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关于南宋初年岳家军人数多少的问题，存在一些争议。以往学界通说认为，迄于绍兴九、十年，岳飞一军后期的人数达到十万人左右，除去十分之二、三的辎重部队，能战之士约有七、八万人。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岳家军的真实兵力数字为六万人。本文会分析比较各家说法，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与诸君讨论。

一、“三十万”的异说
黄震《古今纪要异编》载：“京、湖兵在岳鄂王时额三十万，史嵩之初为帅时尚二十五万，（贾）似道自为帅时尚二十万，李庭芝自淮东为帅时尚十七万，至（吕）文德减至七万，而掩取六十四州养三十万兵之赋入为己有。”
黄震其人生活在宋末，所记为理宗、度宗时事，年代过于久远，且史料来源不明，可能为街巷耳食之谈。作者在文中明显夸大了京、湖兵的数目，又意在批评贪敛钱财的债帅，所以“三十万”一说为诸家所不取。

二、“十万”的通说
《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部众十数万，本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皆奉令承教，无敢违戾。”
《鄂国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徇国，有百战百胜之勋。”
《鄂国金佗续编》卷28《孙迠编鄂王事》引邵缉献岳飞词《满庭芳》：“坐拥貔貅十万，衔枚勇，云戟交横。”
绍兴十一年，万俟卨受秦桧指令，上奏弹劾岳飞：“飞提重兵十万，无横草之劳。”（《金佗稡编》卷23《山阳辨》）【孙觌所作万俟卨墓志铭云：“公言：飞提重兵十余万，无横草之劳。”熊克《中兴小纪》卷29作“飞提重兵十余万，无捍御之劳”】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6载岳飞入狱后说：“吾尝统十万军，今日乃知狱吏之贵也！”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7载：“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当百。余尝访其士卒，以为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能得人心。”
以上诸篇，除邵缉词的“貔貅十万”属于文学描写，可能指称虚数外，其余或为时人记述，或为官方文件，都具有相当的史料利用价值。

三、“六万”的新说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可能已晋升为枢密使的周必大致信荆、鄂都统制郭杲：“绍兴初，岳忠烈独当一面，所统兵不满六万，尚未及今日荆、鄂两军之数。”又致信鄂州都统制阎世雄：“议者率谓兵马数少，缓急难于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满六万，而能往来襄、鄂，内抚外御，威望隐然。”（《周益国文忠公集·书稿》卷11，卷12）
力持“六万”一说的学者如李裕民、孔繁敏等，认为应该采信这条记载，而摈弃他说。他们的观点是，主持枢密院的周必大与襄、鄂地区军事长官的对话极具证明力度，周必大本人能够接触原始档案，所以他对“绍兴初”岳飞一军的人数谈论应该是完全可信的。

