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地处西南边陲，国小民稀，加上连年战乱，经济十分落后，所以恢复和发展经济是蜀汉政权巩固和发展的基本途径。综观诸葛亮治理蜀汉二十多年，经济治理上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馀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三国志.蜀书五》）
第一，大力开发益州和巴州，迅速恢复和壮大生产力。一是继续铸造“直百”、“直百五株”、“传形五株”钱， 使“府库充实”。二是继续莞盐铁。为了筹集军费，刘备采纳刘巴建议，设置盐府校尉和司金中郎将，诸葛亮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任用王连为盐府校尉，“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俾国用。”（三国志.蜀书十一）。三是严格执行《蜀科》，遏制豪强的扩张，保护小农生存权。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抑制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土地兼并，同时遏制了地方分裂势力的滋生和发展，促进了先进技术的推广。四是加强对外贸易。成都盛产蜀锦，“百室离房，机 相和，贝锦斐成， 色江波，黄润比简， 金所过”（左思《蜀都赋》），诸葛亮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据《丹阳记》记载：“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于西道”，可见当时蜀锦外销的程度，即增加了财政收入，又保持了蜀汉地区小农经济的稳定。“今民贫国虚，决战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通过以上措施，不到三年（公元223～224年），诸葛亮不仅稳定了政权，还积累了大量资财，蜀汉实力大增。
第二，扶助南中，安定后方。一是“从居平地，建城邑务农。”“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华阳国志》）改变了南中落后的生产面貌。对于其他更加落后或不从事农业的南中人，则通过输入蜀汉的盐、铁来扶助。二是在南中推行“虚币”。现存最早铸纪地名的方孔圆钱，就是背面铸有“为”字的“直百五株”钱（钱谱里《金融史话》），“为”所代表的是南中重镇建为。三是通过加强和南中贸易，提高蜀汉对南中的影响力，促进南中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诸葛亮彻底改变了“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的局面，实现了“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目的。
第三，开发汉中，为北伐营造稳固的后勤基地。一是输入人口，发展农业。刘备夺取汉中时，汉中人口已被曹操迁出殆尽。《三国志.魏书八》载：“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操“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 辅。”备“得地而不得民也。”在这种情况下，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命李严移民二万实汉中。”魏延镇守汉中时，不得不采取守诸围建坞堡的办法，恢复汉中。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大军北驻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今勉县），在汉中开府理事。令赵云、邓芝在赤崖屯田，又在涪陵选三千连弩士举家迁入汉中。为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招募五千人到汉中屯田，命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食” 《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后来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仪在汉中“规划分布，筹度粮谷。”首出祁山失利，“拔西县百姓千余家及冀县男女数千人以还汉中”。随着外地移民不断进入汉中，军队也开始屯田，荒芜的土地又逐渐被开垦出来，短短几年迅速改变了荒凉面貌，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二是实行屯垦。当时汉中集中了蜀国最精锐的军队，最高级的工匠，在黄沙建起了技术高超的军工作坊，以生产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和刀、斧、箭、弩等军械；在定军山下的武侯坪上，开辟了设施先进的教兵演武军事训练场地，建造了储备军资物质的大型仓库——赤崖库以储军资。三是建设城镇。随着军事力量的壮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城镇的基础上，诸葛亮在汉中增筑了汉（在勉县）、乐（在城固）二城，既繁荣了地方经济，又加强了军事防务设施。通过七、八年的奋斗，汉中在军事力量、科学技术、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府库储备等方面都达到了选进水平。汉中盆地出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繁荣景象，由北伐之初“亮每患粮不继而退军”，发展到后来“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可见当时粮食之丰。汉末很多繁华富庶之地战乱后，几十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而汉中能够很快复苏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的有效治理。
第四，提倡节俭。他号召将士节俭备荒、充实军资。他认为：“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三国志.蜀书五》）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家中却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临死“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在他的带动下，举国上下，节俭成风。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将军邓芝“死之日家无余财”。费袆“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以车骑，无异凡人”。诸葛亮还实行“减兵省将”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士轮换制，尽量将兵丁投入农业生产，既节俭了军队的开支，又减轻了百姓负担。
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百业凋零的蜀汉，几年内便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虽然连年征战，耗费巨大，但并没有给蜀汉政权造成经济压力，百姓也并不因为诸葛亮连年用兵而埋怨，相反还在其死后，纷纷向后主要求为其建祠，以资纪念。在诸葛亮逝世后，姜维八次伐魏，引起蜀中百姓怨声载道，群臣攻讦，他也不得不退到沓中屯田避祸。这不能不说与两人的治理能力紧密相连。
