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太宗失德于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贻害于国。
专制时代的中国以“家天下 ”为政治特色 ，君主治国的基础自然是治好家，所以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可是唐太宗却袭杀兄弟、逼父禅位、占叔父李瑗之姬、夺小弟元吉之妇。夺位为帝后又失教皇子、乱储君之制。其不孝、乱伦、乱纲、失亲之处与许多亡国之君都颇为相似，只是唐太宗的智术略出其上而已。
唐太宗为了夺取皇位，先向唐高祖打小报告，告其兄太子建成与弟齐王元吉淫乱后宫，待唐高祖召见二人查问时，他却发动玄武门之变抢先将两位兄弟袭杀，又命令尉迟敬德执兵直犯高祖禁宫，以卫为名对高祖实行监禁 逼宫夺权后又派长孙无忌之兄长孙安业任右监门将军。据唐宫禁门籍之法， 右监门将军判出。高祖从此就在唐太宗心腹的监控下终身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等于宫中软禁的囚徒。
贞观三年，唐高祖被迁出皇宫， 居改名为大安宫的原弘义宫。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开春就去九成宫逍遥避暑，监察御史马周认为唐太宗只管自己享受，却不顾太上皇李渊屈居在卑小的大安宫中受暑，令人感到耻辱。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高祖薨，从俭葬于献陵。次年，长孙皇后薨，葬于昭陵，唐太宗思念皇后不已，于苑中建造层观以望昭陵，曾引魏征同登而望，魏征却借口眼昏看不见，唐太宗举手指示方向，被魏征抢白道：“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长孙皇后葬于昭陵以后三个月即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参照汉代筑皇陵制度开始预作山陵，口头上说要“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实际上从此到唐太宗驾崩的十二年间，昭陵的规模不断扩大，封域面积最终达一百二十里。在险峻的山上建造如此浩大的皇陵，耗费国家资财一定不少。可见唐太宗并没有封建时代圣明君主以仁孝治天下的德行。

有人质疑 ：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后没有弑父，而是尊李渊为太上皇，这是否与“不孝”的结论矛盾呢？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不矛盾的。因为其一，李渊在起兵反隋朝时向突厥称臣，李唐建国初期，突厥还相当强大。若李渊被弑，突厥借机兴兵问罪，难免激起李唐内部再次生变。实际上，玄武门事变后突厥大军直奔唐都，就是有为而来。幸好唐太宗对李渊虽不孝，却只囚不弑，突厥兴兵乏辞。加之唐太宗不惜金帛以贿和，突厥只好顺势退兵。
其二, 唐高祖对大量文臣武将和宗室势力特别是太子建成等人的余党还有相当的影响力。高祖不死，唐太宗玄武门事变和夺权即位就有合法性。玄武门之变后能迅速平定不少地方已经出现的变乱，原因就在于此。这也可解释为何高祖在世时唐太宗在许多方面能保持相对谨慎和克制，似乎有所顾忌。
因此，让李渊在被软禁的实际地位上保持太上皇名分，绝非唐太宗的孝敬，而是唐太宗巩固自己统治的手腕。正如唐太宗杀死兄弟李元吉，夺取其爱妃并欲立之为皇后，却被魏征劝止的事件一样，并非唐太宗更爱长孙无忌的妹妹才让她享尽皇后之荣，而是需要借重长孙无忌保江山，不得不如此。

唐太宗为子不孝，为父亦失教。太宗逾制过度宠荣诸子，却又选派刚直之士去监视他们，引发矛盾又不妥善处理，造成了逼反齐王，不得不发九州兵去平叛等严重后果。
不但如此，唐太宗还在储君问题上摇摆不定，致群臣分别去攀附魏王与太子，结果太子与魏王两废，几乎演化成玄武门事变之二。
有趣的是，太子承乾所为奢靡，对声色、游猎的偏爱丝毫不亚于太宗。但对宫臣则常论忠孝之类大道理，有时还要做出“涕泣”的样子。每当宫臣进谏时，他就敛容倾听，待“纳”谏之后，又依然故我，大有乃父之风。只是其父夺宫为君，他却有分而失位，结局不同而已。
唐太宗纳长孙无忌之强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而历史证明李治亦非佳选。李治不但学习了唐太宗乱伦的榜样淫乱庶母武则天，而且在即位后不惜一切代价将她立为皇后。从此唐王室乱伦、废储、残害宗室、乱家祸国的事例便层出不穷。
宋儒所云“唐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当属确论。从这方面来看，唐太宗没有开创太平盛世的必然。

