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后方基地
——周瑜、刘备、关羽治下的江陵
(一)周瑜驻节江陵与其战略谋划
孙刘联军占领荆州之后，孙权任命主帅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其他作战方向的部署为：“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④刘备则被安排在相对穷僻的长江南岸，对于位置重要且物产富庶的北岸江陵地区，则根本不想让其染指。据史籍所载，周瑜设想的战略计划是以江陵为前进基地，先入四川消灭势力孱弱的军阀刘璋，再乘势北取汉中，然后凭借秦岭山区的险要地势采取防守，将主力集中在荆州攻夺襄樊，以取得北蔽江陵和进兵中原的门户，这一方案获得了孙权的首肯。事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
在周瑜心目之中，刘备是孙权争夺天下的潜在威胁，必须严加防范。他曾上书说：“方今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⑤所以在其西进北征的作战计划中，是不准备对刘备委以重用的，他甚至劝孙权乘接见时将其软禁起来。不过，孙权认为此举会削弱反曹阵营的力量，又将使自己有嫉贤妒能的恶名，所以没有接受。周瑜给自己的战略谋划命名为“规定巴蜀，次取襄阳”⑥。从当时形势来看，实现此项方案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吴军在赤壁和南郡之战中接连告捷，士气旺盛，在夺取要地夷陵之后，镇守峡口的刘璋部属袭肃即来归顺，从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胡三省评论道：“先取夷陵，则与益州为邻，故袭肃举军以降。”⑦刘璋、张鲁部下兵将的战斗力也远逊于周瑜统辖的吴师，恐怕难以抵挡。曹操西有关中的马超、韩遂为患，无法直接出师与孙吴争夺汉中、巴蜀。刘备当时势力较弱，尚需倚仗孙权壮大羽翼，还不能为此事与其反目争斗；而且他的兵众被隔在江南，即便想阻拦吴师入川也是有心无力。周瑜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取胜，在给孙权的书笺中说此行是“凭赖威灵，谓若在握”⑧。他曾亲自赴京(今江苏镇江市)请命出征，获准后立即动身返回驻地筹备入蜀作战，但在途中患病而猝亡于巴丘。这一突发事件致使孙吴西取益州的战略计划宣告夭折。
就上述史实来看，孙吴攻占南郡之后，即对该地给予特殊的重视。战区主帅周瑜和军队主力就驻扎在江陵，他还担任南郡太守，身兼军事、行政两方面要职。周瑜不仅制订了以江陵为后方基地西征北进的作战规划，而且对同床异梦的合作者刘备着意防范，将其势力排斥出江北要地，由此可以窥见南郡在孙吴决策集团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可惜周瑜英年早逝，未能实现其雄才伟略。

(二)刘备对荆州北部的谋取与治理
蜀汉统治江陵地区的时间，起于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周瑜在当年突然病故，打乱了孙吴预定的作战部署。继任的主帅鲁肃擅长外交与策划，但缺乏统率大军作战的韬略与胆魄，守成有余，进取则不足，他和接任南郡太守的老将程普都难以担当入蜀作战的指挥任务。另外，此时的军事形势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引起了孙权的担忧。曹操出兵关中打败马超、韩遂，巩固了自己的后方，并积极准备“四越巢湖”，计划从寿春、合肥、濡须一线的水路进兵江南，直逼孙权的江东根据地。在此前一年的七月，曹操曾亲率水军至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⑨。留张辽、李典等领兵驻守。此项军事行动可以视为两年后曹军经合肥大举入侵的预演和筹备，给孙吴方面造成严重的威胁。孙权的全部兵力约有十万左右⑩，而长江上下数千里防线漫长，必然导致驻军数量的分散，若要集中力量到东线来抵抗曹操主力的进犯，荆州江北的兵力即将明显削弱，恐难完成防御的重任。再者，刘表治理荆州期间曾与孙吴长年交兵，存在很深的历史积怨，而刘备又颇具人望，当地吏民显然更愿意接受他的统治，所以多有归顺。鲁肃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局面，因此建议把南郡等地借予刘备，最终得到了孙权的采纳。荆州移交之后，当地吴军调到云梦泽以东的江夏郡。如鲁肃接任主将职务，“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11)。《三国志·吴书·程普传》曰：“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此举对三国政坛颇有震动，“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12)。
借得荆州之后，刘备将自己两员心腹勇将关羽、张飞派驻到江陵地区，以应付来自襄阳方向的曹军进攻。《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同书同卷《张飞传》曰：“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靠近三峡峡口的夷陵地区，则委任向朗出任军政长官。向朗是襄阳宜城人，“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13)。按临沮县邻近夷陵，向朗熟悉当地情况，又在刘备危困之际前来投奔，说明政治上相当可靠，所以被委此重任。但是刘备仍然驻扎在江南的公安，这是因为吴军撤走后南郡地区兵力锐减，为了安全起见，他还不敢将荆州牧治所迁回到北岸的江陵。此后孙权又企图联刘伐蜀，结果遭到拒绝。刘备阻止孙瑜率领的吴军过境，并再次调整了兵将部署。“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孙)瑜还”(14)。值得注意的是，股肱能臣诸葛亮安置在江陵来辅佐关羽。刘备占据荆州南部时，曾派诸葛亮在当地治民理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曰：“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整其赋税，以充军实。”注引《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烝。”临蒸县治今湖南衡阳市，汉时属长沙郡。
