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开埠以来，曾经发生过多宗灶底藏尸案。案件中都是杀人后藏尸于灶底，所以统称为灶底藏尸
灶底藏尸 - 案件一：
首宗灶底藏尸案发生于1967年，一对印尼藉母子被发现倒毙于灶底，并已被斩为14件。
行凶者满以为将尸体深埋在灶底下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令自己逃过法网，不过通常这类型案件最后都会水落石出。因为含冤而终的死者可能会不断“呼救”，而令事件曝光，将命案揭发。
灶底藏尸 - 案件二：
1975年发生在观塘牛头角下村第九座的一宗灶底藏尸案，一名54岁妇人李亚来，因与黄姓义子间的钱银纠纷而惨遭杀害，更被埋尸灶底。
李亚来原本有一金兰姊妹同住，但她却在单位内自缢而死，李亚来不欲触景伤情及有心理阴影，决定将单位以3千元转手费私让给同为邻居的义子黄。本来双方议好价钱，黄也已将3千元现金全部奉上。但后来李亚来却反悔，要求黄再给她2千元才离开。两人在黄的单位内初生口角、继而动武，终于黄在盛怒下将李妇扼毙。事后黄感到不知所措，与尸体整夜同处一室，翌日发现尸体开始发紫，且发出异味，决定购买水泥，将尸体埋在厨房的灶底下。
李亚来自其金兰姊妹去世后便独居，平日很少有亲朋探望，虽然突然失踪，邻居亦未有生疑。不过数日后，据闻有邻居每每在深夜时分都听见走廊传出阵阵哀号，哭声凄厉幽怨，令人不寒而栗，但由于屋村人流众多，街坊都未有理会。直至第8天，位于凶案单位楼下的住户发现天花有血水滴下，遂登楼向黄查问，但黄当时表现镇定，并说血水只是杀鸡所致。但之后的四小时，楼下住户发觉血水仍不停滴下，于是报警求助。黄见有警员同来即显得神色慌张，警员最后更发现黄违章将灶底用水泥密封，惹起怀疑，勒令黄将水泥即时凿开，始发现一具全身赤裸之女尸，被藏于灶底下，命案至此才得以揭发。
黄某被捕后，承认一时错手将李妇杀害，被判终身监禁，虽然凶手最终受到法律制裁，但事件似乎尚未了结。传闻有第九座的前居民在黄被收监后，曾经在深夜时分目睹已经仙游的李妇在黄的寓所外徘徊，且涕泪涟涟地喃喃自语，像有莫大冤情未诉。后来，又有传闻指至1990年，一对蔡姓夫妇被安排迁入这个曾经埋藏李妇尸首的单位，户主蔡生随即患上肺炎，而他的半岁儿子每晚在深夜12时起便会嚎啕大哭，其妻亦噩梦频仍，有说是因为李妇的郁结挥之不去，才令他们家无宁日。不过最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是黄某竟于被监禁19年后，正当有关方面考虑将他假释之际，于1994年12月在小榄精神病院内，以裤头带自缢。风闻他在院内曾对着空气大声惊呼：“走呀！不要过来呀！”不知是否李妇的冤魂“从中作梗”，才令即将重获自由的他上吊自尽，正式了结这宗冤案。

新三狼案
就像在二十三楼结尾的说的一样，这个案子的三个犯人模仿三狼奇案的三人人，带上狼面具。于是被人称为新三狼案。
简介：
新三狼极为凶残，他们先扮得楚楚可怜，接近三名性工作者，并诱骗他们到长洲渡假屋及其寓所，接着便露出狐狸尾巴，侵犯虐杀女死者，并强夺他们的存款。一名虎口余生的性工作者因为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广告，挑起她对自己儿子的思念；亦是这点母爱，令到三名自小缺乏家庭温暖的亡命之徒动了恻隐之心，放过这名女士。后来警方由这名性工作者提供的资料，将新三狼绳之以法，其中二人被判终身监禁，一人被判囚十二年！