其次，唐太宗屡次曲法徇情，使贞观政治颇有法度之失。
唐高祖在世时，唐王朝基本上能依法办案，但唐高祖薨后，情况就有所变化。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指出：“倾年以来，意渐深刻......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 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奏闻。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 ，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倾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
许多史家片面援引《贞观政要·政体》中的“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来形容唐太宗依法治吏之清明，这与史实是有一定出入的。
侯君集破高昌时，与手下将士大肆窃掠财宝，造成了“数郡萧然，累年不复”的恶果，被依法收监，仅因为岑文本上疏说情，太宗便曲法而放人。萧瑀是恪守传统的老臣，唐太宗在唐高祖薨后曾经评价他为“真社稷臣也”。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萧瑀为御史大夫，弹劾李靖在破颉利牙帐之战时御军无法，致使突厥珍物，掳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唐太宗一方面“特敕勿劾”，另一方面对李靖仍然加官厚赏。不久，又对李靖说：“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复赐绢二千匹。李靖确属国家难得的大将, 但御史大夫是依法弹劾, 唐太宗连“违法必究”表面程式文章也不做一下，反而在大臣面前搬弄是非，恐怕是权术有余而君王的法度不足。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诏自今皇太子出取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劝谏，在早朝时被太子派人伺机狠揍一顿，几乎致死！ 太宗也不追究。
同年，巨贪党仁弘事发，罪当死，太宗亲自作秀，曲法护其命。
汉王李元昌所为多不法，又常常杀害劝谏他的侍臣，太宗却睁只眼闭只眼，也不依法处理。撇开史书中唐太宗有关“法制”的光辉语录，对比研究贞观时期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诸如此类的事例还真不少。

第三，唐太宗在位时，一直梦想恢复封建诸侯制度，而这种制度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最可能导致内
乱和亡国。
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就想建立封建世袭制度。贞观五年(公元 631年)，唐太宗不顾魏征等大臣劝告，有旨命令官员起草封建条例，定等级，实行皇族与功勋大臣世袭封建。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6月 ，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然而以唐太宗的脾性和手腕，将大臣分封在外又难免重演“狡兔死，走狗烹”或君疑臣反之类历史惨剧。以出生入死为唐太宗效力多年的尉迟敬德为例，贞观十三年二月，唐太宗就责问尉迟敬德说：“人或言卿反，何也?”尉迟敬德解衣投地 ，露出为唐王室打天下留下的满身伤疤，才使唐太宗有所感动。连尉迟敬德这样的大臣都可能受到怀疑，还有谁敢放心地受封到外地去呢？同月，左庶子于志宁、侍御史马周等上梳谏唐太宗不要实行分封制，而长孙无忌等又上表不愿受封离京。于是唐太宗才下诏停止世袭封建。
应该说唐太宗的分封梦就到此为止了。可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在留与接班人的《帝范 》中仍然对“封建亲戚”念念不忘！说明有史可查的 20多年中，唐太宗一直想实行世袭分封制！这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小事！唐太宗是否真心想分封功臣姑且不论，但他想分封皇子皇孙却由此可见是不争的事实。而历代分封、世袭致乱的史实又证明，分封诸侯乃亡国之路。仅此而论，唐太宗本人不但不圣明，甚至很可能祸乱国家。

第四，唐太宗安边失计，黩武祸民导致了扰外乱内的严重后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诸州奏称岭南冯盎反，唐太宗命令将军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幸亏魏征及时剖析形势，力辩其未反。事实证明魏征判断正确，才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而且可能祸乱南中国的冤战。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昌平定后，褚遂良建议立高昌子弟为藩辅，唐太宗却不纳谏，反发兵守其地，耗财扰民未得其利，以致突厥入寇，后悔不已。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拒不纳谏，先允婚真诚和亲的薛延陀，待其历经艰辛、损失惨重，不远 万里而来时，又耍诡计赖婚，用心阴毒却埋下外交失信的后患。随后几年，唐太宗伐高丽时，薛延陀引兵寇边，唐十数州不得安宁。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起，唐太宗不听劝谏，多次大规模兴兵进攻高丽，劳民伤财而未能如愿。征战中甚至不采纳江夏王李道宗奇兵袭敌根本的正确战术建议，反屯兵于坚城之下，攻打安市近半年之久！终于兵疲粮尽而无功，不得不狼狈返回，悔恨无及。可悔恨之后，又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了制造进攻高丽的大量海用战船，不但役及江南十二州民众，而且影响了中国西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
房玄龄死前切谏不要再伐高丽，谏得唐太宗悲不自胜。可是，谏归谏，战归战。唐太宗对房玄龄的进谏表扬一番后，仍然放手发动战争。终于在“蜀人苦造船之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 、卖儿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的情况下引起雅、邛、眉三州人民造反。朝廷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定内乱，唐太宗本人也在人民的反抗声中暴病而亡。
因此，由于唐太宗好大喜功，黩武祸民，扰外乱内，几乎重蹈隋朝覆辙。