赤壁战后，江陵地区经历了长达岁余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摧残。如当时庞统所言：“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15)此语主要是针对江北的南郡等地而发，因为南岸诸郡并未受到兵灾的严重破坏。刘备“借荆州”后委任诸葛亮赴南郡主持政务，是为了发挥其“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6)的长处，尽快使江陵地区休养生息，医好战争的创伤。同时也使关羽能够专治军事，避开陌生的民政庶务，扬其长而避其短。任命二人分管江北的军政要务，可谓相得益彰。刘备在建安十六年(211)接受刘璋的邀请入川助战，又将整个荆州地区的统治权力移交给诸葛亮和关羽。“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17)。

(三)关羽治下江陵的重要地位
刘备入蜀后遂进驻葭萌，抵御汉中张鲁的入侵。次年刘备与刘璋反目，随即领兵南下，但在雒城受阻将近一岁；为此在建安十九年(214)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溯江入蜀助战，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当年张飞等攻克巴东、巴西诸地后，与刘备在成都胜利会师。《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即正式任命关羽为荆州军政长官。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遣吕蒙等偷袭南郡、擒杀关羽，蜀汉在当地的统治即告结束。关羽独辖荆州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是从史料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南郡及附近地区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提供了充裕的兵员和粮饷物资，致使蜀汉在此战区的军事力量显著增强，能够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将战线向北推进到襄樊，并全歼曹魏精锐的“七军”，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江陵作为荆州军政长官的驻所与入蜀及对魏作战的后方基地，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文分别予以论述。
1.江陵成为蜀汉荆州的统治中心。刘备出任荆州牧期间，由于势力较弱，尚不敢把治所设在南郡。他派遣关羽、张飞等进驻江北，自己躲在相对安全的南岸公安城。诸葛亮曾言及当时形势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腑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18)但是关羽统治荆州时期的行政中心则已移到北岸的江陵，将其作为后方基地。例如，关羽及将士的家小和府库钱粮都安置在那里。史载吕蒙袭取江陵，“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孙)权至”。(19)荆州的兵仗武备也多储藏在江陵，《吴录》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糜)芳，芳内畏惧。”(20)关羽主持荆州军务时，曾下令增筑江陵城墙，相当牢固。《水经注》卷34《江水》曰：“(江陵)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言，关羽是将旧城的面积向南延伸，新旧城区之间加筑城墙相互隔离。“江陵府城，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21)。这样既扩充了城市的容量，又可以在敌人突破某面城墙时，能够凭借中间的隔墙继续抵抗。关羽围攻襄樊时，董昭曾向曹操建议将孙权谋袭荆州的书信传给关羽，“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22)。胡三省评论道：“羽虽见权书，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23)另外，关羽击败于禁所率“七军”之后，将大批俘虏都遣送到江陵囚禁，这是由于他认为该地是自己可靠的后方。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于)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这些人在吕蒙率军入城后才得以释放，“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24)。由此可见，关羽修筑的江陵城不仅坚牢难攻，城内面积也颇为广阔，故能容纳突然增加的数万俘虏。