上面说的很多案例都被翻拍成电影，我在下面列举

莉齐·鲍顿
时间：公元1892年
有很多人相信是莉齐进行了这次谋杀，虽然她始终没有承认，陪审团也得出了她无罪的结论。莉齐·鲍顿是一个32岁的老姑娘，她被指控用刀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虽然她最后无罪获释，但人们知道，她对继母一直怀恨在心，而在谋杀发生的前一天，她曾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
凶杀案发生时她已30岁。1892年8月4日中午，莉齐·鲍顿叫唤她的邻居说，她的父亲被杀了，警察到来时，发现她的母亲也死了。母亲被斧子砍了18下，父亲被砍了10下。消息立即被传开了，媒体认为莉兹本人极有谋杀嫌疑。然而次年六月，法庭宣判莉兹无罪。此后，她的故事广为流传，被写成了小说，芭蕾，百老汇，歌剧。最后是日本的教科书将她的童谣作为鹅妈妈童话收录的。

新奥尔良的斧头杀人魔：
时间：公元1918—1919年
这可能是个白人，他对意大利人开的杂货铺似乎特别仇视。他至少杀害了8
个意大利杂货商。他总是在夜晚先撬开门，然后又用斧头将里面睡觉的人砍死。但是这样的谋杀到了1919年的10月就完全停止了——也许因为这个带斧头的人死了——他的谋杀动机究竟是什么无人知道，但显然不是为了钱财。

华莱士神秘棋局杀人事件
转自果壳网
历数史上那些扑朔迷离的谋杀疑案，除了赫赫有名的“开膛手杰克”，你还能想到什么别的吗？
威廉•赫伯特•华莱士（William Herbert Wallace），本是个爱好国际象棋的保险代理人，生活一如他的名字一般普通。不过，围绕他和他妻子发生的这起命案，却丝毫不比“开膛手杰克”的故事逊色。案件本身正如一盘布局精妙令人着迷的棋局，最终使得一切的调查、推理和分析都无功而返。用一句国际象棋的行话就是：警方“无子可动”，案件悬而未决。
迷案缘起
故事肇始1931年1月19号的晚上，华莱士照例来到利物浦中央象棋俱乐部,参加在那里进行的当地国际象棋锦标赛。就在他与对手麦卡特尼（McCartney）激战正酣的时候，在俱乐部工作的比蒂（Beattie）给他捎来个口讯：25分钟之前，一个自称R.M .Qualtrough的人打来电话，约华莱士明晚7点半到曼洛坞花园东路（Menlove Gardens East）25号见面，讨论关于保险的事情。
然而，第二天晚上，当华莱士乘坐电车，按约定的时间到了城西，却发现他要找的地址根本不存在（尽管曼洛坞花园南路、北路、西路都在那附近）。华莱士向好几个行人问了路，还跑到曼洛坞花园西路25号去看了看，但这个Qualtrough始终没有出现。在那几个街区转悠了45分钟之后，华莱士决定打道回府。然而，晚上8:45左右，当华莱士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中已被劫匪光顾，他的妻子茱莉亚（Julia Wallace）倒在客厅的地板上，头部遭到棍棒重创，早已气绝身亡。
华莱士夫妇。
疑点重重的案情
显然，谋杀发生的前一个夜晚，那通成功将华莱士“调虎离山”神秘电话，成为了揭示案情的关键。比蒂回忆，当时他接起电话，与对方展开了如下对话：
请问华莱士先生来了吗？”
抱歉，恐怕还没有。”
但他随后会到是吧？”
说不准，不过如果他要来的话估计快了，我建议您稍后打来。”
然而，这位Qualtrough先生并未采纳这个建议，而是让比蒂帮他给华莱士捎个口信。尽管与华莱士相识8年之久的比蒂坚称电话那一头的声音“低沉而粗哑”，不可能是华莱士，警方还是开始怀疑这个神秘的“Qualtrough”就是华莱士本人假冒。
调查发现，那晚Qualtrough使用的电话亭紧挨着车站，而且距离华莱士的住宅仅仅400码（约360米）。按比蒂接完电话的时间算起，距离华莱士到达俱乐部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有25分钟，假设凶手真的是华莱士，他离家后先溜去打了电话，以便为自己第二天的谋杀计划提供不在场证明，随后再坐车赶到俱乐部，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可行的。此外，负责此案的调查员赫伯特•戈尔德（Hebert Gold）还指出，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的会员制度非常严格，外人不能通过普通的电话薄查到俱乐部的电话号码。