笔者以为，不能忽视周必大给襄、鄂军事主官写信的客观时势和原文语境。幸运的是，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是颇为充分的，许浩然“南宋孝宗朝晚期对金边备事考：以淳熙十一年周必大档案、信札文献为中心”一文，使我们得以洞见当时南宋军政体制的运行情况。
周必大致信襄、鄂都统制的时代背景是，宋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金世宗完颜雍将从中都（今北京）巡幸至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宋方面闻知此事，极为警惕，因为此前金主完颜亮曾借巡幸之名发动侵宋战争。周必大在给太常少卿林栗等人的信中说：“虏主已到上京，……其储在燕，而守汴者爱婿也。静待固上策，但闻素欲传授，易世之后，扰扰万绪自此始。”，“其（按：即金世宗）子监国，与今汴之统军乌林答天锡者素有踊跃用兵之志，因而生事，亦未可知，大要彼国传授之后定须妄作。”也就是说，南宋朝廷推测金世宗会在巡幸后传位给太子，金太子有可能授命汴京守将发动侵略战争。针对这一情况，南宋开展了一次对金的边备行动。
南宋长江中游地域的主要军力是荆鄂驻屯大兵，负责荆襄一带防务。绍兴三十一年宋金战争，荆襄地区形成两帅分戍的格局，王宣、赵樽分领荆南、鄂州都统制之衔。这种格局对荆襄防务影响深远，在淳熙十一年造成荆鄂驻军正、副统制扞格衔怨，调防军务不便的恶果。简言之，就是荆、鄂都统制郭杲推选牛僎出任副统制，周必大出于协调军务的考量，对此表示支持，然而牛僎很快病亡，备选的阎世雄接任鄂州副都统制，襄阳知府王卿月恰于此时上奏“襄阳兵少”，称“襄阳重地，当屯三万人，乞移荆南之屯并归襄阳”（楼钥《太府卿王公（卿月）墓志铭》）推究可知，阎世雄不愿向郭杲请兵，希望绕开郭杲，将荆南军队调往襄阳。周必大认为增兵太多会造成物资浪费，从鄂州请一万兵“径趋襄”更为便利，并着力弥合郭杲、阎世雄、王卿月之间的关系，提出“荆、鄂本是一家”，“两军缓急相应”。
我们可以发现，淳熙十一年到十三年，周必大与郭杲、阎世雄、王卿月的书信往来，讨论的内容均为襄、鄂的备边防务问题，不涉及北伐事宜。这与绍兴四年岳飞措置襄汉防务所面临的困难形势（主要是人马、粮草不足）是颇为类似的。绍兴五年以后的情况则是，杨幺被平定，李成远遁，腹心无忧，这时荆、湖地区的防务业已完备，岳飞便致力于北伐收复失地，这一时期既然不存在王卿月所谓“襄阳兵少”的情况，不被周、郭、阎、王等人语及，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二）
接下来是对其它几条史料的辨析，这里仅代表个人观点。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至是，俊与世忠、光世军最多，玠次之，飞又次之，彦兵视诸将最少。”此条所叙为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和吴玠五军改军号为行营前、后、中、左、右护军时各军兵力多寡。
结合其它史料记载，这条记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韩世忠部，据《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戊辰：“今刘光世韩世忠兵才各五万，张俊不满三万”，绍兴五年，以王躞一万五千人拨隶韩世忠（《要录》卷68闰二月丁卯），则韩世忠彼时拥兵已超过刘光世（五万二千人），后来陈亮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韩世忠顿兵八万于当阳，如老罴之当道。”则韩军兵额几乎与后期张俊军相等。
张俊绍兴三年之前兵“不满三万”，绍兴五年以前增兵三次（绍兴三年九月增兵八千，绍兴四年三月增兵，四月增李横部一万五千），只与刘光世等同。
岳飞军于绍兴五年大为扩充，杨幺降军丁壮五、六万，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等部并入（安抚司总计二万余人，除去吴锡、步谅等部外，并入人马应该有一万多），江西南路安抚制置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丘赟一万人并入，原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率数千人并入，岳家军编制因此扩充至“三十将”的编额。以此推算，岳飞军不会少于刘光世，更不会在诸帅中垫底。
吴玠的统辖兵力，纷说甚多，按《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和《宋史·李迨传》记载，川陕宣抚司官兵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但吴玠时为川陕宣抚副使，军队分隶情况不太确定。但个人认为，直接认定吴玠军力少于韩、刘、张似显过于武断。

（三）
庄绰《鸡肋编》卷下：“建炎以后，除殿前、马、步三帅外，诸将兵统于御营使司，后又分为神武五军，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缺字）、杨沂中为五帅。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一十万四千贯，系朝廷应副，余仰漕司也。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赏回易之费不在焉。韩军不知其实，但朝廷应副钱月二十一万余贯，则五军可略见矣。至绍兴中，吴玠一军在蜀，岁用至四千万。绍兴八年，余在卾州，见岳侯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而马刍秣不预焉。”
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丁丑：“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则神武军创立于建炎四年（建炎末），“刘太傅一军在池阳”只可能发生于此后的绍兴三年十月，“江东宣抚使刘光世为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此前绍兴二年十一月，“刘光世军四万”，此后绍兴七年淮西并军时，刘光世军五万二千人，可见此时刘光世应拥军四万余人。绍兴八年岳家军钱粮用度比刘军的两倍还多，则全军人数似乎为九至十万，不少于八万。