第一，大力开发益州和巴州，迅速恢复和壮大生产力。一是继续铸造“直百”、“直百五株”、“传形五株”钱， 使“府库充实”。二是继续莞盐铁。为了筹集军费，刘备采纳刘巴建议，设置盐府校尉和司金中郎将，诸葛亮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任用王连为盐府校尉，“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俾国用。”（三国志.蜀书十一）。三是严格执行《蜀科》，遏制豪强的扩张，保护小农生存权。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抑制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土地兼并，同时遏制了地方分裂势力的滋生和发展，促进了先进技术的推广。四是加强对外贸易。成都盛产蜀锦，“百室离房，机 相和，贝锦斐成， 色江波，黄润比简， 金所过”（左思《蜀都赋》），诸葛亮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据《丹阳记》记载：“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于西道”，可见当时蜀锦外销的程度，即增加了财政收入，又保持了蜀汉地区小农经济的稳定。“今民贫国虚，决战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通过以上措施，不到三年（公元223～224年），诸葛亮不仅稳定了政权，还积累了大量资财，蜀汉实力大增。
第二，扶助南中，安定后方。一是“从居平地，建城邑务农。”“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华阳国志》）改变了南中落后的生产面貌。对于其他更加落后或不从事农业的南中人，则通过输入蜀汉的盐、铁来扶助。二是在南中推行“虚币”。现存最早铸纪地名的方孔圆钱，就是背面铸有“为”字的“直百五株”钱（钱谱里《金融史话》），“为”所代表的是南中重镇建为。三是通过加强和南中贸易，提高蜀汉对南中的影响力，促进南中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诸葛亮彻底改变了“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的局面，实现了“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目的。
第三，开发汉中，为北伐营造稳固的后勤基地。一是输入人口，发展农业。刘备夺取汉中时，汉中人口已被曹操迁出殆尽。《三国志.魏书八》载：“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操“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 辅。”备“得地而不得民也。”在这种情况下，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命李严移民二万实汉中。”魏延镇守汉中时，不得不采取守诸围建坞堡的办法，恢复汉中。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大军北驻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今勉县），在汉中开府理事。令赵云、邓芝在赤崖屯田，又在涪陵选三千连弩士举家迁入汉中。为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招募五千人到汉中屯田，命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食” 《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后来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仪在汉中“规划分布，筹度粮谷。”首出祁山失利，“拔西县百姓千余家及冀县男女数千人以还汉中”。随着外地移民不断进入汉中，军队也开始屯田，荒芜的土地又逐渐被开垦出来，短短几年迅速改变了荒凉面貌，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二是实行屯垦。当时汉中集中了蜀国最精锐的军队，最高级的工匠，在黄沙建起了技术高超的军工作坊，以生产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和刀、斧、箭、弩等军械；在定军山下的武侯坪上，开辟了设施先进的教兵演武军事训练场地，建造了储备军资物质的大型仓库——赤崖库以储军资。三是建设城镇。随着军事力量的壮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城镇的基础上，诸葛亮在汉中增筑了汉（在勉县）、乐（在城固）二城，既繁荣了地方经济，又加强了军事防务设施。通过七、八年的奋斗，汉中在军事力量、科学技术、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府库储备等方面都达到了选进水平。汉中盆地出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繁荣景象，由北伐之初“亮每患粮不继而退军”，发展到后来“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可见当时粮食之丰。汉末很多繁华富庶之地战乱后，几十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而汉中能够很快复苏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的有效治理。
第四，提倡节俭。他号召将士节俭备荒、充实军资。他认为：“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三国志.蜀书五》）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家中却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临死“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在他的带动下，举国上下，节俭成风。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将军邓芝“死之日家无余财”。费袆“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以车骑，无异凡人”。诸葛亮还实行“减兵省将”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士轮换制，尽量将兵丁投入农业生产，既节俭了军队的开支，又减轻了百姓负担。
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百业凋零的蜀汉，几年内便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虽然连年征战，耗费巨大，但并没有给蜀汉政权造成经济压力，百姓也并不因为诸葛亮连年用兵而埋怨，相反还在其死后，纷纷向后主要求为其建祠，以资纪念。在诸葛亮逝世后，姜维八次伐魏，引起蜀中百姓怨声载道，群臣攻讦，他也不得不退到沓中屯田避祸。这不能不说与两人的治理能力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