Qualtrough使用的电话亭。
警方将华莱士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另一条理由是：谋杀发生的前一晚，只有华莱士自己清楚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要知道，华莱士并不是俱乐部的常客，在这之前他至少有两个星期没去下过棋了。这一位影子杀手“Qualtrough”的存在显得太牵强了，他不仅碰巧赶对了华莱士出现的时机，顺利传达出他的“讯息”，还顺便帮华莱士做了不在场证明，并且是通过与本案利害无关的第三方比蒂。于是，在找不到任何其他嫌疑犯的情况下，警方将华莱士逮捕，并准备以谋杀罪对其进行起诉。
1931年4月22日，审判正式开始。正如国际象棋比赛中两军对垒常见的见招拆招，针对本案的每一种假设都可能被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设推翻，每一项证据，似乎都能同时支持两种相互排斥的推断。庭审中，一张国际象棋比赛对弈表，成为了控辩双方争论的关键物证。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的11月6号，比蒂就把这次锦标赛的对弈表贴在了俱乐部门口的布告栏上，上面详细列出了参赛会员的配对情况和每轮比赛的具体日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从上面得知华莱士的比赛安排。华莱士的辩护律师罗兰德•奥利弗（Roland Oliver）在辩护中拿出了一张布告栏的照片，上面就清晰显示出华莱士将于1月19号来此参加他的第四轮比赛，检方“只有华莱士自己知道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的论断不攻自破。

比赛对弈表。
但检方并不示弱，他同样从这张对弈表上捕捉到另一个细节：按照比赛日程安排，华莱士也应该在11月24号和12月5号这两天参赛，但是他并未出现——对弈表上面的结果记录显示华莱士参加了11月10号与Lampill的比赛并获得了胜利：他的序号“6”后面标记了代表胜利（Win）的“W”，而11月24号和12月5号的序号“6”后面却没有标记。也就是说，自打首轮比赛过后，华莱士就再也没有现过面。
因此，即使幕后杀手Qualtrough真的存在，并且通过对弈表了解到华莱士的行踪，他还是无法保证后者会在两次缺席预订赛程之后，又于1月19号突然回归，顺利收到他的“口讯”。
此外，辩方又在庭审中指出，从犯罪现场的勘测状况看来，袭击茱莉亚的凶手全身将不可避免地沾满鲜血，但经过检测，华莱士在谋杀发生的当晚穿的衣服并未沾染上任何血迹。但警方根据现场发现的一件橡胶雨衣，又提出了新的假设：如果华莱士就是真凶，他很可能在作案时就裸身穿着雨衣，以防衣物沾上血污。检测报告同时表明，房间的浴室和下水道既未被使用，也没有发现血迹。但马桶里有一点儿凝结的血块，来源不明。
一波两折的结局
华莱士案被英国媒体评为“开膛手杰克第二”，吸引了众多目光。由于媒体的介入，利物浦群众都认为华莱士就是本案的真凶，而“杀妻凶手”的恶名也扣在了华莱士的头上。为了不影响判决，法庭特意从利物浦以外的地方挑选了陪审团。
1931年4月25日，4天的审判来到了尽头，尽管华莱士坚称自己清白无辜，怀特法官在总结陈词时也倾向于无罪判决，但陪审团经过一个小时的审议，最终还是根据一位送奶小工的证言，认定华莱士谋杀罪名成立，将其处以绞刑。当法官问华莱士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时候，他说：“我是无辜的，但我没什么可说的。”
1931年5月18日，伦敦刑事上诉法庭（Court of Criminal Appeal）受理了华莱士的上诉，并驳回了原判，理由是“证据不足”——这意味着陪审团错了，这个理由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通常上诉成功的理由多是因为有新证据的出现。5月19号，华莱士被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华莱士尝试重回过去的平静生活，然而一切早已改变。从前的朋友都对他避而远之，过去心爱的国际象棋，如今也不可能再玩了。原本体弱多病加上精神折磨，时隔一年，华莱士便死于肾病。
华莱士死后，这起谋杀案的真相，也随他永远埋进了坟墓。凶手使用的凶器从未被找到，凶手杀人的动机从未被知晓。如果凶手不是华莱士，那么他确实做到了完美犯罪：没有一个人证，没有任何线索，用怀特法官的话说，这是“犯罪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天才谋杀”。如果凶手是华莱士，他也接近完美了，恰到好处的布局，恰到好处的不在场时间，他在活着的时候没能被定罪——死后，也更加不可能了。