（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时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荐本军统制清远军节度使王德可典军，乃以德为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熊克《小历》于此并书田师中除鄂州都统，恐误。师中之除在三月丁未，今别附本月日。赵甡之《遗史》附德正除在今年十二月壬申。案：建康一军兵最多，不应许时无主帅，今具附此，当求它书参考。】”
按，《三朝北盟会编》卷206:“二十七日乙未，罢淮东，西，湖北、京西宣抚使，诸军以“御前”为名。罢淮东，西，湖北、京西宣抚司，止用逐军统制、领、将，以“御前”为名，谓之“御前诸军”。宣抚司并结局，官属各转两官。”上条无须烦言，绍兴十二年初岳飞、张宪等人已相继遇害，三大宣抚司相继遭分割肢解，张俊于时还在主持枢密院，和议未成时又负责措置淮东战守，与殿前司杨沂中、鄂州田师中、池州王进的关系非比寻常，张俊部下在各支驻屯大军中担任指挥的人数也是最多的。

（五）
此外，就其他各军的发展情况而论， 断然认定岳家军在绍兴五年之后人数无大发展是存在问题的。张俊所部绍兴二年兵且不满三万，最后有兵八万。吴玠在世时，统辖兵力在七万左右，他在绍兴九年病亡，绍兴十年至绍兴十一年川、陕三大将所统军队已增至九到十万人。如果将绍兴四年岳飞在上疏中提到的措置襄汉防务所需兵力作为岳家军的兵力上限，则与大肆扩军以应对严酷战争形势的南宋初年情况不符。
综上，岳家军在绍兴九、十年的军队人数，个人认为，十万说更为合理。

京湖兵额是十一万吧
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余尝访其士卒，以为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能得人心。异时尝见其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行之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盖其每驻军，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惟恐有一不如纪律者。
武昌江陵襄阳等等加起来是十万五千左右
张俊八万，韩世忠三万，四川吴家七万多，刘锜和杨沂中合计五万左右
如果岳飞死之前实际兵力只有六万人，那就意味着他跟账面数字六万实际三万的韩世忠一样吃空饷，他是怎么搞定林大声和薛弼的？那么罗织罪名的时候怎么会放过这点，又怎么会有何铸良心上实在过不去突然反水？明显说不通吧

鉴于有人对《鸡肋编》记载的时间节点有质疑，提出“刘太傅一军在池阳”不是在绍兴三年，而是建炎三年：

那么，我再补充些材料论证，《鸡肋编》卷中：
（一）“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其后半复中损，至于再三，遂至正任观察使才请两石六斗。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若刘、韩二开府，张俊太尉、王（缺）承宣等，乃为统兵官。如殿前马步三帅，皆不得预。”
（二）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震……方韩、刘自建康镇江更戍。既而，刘移屯池州，韩复分军江宁，王（缺）往湖南，岳飞自江外来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数十万人也。
（三）绍兴中，统兵有神武五军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帅，都计无二十万众。而刘军不及三之一，月费米三万石，钱二十八万贯。比之行在诸军之费，米减万余石而钱二三万缗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见，庄绰对当时诸军的移屯分驻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也直接提到了刘光世绍兴三年移屯池州事。而第三则对刘光世军的军费用度的记述，与卷下“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条的数目几无差别，前条是二十八万贯，后条接近二十七万。此外，庄绰指出刘光世军人数不及行在周围诸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但从叙事结构上理解，刘军也不会比这个数少很多，假设诸军总数十八九万，那么刘光世军有四、五万人是比较合理的。可见二十七、八万的军费是用以供应刘光世四、万人马的。
还有，查刘光世第一次置军池州时间仅为建炎三年闰八月至九月，旋即移屯江州；第二次的时间为绍兴三年九月到绍兴四年九月，接近大半年。作者庄绰自述：“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马涧张氏舍。时山上设烽火，夕举以报平安。留月余，即过浙东……是年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归。”刘光世第一次短暂驻扎池州的时间，庄绰正在浙东等地迁转旅居，他如何能得知刘光世军在池州的详细情形呢？倒是第二次驻军池州，时间较长，庄绰可能出任官职，得以从容访查刘光世军队的各种情况。
综上，“刘太傅一军在池阳”仍应以绍兴三年为是。