3.蜀魏荆州战线的进退演变。“借荆州”后关羽初莅南郡，在北边与东方曾经受到曹魏沉重的威胁，双方交兵之地距离江陵不远。而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北征时，蜀魏对峙的战线已经推进到襄樊。这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蜀汉统治下荆州的经济、军事力量由弱变强，所以能够扭转局势，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南郡北界襄阳，东邻江夏。赤壁战后，“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28)。与孙刘联军交战。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率军撤离南郡，回到曹操麾下，并在后年三月随其出征关中，“以仁行安西将军，督诸将拒潼关，破(马)超渭南”(29)。襄阳的军务仍由乐进主持，据史书记载，他曾频频南下进攻。《三国志·魏书·乐进传》曰：“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按临沮原为汉县，在今湖北当阳县西北，当地往南有路可达峡口所在的夷陵，东南则道通江陵。乐进获胜后，曹魏并未能占领临沮。史载吕蒙袭取江陵后，孙权派遣潘璋、朱然到临沮设伏，劫杀关羽等人；可见当时该地仍为蜀汉所辖，不属曹魏。临沮县境约离江陵二百余里(30)。
旌阳县未见于两汉史籍，曹魏景初元年(237)十二月，“分襄阳临沮、宜城、旖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31)。史家认为“旍阳”即为旌阳，卢弼《三国志集解》云：“钱大昕曰：旍阳即旌阳。洪亮吉曰：《广韵》‘旍’同‘旌’，则属一县无疑。”(32)谢钟英道：“按其地望当与临沮相近。”(33)梁允麟考其地在今湖北当阳市北，“县盖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分当阳县置”(34)。前述曹操遣精骑自襄阳追击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按《南齐书·州郡志下》云：“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是当阳至江陵仅百余里。旌阳既然是由当阳县北境分置，和江陵的距离亦不会远，大约在百余里至二百里之间。临沮、旌阳分别位于江陵的西北和北方。
据史籍所载，当时蜀魏荆州交兵的地点还有江陵以东的青泥、寻口和荆城等地。建安十七年(212)刘备曾遣使谓刘璋曰：“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张)鲁。”(35)青泥之地望在汉朝竟陵县境，属江夏郡，有河道通往汉江。洪亮吉云该县“有青泥池。《先主传》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谢钟英按：“时建安十六年，羽守荆州。《乐进传》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皆走之。当即此事。《寰宇记》在长寿县。当在今安陆府北，三国时江夏、襄阳接界处也。”(36)梁允麟考证竟陵在今湖北潜江市。“有青坭池，在西北，与关羽荆州辖境交界”(37)。
寻口与荆城战地见于《三国志·魏书·文聘传》：“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谢钟英按：“《乐进传》：‘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聘讨关羽当即在此事。时聘屯江夏石阳，兵势西向，寻口当在安陆府西南，汉水东南，非蕲春郡寻阳县寻水入江之口也。’”(38)梁允麟则认为寻口亦应在汉当阳县境，又指出《三国志》载文聘与关羽交战事迹有前后错置之误。“《三国志·文聘传》：‘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按：叙次颠倒。文聘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乃建安十七(212)年之事，而攻羽于汉津乃建安十三年(208)之事”(39)。荆城地望据先贤考证在今湖北钟祥市西南，濒临汉水，与汉魏六朝之当阳县境接近。谢钟英云：“《舆地纪胜》：荆城在长寿县南七十里，滨汉江。《一统志》：今钟祥县西南。”(40)《水经注》卷28《沔水》曰：“沔水自荆城东南流，迳当阳县之章山东。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筑也。”杨守敬疏云：“郦氏系章山于当阳者，山周回百余里，竟陵、当阳地相接也。在今钟祥县西南，接荆门州界。”(41)

赤壁之战后，江夏郡由魏、吴两家分据。曹魏江夏郡有石阳、安陆、云杜、南新市、竟陵、鄳、平春七县。(42)南郡东邻江夏，往往以汉水为界，青泥、寻口、荆城均濒临汉江，故为双方疆场争夺相拒之地。关羽统治荆州时，需要在江北面对襄樊、江夏两个方向的强敌。就前引《三国志》乐进、文聘两传的记载而言，似乎蜀汉在交战中处于劣势，且屡有败绩；但这毕竟只是曹魏史家的一面之词。从史书的其他记载来看，从诸葛亮入川到关羽北征襄樊的数年之间，荆州战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试述其详如下：
(1)曹魏荆州战区主将驻所的北移。如前所述，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撤回中原后，由原守襄阳的乐进主持这一战略方向的军务，与关羽等作战。“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43)。至建安十七年(212)冬，曹操大军经合肥至濡须南征孙权，乐进被调离荆州，随同作战，后与张辽、李典留驻合肥。在襄阳接替乐进主将职务者，据历史记载为曹仁。他随曹操西征关中后，再次出任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44)。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仁曾离任参加南越巢湖之役，战事结束后。曹仁又回到荆州复职，仍然驻扎在樊城。后年(219)关羽进攻襄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樊)城，城不没者数板”(45)。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曹仁为什么没有屯据襄阳，而是坚持将驻所设在汉江以北的樊城呢？这显然是由于作战计划的需要。此时南边关羽的势力强盛，威胁严重，导致曹仁不敢像乐进那样据守襄阳。因为襄阳在汉江以南，容易形成背水作战的被动局面，一旦战局不利难以向后方迅速撤离。而主将及军队驻在樊城则有汉水阻隔南来的劲敌，相对要安全得多。曹魏荆州战区长官驻所的北移，表明该地的战局发生了逆转，蜀魏双方攻守形势转换，关羽的军事力量超过了对手，其背后反映出的是蜀汉荆州综合实力的明显增强。