克利夫兰的“无头”谋杀者
时间：公元1933—1937年
这一定是个很有力气的家伙。他每次行动都要同时杀死两个人，然后将他们的尸体剁碎，混合在一块，只是拿走了他们的脑袋!这样相同的谋杀在1937年突然停止了，很可能凶手自愿地住进了精神病院。(那位著名的警长艾利奥特·内斯负责侦察这件案子。)据分析，这个谋杀者可能住在一个平静街区的房子里，他肯定有一辆汽车，但非常可能没有妻小——或者是个同性恋者。

布赖顿的卡车女尸谋杀案
时间：公元1934年
这也是最神秘的谋杀案之一，本来它是应该能侦破的，但直到今日却还依然是个谜。在1934年的6月17日，布赖顿火车站旁停著的一辆卡车里飘出阵阵气味，引起人们的怀疑。警方在里面发现了一具女尸，20多岁，从衣着打扮看显然是个上流社会的姑娘，而且还有3个月的身孕。尽管全英国的警察都尽了力，但是这个死者的身份始终都没能得到证实。她的身上还涂著橄榄油，是为了防止出血而涂的，看来谋杀者是一个懂医的人。有证据显示这辆卡车曾经过伦敦桥。警方调查了很多年，但既没有发现谋杀者的线索，也没能查清死者的身份，虽然他们双方可能都属于“有闲阶级”。而弄不清死者的身份似乎更是一件令人气馁的事情。后来，人们将这一案件形容为“完美的谋杀”。

月光下的谋杀者
时间：公元1946年
这一事件被收进《谋杀百科全书》，书上称这个谋杀者是“性虐待狂”，但似乎并无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1946年上半年，在阿肯色的一些小镇里共有3个男人和2个女人被杀，他们都是在满月的那天晚上被谋杀的。在最后一次谋杀事件的几天后，一个很有嫌疑的人自己趴在铁轨上，自杀身亡了。

泰晤士河裸体女尸案
时间：公元1959—1965年
报纸将作案者称作“剥去尸体衣服的杰克”。这一案件是1959年6月到1965年2月在伦敦发生的，死者全都是妓女，而且都是被扼住颈项窒息而死。持续不断地有人猜测说凶手是一个很出名的拳击手弗雷德·米尔斯，他也恰恰是在谋杀中止后不久死去的。谋杀者显然是单独行动的，他驾驶著一辆大篷车，在伦敦市区兜来兜去。在其中一个案件中，警方曾追踪到曾经放置过尸体的地方——在伦敦工业区的一个仓库里——但线索到此就中断了。负责这一案件的警长名叫约翰·罗斯，他深信凶手在最后一次谋杀后已自杀身亡。他还曾暗示说，已经弄清了凶手的身份，但这一案件终究未能大白于天下。

在这里先推荐一部电影：神探

神探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主角能看到人心中的“鬼”，而每个人的心中几乎都有“鬼”。
最经典的就是那句：所有人都有鬼，就你一个没有。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你有问题。