增加一节对岳飞军绍兴五年兵力大发展的考证
绍兴四年八月岳飞在《措置襄汉乞兵申省状》统计了本军人数：“飞今见管军马，兼拨到牛皋、董先两项，共一千余人，合飞本军都计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辎重、火头占破在内。”
但这份劄子指示的重要信息远不止于此：
其一，岳飞所提增至六万兵的请求，朝廷应允，但抽调的具体时间在平杨幺之后，“飞所乞六万之兵，虽蒙朝廷俞允，然必待杨么贼平，然后抽摘”；岳飞初步考虑的调兵对象是任士安、吴锡部和三千江西军马，以及崔邦弼、颜邦弼两部，合计二万人，剩余的则请朝廷拨划满足。
其二，荆湖北路安抚司统制官崔邦弼部（约三千人）和颜孝恭部（约一千九百人）虽然早在绍兴三年四月即暂归岳飞调遣，但正式加入是绍兴四年，“今差岳飞兼荆南、鄂、岳，其湖北帅司统制官颜孝恭、崔邦弼两军，并荆南镇抚使司军马，并听节制使唤”（《金佗续编》卷5之“朝省行下事件省札”）因此，绍兴四年岳飞一军兵力已超过三万（约三万三千五百人）
根据各种记载，平杨么后，岳飞的增兵请求应该是实现了的——
（一）合并荆湖南路军马一万余人：李纲置司湖南时，荆湖南路安抚司原有军马两万多人，“窃缘本司元被受圣旨画一指挥，差兵二万人……目今约已通及二万人数”（李纲《乞取益阳财赋还潭州奏状》），除吴锡一军移屯池州，其余大多并入岳家军，主要是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及统领焦元、马凖、陈照、李建等部。另，查岳飞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八月二十五日除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绍兴五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前充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
（二）合并江南西路军马一万数千人：“绍兴三年分有兵一万八千人，后来节次拨隶都督府韩世忠、岳飞等军；四年分有兵一万五百人；五年二月内指挥，除存留邱赟一军外，其余军马并拨付岳飞。今来本司所管所管邱赟军马不满二千人、马一百余匹，近又拨随岳飞前去使唤。”（李纲《措置招军画一奏状》）据李纲奏报，自绍兴三年起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司至少调兵给岳飞三次，绍兴三年拨七千五百人分隶韩世忠、岳飞两军，绍兴四、五年又拨一万零五百人予岳飞。
（三）合并都督府军马数千人（最高可达八千人）：建炎四年，程昌寓任荆南知府，以统制杜湛等蔡州兵两千相随。据李纲绍兴三年六月奏报，杜湛招抚得刘超部下彭筠军马五千人，共计八千余人（“及令李纲勾抽程昌寓下杜湛所统八千余人使唤”），绍兴五年二月，杜湛改任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杨么乱平，杜湛改隶岳飞，任黄州知州。
绍兴四年八月岳飞申报本军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其后加入崔、颜二部约四千九百人，荆湖南路算加入一万人，江南西路算加入一万三千人，都督府杜湛部算六、七千人，我们可以发现，岳飞“正兵六万”的提议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后再加上杨么降军丁壮陆续拣选成军，岳飞一军扩充至十万人马，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至于杨么降军是否收编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需赘言，只要对两宋之交的史料记载稍有了解，都知道平叛后从降军中拣选强壮军士是惯常做法。这里还是取用李纲奏报《讨杀本路作过溃兵了当见措置杨么等贼奏状》：
“本路管内作过溃兵，并已掩杀招降了当：马友下溃兵首领步谅等二万余人……拣选到强壮人兵六千余人，见分隶诸军使唤。马友下溃兵首领安镇、翟忠等三千余人……拣选到强壮人兵一千六百七人，见分隶诸军使唤。”