(2)曹魏对襄阳以南地区和汉江航道的失控。襄樊之役，蜀汉军队顺利北上，直抵敌巢，进军沿途没有受到曹魏兵马的抵抗。另外，关羽能够分兵进攻，渡江接敌。“羽围(曹)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46)。上述情况首先说明自江陵北进的荆襄道畅通无阻，曹魏并未在襄阳以南的宜城、旌阳等地设防，所以才任由关羽军队进抵襄阳，渡过汉水围攻樊城。其次，在此番战斗中，蜀汉的水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关羽全歼于禁的“七军”，主要是用战船部队。“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47)，“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庞)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吏士皆降”(48)。他在胜利之后进攻樊城，也是以水军为主。“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49)。这支规模庞大的水师能够自江陵开赴樊城前线，走的是经扬水入汉水北上的河道。看来，原来沿途津渡屯戍的魏军已经不见踪影，曹仁也再没有力量于寻口、汉津、荆城等地截击蜀汉的船队，汉江上下数百里水道此时均在关羽的掌控之中。

(3)乐进调离荆州后被降职使用。关于曹操撤换荆州主将的调动原因，此前未曾引起史家的关注，文献也缺乏明确的记载。如果仔细分析某些历史线索，则会发现乐进的离任很有可能与当地战事的进展情况具有密切联系。三国的有关史实反映，曹魏(及后来的西晋)对待边镇守将的人选相当慎重，如果胜任职务而且战绩突出，往往是继续留任，通常不会轻易撤换。例如张辽、满宠之守合肥，郭淮屯驻陇右，司马懿、羊祜镇荆州。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留任的守将熟悉当地战况，屡有胜绩则使敌人畏惧，故有利于边陲形势的稳定。除非是其他地区战况紧迫，需要调动他去救急；或是年老体衰后回朝退休致仕。而乐进调往东线后留驻合肥，明显是降职使用。他原来统领一州军务，负责重要的战区，帐下军队应有数万。而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的记载：“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其兵力总共不过数千，乐进还是担任副职，要接受张辽的指挥。另外，曹操曾为合肥守军留下作战指令。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孙权攻合肥，诸将“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张辽等人依计出战，挫败敌兵。看来曹操认为乐进不擅野战，故命令其留守城池，这很可能是与他前一阶段在荆州作战的表现不佳有关。综上所述，乐进调离荆州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作战失败，致使当地战局发生扭转的缘故。由于《三国志》魏国人物列传撰写是根据曹魏一方史书的记载，其政治倾向又是尊魏抑蜀，所以对乐进及曹仁在荆州的不利战况或有所隐讳。如陈寿所言：“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50)
尽管《三国志》等史籍缺少对诸葛亮、关羽统治荆州时期当地经济发展与战事推衍的记载，但是从襄樊之役前期的军事形势与关羽大胜、威震华夏的局面来看，蜀汉此阶段对荆州的治理相当成功，故能由弱转强，改变了这一战区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并且控制了襄阳以南的地域与汉水航道，获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孙吴大鸿胪张俨评论当时战局曰：“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51)综上所述，蜀汉统治荆州的后期，江陵附近区域曾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元气，先后为诸葛亮、张飞的入川和关羽的北攻襄樊提供了充足的兵员粮饷，成为其后方基地和荆州战区的指挥中心。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设想与周瑜生前“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作战计划，刘备集团正在努力实现，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四川和汉中都被其占领，关羽将战线向前推进到襄阳，并在樊城消灭了曹魏精锐的“七军”。江陵地区对三国战争所发生的重要影响，此时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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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来说，江陵在蜀吴手上作用的转换，是因为曹魏在荆州部署力量的相对增强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