撒特克里夫自幼便对母亲十分依赖，但是当他发现母亲有外遇后，他所依赖的“精神支柱”倒塌了，他开始认为女人是不可靠的，她们的存在“使空气变得污浊”。正是遵循这种理念（亦或是这种精神分裂倾向），撒特克里夫认为杀死妓女是受“上帝的指引”，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后来警方通过对他的讯问才发现撒特克里夫杀害妓女的起因其实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件——他在布拉德福德臭名昭著的红灯区曼宁翰姆路（Manningham Lane）招妓时被妓女偷窃了财物。
至于为什么撒特克里夫自第一次行凶直至被捕居然长达十余年，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作案的地域比较广阔；在同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很短；经常变换作案地点；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也是他屡次被警方排除嫌疑的重要原因——他经常授意他的家属，主要是他的妻子索尼娅•祖玛（Sonia Szurma）为他做出不在场的证明。
撒特克里夫称自己过着“正常的生活”，而他“单纯的”妻子，只是不明就里地成为了他的“帮凶”（这使得诸多学者怀疑撒特克里夫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而他的妻子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完全不知情）。除此之外，警方收到了一些自称是“约克郡开膛手”寄来的信件及录音——这一看似重要的线索在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被官方认定是一个恶作剧，在整个侦察过程中，警方时刻在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并时常偏离正确的调查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撒特克里夫虽然一直以妓女作为侵害目标，但是偶尔也会“走眼”将良家妇女划归“猎物”，珍妮•麦克当纳德和约瑟芬•怀塔克就是由于衣着过于惹眼而惨遭不幸。撒特克里夫的这两次 “走眼”却使得整个英国北部的女性在天黑后不敢单独出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撒特克里夫在此期间一再告诫他的姐妹晚上不要单独出门；这不知是他成心与他的姐妹们开玩笑，还是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杀错了对象（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慌正是由于自己的谋杀行为造成的）；不过在大多数人看来，也许他只是对自己身边的女性亲属尚存一丝关切之情。