关于周必大书札的一点新思考
淳熙十一年到十三年，枢密院长官周必大与荆、鄂州都统制郭杲、阎世雄，襄阳知府王卿月就备边事宜书信讨论，多次，周必大两次提及绍兴初年岳飞全军兵力数字：
与郭杲书：“绍兴初，岳忠烈独当一面，所统兵不满六万，尚未及今日荆、鄂两军之数，徒以将士贾勇，措置有方，遂使襄汉奠枕，宛洛震动。”
与阎世雄书：“议者率谓兵马数少，缓急难于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满六万，而能往来襄、鄂，内抚外御，威望隐然。”
先说结论：“绍兴初”这个时间节点大致可以定在绍兴四、五年间。
先看兵力数字，湖北帅司崔邦弼、颜孝恭二军四千九百人，荆南安抚司任士安、郝晸、王俊、焦元等部万余人，江西安抚制置司祁超、高道、邱赟等部一万数千人，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部数千人（约八千）相继加入，岳飞一军的兵力已达到六万左右，其关于襄汉防守的增兵请求基本实现。需要注意一点，六万兵的要求是岳飞着眼于固守襄汉防务的需求提出的，作为一个实现了的初步兵力增长构想，它是不能指称绍兴九、十年岳飞军极盛时的兵力数字的。
再看绍兴四、五年的史事：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第一次北伐，第一阶段克复襄汉六郡，将伪齐李成逐走，第二阶段在邓州击破金齐联军，收复唐州、邓州和信阳军；八月，岳飞被擢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诏专委飞措画讨捕（杨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壬寅）。岳飞一军开始为征讨杨么作准备；十一月，宋高宗降旨督促岳飞“全军东下”救援淮西，十二月岳飞部将徐庆、牛皋于庐州击破金齐联军（伪齐军为主）。绍兴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岳飞至鼎州督讨杨么，六月十五日杨么余部黄诚等出降，洞庭乱平。绍兴五年十二月，神武军更名行营护军，岳飞军改称行营后护军。
纵观绍兴四、五年宋、金、伪齐交战和各地民变情况，岳飞军皆有参与，且立下大功，克襄汉、援淮西、平杨么，可使“襄汉奠枕”；两次击败金齐联军，兵锋指向伪齐京西路，使金齐高层芒刺在背，“虑岳飞之军自襄阳出攻其背”，可称“宛洛震动”。
因此，周必大对郭、阎、王等人言说岳飞事迹的情状大致清晰了。岳飞于绍兴四、五年的艰难之际，经营巩固襄汉，内理民政，外镇群敌。周必大对此大加赞叹，并借此激励郭杲、阎世雄效仿当时岳飞的事功。至于北伐克复中原之事，岳飞做得，却不是郭、阎等人能效法的。
注：绍兴四年新收复的襄汉地区有多艰难？襄阳府六郡“久罹兵火”，当地百姓“或被驱虏，或遭杀戮”，土地“甚为荒残”，“百里绝人，荆榛塞路，虎狼交迹”，“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荡尽，而粮饷难于运漕”。

修正前文的一个说法，崔邦弼、颜孝恭两军并入岳飞军的具体时间。
据《金佗续编》卷5之“朝省行下事件省札”，“今（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差岳飞兼荆南、鄂、岳，其湖北帅司统制官颜孝恭、崔邦弼两军，并荆南镇抚使司军马，并听节制使唤”。按，此时岳飞官衔为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崔邦弼、颜孝恭二人隶属湖北帅司，其军为暂归岳飞节制的客军。
绍兴四年八月初七后，岳飞上《措置襄汉乞兵申省状》，“湖北帅司崔邦弼、颜孝恭并拨付飞，相度分守。”
绍兴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岳飞任清远军节度使、神武后军统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则湖北帅司崔邦弼、颜孝恭两军应于此时正式加入岳飞军。此后崔、颜二人一直在湖北路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