太宗有俭约为治之虚名，更有奢纵失度的实行。翻开史书，唐太宗俭约自律的语录比比皆是。
可是据有关记载，“太宗常幸洛阳，颇见可欲，多治隋氏旧宫，或纵田游……”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被给事中张玄素批评为财力不及隋世而土木之作甚于炀帝。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又“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上嘉之……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其工程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不知耗费了多少资财。
贞观六年（632年）正月，唐太宗将巡幸九成宫，姚思廉进谏，唐太宗找了个借口：“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还赐与思廉绢五十匹。且不论正月就想去避暑的理由是否充足，两个月后唐太宗毕竟去了九成宫。
贞观七年（公元 633年）五月，唐太宗幸九成宫时，天下并不安定，“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破之。”八月，又“以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使击反獠”。年底，唐太宗幸故隋之离宫芙蓉园，又校猎少陵原、置酒故汉未央宫 ，与太上皇唐高祖吹嘘“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四海入臣”，可是嘉州、陵州人民却正在造反，只得命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去镇压。
贞观八年（634年）冬十月 ，唐太宗造大明宫，借口是“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同年年底，中牟丞皇甫德参上疏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太宗大怒而欲治其谤讪之罪 ，魏征极谏，唐太宗咆哮道：“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此间天下事如何呢？年关刚过（即贞观九年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于吐谷浑，三月，洮州羌也叛归吐谷浑。到了夏天，太上皇唐高祖李渊驾崩）。唐太宗再也没有任何权威羁绊，愈发为所欲为了。

贞观十一年（637年）春，唐太宗又修飞山宫，魏征劝谏无果。五月，魏征上疏说太宗“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同年八月，太宗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
实际上当时并非天下无事，那几年由于赋役沉重，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人们说：“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 ”，而西疆还有唐与叛羌及吐谷浑的大战。就在唐太宗说“天下无事”的上月，暴雨还使洛水成灾，淹死了六千余人。魏征力劝唐太宗纳谏少事游猎。唐太宗嘴上说“公言是也”，并“劳而遣之”。可是仅仅两个月后，唐太宗又到洛阳苑打猎去了。上行下效，吴王恪当时也常去打猎，被侍御史柳范奏弹，唐太宗责怪长史权万纪没有匡正吴王，欲处以死罪，柳范一针见血地指出：“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田猎，岂得独罪万纪！”。
仅仅几个月后的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又东巡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因供奉不精多被责罚。
贞观十二年与十三年，风起云涌的反叛在巫州、霸州、巴州、钧州、明州、壁州、洋州、集州等地爆发。唐太宗一边疑惑“创业与守成孰难”，一边仍然巡幸田猎不已。魏征眼见人民疲于徭役和兵役，向唐太宗发出了百姓之心不再宁帖的呼号。
可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又新作襄城宫。次年，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北门近何营缮？”太宗大怒，斥责其少管闲事，更难见圣明气象了。
就在这一年，连唐太宗的卫兵也忍不住要反抗，“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四月，唐太宗兴兵高丽的同时将终南山太和宫整修为翠微宫。七月，又增建玉华宫于宜春之凤皇谷且“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简直就是大兴土木！
唐太宗如此作为，人民在“贞观之治”中的负担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太宗抚民失策，留下了一定的苛政之患。
武德九年四月，太史令傅奕上疏唐高祖，以为“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的“天下僧民，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高祖“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应该说在当时国家掌握天下户口极少的情况下，唐高祖此诏既考虑到了宗教存在的实际，又能还俗十余万户的劳动力，是兼顾各方因素的正确之举。可是两月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了“国家庶事 ，皆取秦王处分”的大权，朝廷即诏“僧、尼 、道士、女冠并宜依旧”！不但失去一次减轻人民负担、增强国力的机会，而且为唐王朝埋下了政策反复、宗教势力恶性膨胀的隐患。直到唐后期，包括铁碗宰相李德裕辅政时期在内，各代都再难根治强大的宗教势力与国争民、与民争利之患。唐太宗为迁过于父，放纵宗教以沽名，可谓后患不浅。

玄武门之变之后四个月，唐太宗赐长孙无忌等43人分别食实封有差，共计食实封三万一千户，当时国控户口仅仅两百余万，唐太宗竟然如此滥封，显然是为了夺权后收买大臣。次年 （贞观元年）关中饥荒，“至有鬻男女者”，不能说只有天灾没有人祸。
大量宗教人口和大量食实封官员存在必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征战不休、土木频兴和恣意游猎又毫无疑问会增加人民负担。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供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 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人民既不堪压榨只有纷纷逃亡。
于是，贞观十六年正月，唐太宗便有一道针对全国的敕文：“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可见逃户现象已相当严重。