卢卡斯被捕之后不久，图勒也被警方抓获。卢卡斯和图勒是以炫耀的态度向警方展示他们的杀人经历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向警方提供新的案件细节。两个人的供述让警察们目瞪口呆。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在美国的二十六个州以及欧洲和日本一共制造了六百多起谋杀。
这六百多起谋杀中的绝大部分，警方根本无从调查。卢卡斯说他们曾在西班牙和日本作案，但警方却没有发现他们有过哪怕一次离开美国的记录。卢卡斯自称曾经在弗吉尼亚杀害了一名女子，这个受害者是个教师，甚至提供了她的姓名；警方也确实找到了这个女教师，她活得好好的，而且从来没听说过卢卡斯这个人。卢卡斯说他于1979年在德州杀害过不止一个搭车女性，但警方经过调查，发现1979年的时候卢卡斯根本就不在德州。
除了那些虚假之词，卢卡斯提供的许多谋杀案的细节与事实十分吻合。他能说出受害人的姓名、职业、遇害地点、遇害时的穿着以及他们遭到的是何种伤害。根据卢卡斯的一贯态度，警方同样怀疑这些供述的真实性，毕竟，这些情况都曾经公开登载在报纸上。也许卢卡斯记住了这些细节，以此来愚弄警方。但卢卡斯提供的某些细节是各种媒体都不曾公布过的。
卢卡斯似乎热衷于和警方玩这个真真假假的游戏。有时候他的供词完全不着边际，有时候他又透露一些让警方心惊肉跳的情况。他曾经提到图勒杀害了一个名叫亚当·沃什的六岁儿童。在警方的失踪人员名单上确实有这么一个孩子，于是警方就此讯问图勒。图勒先是承认，后又否认。当警方再次询问卢卡斯的时候，卢卡斯十分肯定地说，那个小孩的确是图勒杀的，这件事是图勒亲口告诉他的。一旦询问到细节，卢卡斯又说自己记不清了。后来，卢卡斯干脆全部推翻了自己的供词，说图勒根本没有杀害那个孩子，那仅仅是图勒在吹牛。根据卢卡斯提供的一些细节，警方认为他至少知道亚当·沃什一案的部分情况，对此案的调查断断续续进行了好几年。图勒再也不肯就此案提供更多的情况，而卢卡斯则亦真亦假，让警方无从把握。
到1996年为止，警方可以确认，卢卡斯至少要对那六百桩凶杀案中的六起负责。卢卡斯带着警方找到了他的埋尸地点并且挖出了受害者的尸体。另有二百起谋杀案，警方怀疑与卢卡斯和图勒有关，但并不能完全肯定，卢卡斯不肯提供更多的细节，或许是他真的记不得了——如果一个凶手真的谋杀了二百多个人的话，不知他是否能清清楚楚地记住他的每一个受害者；或许他是和警方捉迷藏，那些案子根本与他无关；或许，鉴于卢卡斯的精神状况，他仅仅是在想象中作了那些案子，而他自己却信以为真。至于其他的案件，警方很难确定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
卢卡斯在漫长的审讯末期曾经疲惫地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等我再生之后，我会告诉你们更多的事情。”
还有更多的“事情”吗？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经过十几年的漫长监禁，警方已经对卢卡斯能否再提供新的罪行不抱任何希望。当卢卡斯对监禁生活感到烦闷的时候，他就会通知警察局的侦探们，他又想起了某个受害者的情况。大多数时候，他这些恢复的记忆都是他的幻觉或者臆造，但偶尔，也会有一些令警方感兴趣的东西。他的目的就是如此，引起警方的注意。他那么得意于自己的罪行，因此最担心的就是被警方遗忘。警方被他的把戏搞得不胜其烦，但又不能置之不理。
1996年9月15日，图勒因肝衰竭死于狱中。卢卡斯终于告诉警方，亚当·沃什确实是图勒杀的。图勒曾经带他去埋尸体的地方，尸体“在一个很狭窄的坟墓里，看上去令我感到非常恶心”。他说出了尸体藏匿的位置，警方果真在那里找到了孩子的尸体。
没有人能解释这对犯罪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的犯罪动机。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动机单纯得近乎可怕——就是因为他们想杀人。卢卡斯自称很多案件都是他按照“死亡之手”的指示来实施的，这种看似魔鬼崇拜的心理无疑是一种精神分裂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卢卡斯还是图勒，他们都应当属于典型的精神分裂的变态连环杀手。从法律角度来分析的话，他们应当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他们能够有选择地猎杀被害目标，能够长时间地逍遥法外，都足以证明他们具备相当的正常行为能力，但他们对被害人种种残忍的猎杀手段，非正常的性取向，甚至食人癖好等，无不表露出他们异同常人的精神状态。借用一名当时在街头接受新闻采访的普通市民的话来概括就是：“他们是疯子，我觉得他们都应该下地狱。”
卢卡斯和图勒被捕后，对他们的审判久拖不决。最终，图勒被判处死刑，但在其被转送至佛罗里达州后，他被诊断为患精神分裂症的妄想狂，他的死刑也被减为六个终身监禁，于1996年病死于狱中。1998年3月31日，德克萨斯州法院判处亨利·李·卢卡斯死刑，并计划于同年6月30日执行；但6月份，美国总统再度签发了对他的缓刑令；不过最终，卢卡斯仍被执行死刑。
如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已不再是卢卡斯和图勒真正的杀人动机，而是他们到底摧毁了多少生命——最少六人，最多六百人，这两个相差极其悬殊的数字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可能永远无解的谜。卢卡斯供述的数百起谋杀的细节与案件实际情况都非常吻合，但也有诸多细节完全不对。二百起左右，这是官方倾向的数字，那么其他四百多起谋杀呢？也许凶手另有其人，也许就是他们自己的“杰作”。
真相已经不再重要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剩下卢卡斯在法庭上那令举世震惊的辩解：“我喜欢杀人，这很普通，就像很多人喜欢出去散步一样，我们只是嗜好不同而已。如果我有这种需要的时候，我就上街去随便找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