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朝完成统一新疆的大业，是汉、唐、元诸朝以来，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朝统一新疆的大业虽然是在乾隆皇帝的领导下最终完成的，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为统一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朝再度统一新疆，不仅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的西北边疆，促进了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推动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还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清朝；新疆；统一大业；多民族国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统一新疆的最后一战伊西尔库尔淖尔之役胜利告终，至此，清朝完成了平定天山南北、统一新疆的大业，改变了自明中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北划嘉峪关而治的局促局面。清朝统一新疆，是继汉、唐、元诸朝统一新疆之后的又一次大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不断加强与完善，新疆各民族社会不仅再度与内地社会运行在同一政治轨道之上，其与内地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自乾隆朝统一新疆以来，人们对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及历史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清代学者赵翼、徐松、魏源等人曾在《皇朝武功纪盛》、《新疆识略》、《圣武记》等著作中探讨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历程，并从疆域的开拓、边疆地区的稳定等角度，论述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民国时期，曾问吾、顾颉刚、史念海等学者也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中国边疆沿革史》等著作中就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及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论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更是在清朝统一新疆的相关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从边疆理论、史实考订、历史意义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推进与深化了人们对清朝统一新疆的认识。
　

　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及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笔者认为有必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乾隆朝统一新疆260周年之际，回顾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背景，考察康、雍、乾三朝对统一新疆的历史贡献，探讨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清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与成效，认识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边疆地区的历史事实与深远影响，认识我们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传统与发展趋势。

一、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背景
　　清朝统一新疆，是在新疆与内地长期保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及汉、唐、元诸朝相继对新疆行使有效管辖的背景下，我们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朝正是由于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才最终得以完成了统一新疆的大业。
　　新疆古称西域。西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等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史称此次出使为“凿空”。其实，早在先秦三代时期新疆就已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器，证明早在张骞出使千年之前的商代武丁时期，和田的物产就已运至中原并为贵族们所喜好。而先秦文献如《穆天子传》、《山海经》中对“昆仑”、“玉山”、“流沙”、“泑泽”等山水的记载，也表明当时中原人已对新疆地理有着具体的了解和比较清楚的认识。
　

　两汉对新疆的统一和长期有效的管辖，增强了新疆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曹魏时，以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这一时期，中原政权在“西域虽不能尽至”，但“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疎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其后前凉、前秦诸政权，亦曾依两汉旧制，设西域都护、西域长史、戊己校尉等职管理新疆，册封新疆各地首领并接受其朝贡。值得一提的是，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自汉代以来即为驻军屯田之地，汉人在此留居生聚，渐成规模。前凉更是曾于晋咸和二年（327）“置高昌郡，立田地县”，将郡县制度推行到新疆东部地区。至北魏时，敦煌人张孟明、金城人麹嘉等又先后于此建立了高昌政权。
　　继两汉之后，强盛的唐王朝对新疆的管辖与治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贞观十四年（640）交河道总管侯君集率军平定高昌麹氏政权，郡县其地。同年，唐朝设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今吐鲁番境内）。永徽二年（651）瑶池都督府（治所莫贺城，在今吉木萨尔西）都督阿史那贺鲁反叛，唐朝历经六年始将其平定。为加强对新疆的管辖，显庆三年（658）唐朝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在其后升格为大都护府。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唐朝又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今吉木萨尔）。景龙三年（709），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
　

　较之前代，唐朝对新疆的管辖又有进一步之发展。在新疆东部，唐朝实行了与内地划一的州县制度，设立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下辖12个县。中央政府在这里推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乡里制等制度。在新疆其他地区，唐朝则实行军镇与羁縻府州相结合的军政管理体制，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为最高军政管理机构。安西、北庭大都护为唐朝从二品大员，其下设有副大都护、副都护、长史、司马等职，品秩自三品至五品不等。唐朝极为重视对新疆的管辖与治理，正因为如此，唐代新疆的历任主事边将如郭孝恪、王方翼、郭元振、杜暹、高仙芝等，多为才干优长的著名将领。肃宗李亨即位之前也曾遥领过安西大都护，由此更可见唐朝对新疆之重视。相较于上述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的各级官员，两大都护府辖下的都护府、都督府等羁縻建制的长官，则主要由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如瑶池都督府都督阿史那贺鲁、昆陵都护府都护阿史那弥射、濛池都护府都护阿史那步真等均为西突厥室点密可汗后裔。为了维持新疆的稳定与丝路的通畅，唐朝还在安西、北庭辖境内要地，设有军、镇、守捉等军事机构。如其在朅盘陀地方（今塔什库尔干一带）就设立了葱岭守捉，专事扼守西行要道。唐朝在各要地的驻军有大、小之分，“大军万人，小军千人”。开元中，中央政府在新疆驻军4万4千人，其中安西驻有2万4千人，北庭2万人。为了解决驻军用粮，各军镇广开屯田。据史料记载，安西开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伊吾1屯、天山1屯。每屯以50顷计，亦当有近30万亩。盛唐的管辖与治理不仅维持了新疆的稳定与安全，也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天宝中，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调河西、新疆驻军前往平乱，吐蕃乘势而起，陷没河西，断绝安西、北庭留守官兵与唐朝的联系。尽管如此，当地官兵继续坚守，直至德宗贞元年间，安西、北庭才最终陷于吐蕃。至唐末，北方游牧民族回鹘迁居新疆，与当地土著融合。五代十国时期，新疆喀喇汗王朝、大宝于阗国、高昌回鹘等政权，皆与中原保持密切的联系。12世纪初，辽宗室耶律大石率众西行，进入新疆并建立辽政权，史称“西辽”或“喀喇契丹”。大石称“天祐皇帝”，建元“延庆”，沿用辽朝旧制。
　　