半年后，唐太宗又特下制书，对那些为了逃避繁重赋役而自残自伤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温国公不愧良史，在《资治通鉴》中紧承此制而特别说明：“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人民悲惨到用断手、断足这种自残肢体的极端方式逃避赋役的地步，还要被“加罪”，加罪后仍然要负担赋役，显然此时唐王朝对人民的压榨已经和隋朝差不多了，算不上什么圣明天子的盛世之治。
又半年后，魏征病死，唐太宗少了一个梗直忠谏之臣，又是废立太子，又是兴兵高丽，搞得天下颇不安宁，反叛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期间，史书明白记载出动大将跨州平叛和“虏”获造反之民数千至万人的事例就不下10次。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暴病而薨，朝廷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虽然按照封建道德衡量，长孙无忌也不是什么贞良之臣，但唐高宗即位之初，迅即纠正唐太宗这两大误政，使唐王朝在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上有所回归，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至少，避免了唐王朝被兵戈与土木葬送的危险。

那么，如何解释“贞观之治”享有的盛誉呢？
细读史书不难发现，“贞观之治”的盛誉实际上主要集中在贞观前期。这里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是唐高祖治国方略延伸到贞观前期，的确有一定“治”的功效。
唐高祖建国以后，在政治上实行了省、部权力制衡制度，树立了直言纳谏的政风，使大批干练贤能的开国忠臣能够在一个相互制约的体制中比较合理地施展才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在经济上确立了安静养民的指导思想，如 《阅武诏》主张“安人静俗”、《简徭役诏》申明“减徭役，不许差科”、《禁止迎送营造差科诏》强调：“……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 。”这就使人民在隋末大乱之后有可能趋向安居乐业，通过一定时期安静养民相关措施的作用，大局渐趋稳定，经济恢复发展。虽然玄武门之变以后唐高祖被逼禅位为太上皇，但他在朝野的影响毕竟不能因为唐太宗的武装夺权而立即消除。唐高祖在世时，唐太宗在语言上跟着唱了不少安静养民的高调，但在实行上却相去渐远，唐高祖驾崩后，唐太宗治国指导思想的变化在语言上也流露出来，认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因此“贞观之治”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唐太宗治世杰作，而是唐高祖治国功效的延伸形成了贞观前期与隋末战乱对比明显的“治”。

其二是唐太宗与唐高宗干预史官工作，造成了对“贞观之治”的过分美化。
唐太宗担心自己的种种不良行为被史官记述下来，首开皇帝查看当朝起居注并干预史官著述实录的恶例，授意篡改历史记录，对贞观政治进行隐恶饰美。
贞观九年，唐太宗要亲阅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对。认为“前代不观”，是避免史官“希风顺旨”，影响史书信度。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再一次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朕有不善，卿必记耶？”又要求看起居注，坚持原则的褚遂良与黄门侍郎刘洎又进行劝谏。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问褚遂良：“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回答是“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唐太宗公然说“望史官宜不书吾恶”。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问司空房玄龄为什么自古帝王不能看当代国史，要求房玄龄“撰录进来”让他看看。房玄龄无奈，只好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略国史 ”撰写成编年体高祖、太宗《实录》，呈太宗审阅。然后按照唐太宗的要求对有关历史记载进行“改削”。此次所 “删略”、“改削”的《贞观实录》，起贞观元年止贞观十四年，当然然溢美不少。

唐高祖永徽元年，长孙无忌又主持修贞观后期的《实录》，起贞观十五年止贞观二十三年。对比有关史实可知，长孙无忌在贞观后期力助晋王李治为太子后，逐渐成为权相，对唐太宗已非当初那样忠纯，他在唐太宗驾崩后主持修贞观后期的“实录”自然不可能再一味歌颂。
可是长孙无忌却在唐高宗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周折中固执己见，与唐高宗和武则天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显庆中，高宗审阅《太宗实录》等著述，认为对唐太宗美化得还远远不够全面，对刘仁轨说：“朕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于是唐太宗就在史官们“穷微索隐”中得到符合儒家圣明君主理想标准的润色，美政不够就用美言来凑，在“实录”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史书自然就有了唐太宗语录连篇的特征。可是后世史家，一方面多对掠美饰过的“唐太宗贞观之治”一说人云亦云，另一方面又无视许敬宗修国史颇得唐太宗、唐高宗奖赏的事实，往往诟病许敬宗撰国史时“纂改不平，专出己私”，不问许敬宗何来纂改之胆、是否仅出“己私”，更不深究有关虚实，未免失之皮相矣。
经过两代帝王的精心删改与美化，“贞观之治”的光辉形象便正式树立起来。待印刷术和文史之学繁盛之后，人们由皇室定调润饰过的基本史料去研究唐史，对唐太宗的光辉语录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夸饰过的贞观之治产生美好印象，自然容易构想出一个太平盛世的太宗时代，传讹出教训后世的典范。然而细读史书，还是能发现唐太宗说得比唱得好听，贞观之治做的比写的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