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典小说的出现，与北宋人追求典故的风气有关。简单说来，宋代人面对唐诗的高峰，不得不求新求异，除了新颖的思想、技法等外，新颖的典故、词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宋人不满足于常见的经史书籍中的典故，便到小说、传记、医巫、佛道等杂书中寻找和发现典故（包括代名、词藻等），而好事者在这样一种风气之下，就编造出很多故事、代名，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其写作的目的，是希望有人将其中的新奇故事和代名用作典故。（参见拙文《制异名新说、应文房之用——论伪典小说的性质与成因》，《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2期）
有这样一个认识，再来看《云仙散录》，就可以发现它正是这样的伪典小说，全书充斥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人和事以及各种代名、名物的记载。下面分五个方面来说说。

《云仙散录》不只杜撰了一百部书名和很多不易查考的名物，还大胆地虚构出人物和事迹。在唐代文言小说中，偶尔会遇到某一人和事仅见于一书记载（而在其他同时期文献里见不到），但这样的人不多，在一部小说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但在《云仙散录》中，真实的历史人物约有120余人，而仅见于本书而不见于其他唐五代和北宋文献的人竟有160余人，这在唐代小说里是独一无二的。
《开元天宝遗事》《龙城录》《清异录》有类似的情况，但还没有这么高的比例。像前面提到的张麟啮柱，又如第128条：“富扬庭蓄鸭万只，每饲以米五石，遗毛覆地。”第220条：“邓寅庐墓，坟土未干，日影为之不移。”这些人和事都无从稽考，可以随口乱编。
《云仙散录》里不但充斥着“假人假事”，也充斥着“真人假事”。如第129条记高郢科举赋题为《沙洲独鸟赋》，实际上高郢举进士的宝应二年（763）考试题目是《日中有王字赋》；第225条说王缙“非鸭肝猪肚，筯辄不举”，而史书上说王缙奉佛甚虔，不茹荤血；第86条说白居易女儿金銮十岁时书写《北山移文》，实际上金銮子三岁就夭折了。
另外本书中出现的地名、寺观、亭台楼阁等，也有很多是不见于他书记载的，恐怕也只能视为杜撰。如第54条记玄宗于常春殿张临光宴，可唐代并无常春殿。第324条提到“西夷恒陁国”，可唐代西域并没有这样一个国家。
无论是假人假事还是真人假事，以及风俗名物之事，要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逐一去证伪书中的每一则，这是不可能的，但在发现此书的伪典气息之后，我们大可怀疑书中的每一则记载的可靠性。

所谓伪典，是指编造、杜撰出来的故事和说法，伪撰者编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作诗文典故和代名用，故可称“伪典”。专门编造出很多这样的条文并汇集成书，就成了伪典小说。
中国传统的文言小说，其基本的写作原则和方法是记录见闻，并不是虚构（杜撰）故事，而伪典小说恰恰是编造故事、杜撰事实，与一般的小说相反。
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到《苏东坡》电视剧里苏东坡编造舜帝三次赦免犯人的事。看来宋人胡编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