个地方近三个月来的病死人数同近十年的同期数字相比并没有什么异常。所以说，新冠也是完全可以不管的。
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一样，都属于差异性极强的RNA病毒，每年都会有一茬变异后的新品种替代老品种，某些新毒株可能会在部分人身上表现的比较强烈，导致大白肺，这是难免的。但它迟早会变异消失的，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些毒株流行期间，尽量把危重病人救活，减少伤亡人数。而且，对于病毒性肺炎，根本无须进行病原学调查（科学研究例外），因为就是查出来也没有特效药，还是该怎么治怎么治。有时候检测出来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心理负担，对治疗反而是不利的。
按说流感病毒比冠状病毒的毒性厉害多了，为什么很少有人炒作流感病毒呢？因为大家对流感的毒性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发现再强的毒株也很难调动大家的情绪。如果从那些大白肺的患者体内发现的是流感病毒，大家不过是呵呵一笑罢了，就是同时发现再多的“流感大白肺”，大家也不怎么当回事，大家都觉得流感病毒导致大白肺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一个流感如果不导致一些大白肺简直就对不起流感病毒这个称号。美国每年因为流感的死亡人数是2~7万，死2万正常，死7万也正常，因为流感病毒家族每年的毒性都不一样，遇到毒性强的年景，死亡人数必然会增加，当然，也有可能是掺杂了其他病毒，被算在流感头上了。在流感被发现的这一百多年里，人类在和它的斗争中已经筑起了牢不可破的心理防线。冠状病毒的毒性一般都很弱，一向被大家所忽略，但是，它偶尔也会出现可以诱发大白肺的毒株。当这样的毒株被发现之后，有些人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冠状病毒心理防线的缺失而兴风作浪，比如终南山李兰娟二人。当有冠状病毒传染病的消息一经传出，再加上一些人添油加醋的描述，整个社会包括医疗界都会陷入惊慌，因为大家对冠状病毒的心理防线是缺失的，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
经过了SARS、MERS和新冠，人类对冠状病毒的心理防线也逐渐建立。将来如果再有人说“发现一个可以导致大白肺的冠状病毒株，这个毒株还可以人传人，建议采取防疫措施”时，我们就先扇他一记耳光，再啐他一脸吐沫，骂他一句“别TM挑事了，哪凉快哪呆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