新疆再次统一于中央政府，是在蒙元时期。13世纪初，蒙古兴起。1218年，蒙军攻灭西辽，追杀西辽僭主屈出律于葱岭，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皆为蒙古所有。其后，蒙军又攻破中亚花剌子模国，收服布哈拉、撒马尔罕等中亚名城。成吉思汗定四子封地后，新疆分属其次子察合台与三子窝阔台，唯高昌回鹘亦都护归服最早，得许仍辖其地。蒙哥继大汗位后，为加强对西北诸王的控制，在中亚设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在新疆设别失八里等处（今吉木萨尔东北）行尚书省。忽必烈即位后，不仅在阿力麻里（伊犁霍城）等处派驻军队，也在别失八里设置了镇北庭都护府。此外，元朝还曾在新疆设立过宣慰使元帅府、北庭都元帅府等机构。元朝在新疆实行统一的军政管理和赋税制度的同时，不断调集新附军赴别失八里等处屯田，并在新疆各地设立驿站，加强其与内地的联系。
　　元朝灭亡后，新疆各地大多处于察合台后裔的控制之下，他们各据一方，互不统属。明代前期，中原王朝曾在新疆东部设立了哈密卫。作为明朝在嘉峪关外直至新疆东部设立的关西七卫之一，哈密卫成为中原王朝控制新疆的前哨重地。但在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吐鲁番势力兴起，不断侵扰哈密。明朝疲于应付，遂放弃哈密，据嘉峪关以自守。此后，新疆诸地方势力与中原主要通过对明朝例行的京师朝贡贸易以及在甘肃等地进行的互市贸易保持联系。明朝对新疆的控制相对松弛，远逊于汉、唐、元诸朝。

其次，雍正皇帝平定了青海和硕特部叛乱，加强了对青海的控制。雍正初年，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乘清朝帝位交替、政局不稳之际起兵反清，围攻西宁、河州及关西布隆吉尔驻防清军，并密约策妄阿喇布坦一起发兵，“同扰内地”。罗卜藏丹津的反清活动使得西北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当机立断，迅速发兵平叛。清军深入青海草原，及时击败了反叛的和硕特各部。罗卜藏丹津势穷，遁走伊犁投奔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青海局势恢复稳定之后，清朝制订了《善后事宜十三条》、《防守边口八条》等章程条例，对青海和硕特部落与藏传佛教寺院进一步加强了管辖与治理。青海局势的稳定和管辖治理的加强，为其后清朝统一新疆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雍正皇帝还提出了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北路发展农业，实行直接治理的构想。雍正皇帝早在藩邸时就关注平准战事，对其有独到的认识。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妄阿喇布坦进犯哈密时，他就曾向康熙皇帝提到：“当日天兵诛殛噶尔丹时，即应将策妄阿喇布坦一同剿灭”。继位之后，雍正皇帝派使臣德新赴俄国参加安娜女皇的加冕典礼，并训令德新告知俄国，“彼准噶尔所居之地，虽与内地相距遥远，今我朝廷将使其地为耕地，变其属下人众为朝廷直接统治之民”。这一训令不仅表明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决心，而且明确提出了未来对新疆的统治方式。准噶尔人为游牧民族，要实现变其地为耕地的目标，自然需要移民开垦；而变其属下人众为直接统治之民，则可理解为对新疆各民族实行直接的治理。这一训令表明雍正皇帝已经有了平定准部之后在新疆推行与内地划一的府县制度的想法，这显然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

（三）乾隆朝对统一新疆的贡献
　　统一新疆的大业是在乾隆朝最终完成的。应该说，当时已经具备了完成统一事业的最佳条件，也出现了完成统一事业的重大契机。
　　从清朝方面来看，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控制，特别是在喀尔喀西部科布多和新疆东部哈密一带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军事基地，使准噶尔部的东面处于清朝的军事钳制之下。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雍正皇帝对吏治的整饬，对经济的改革，乾隆皇帝即位后进入全盛时期的清朝吏治清明，国库充盈，军队战斗力强，已经具备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条件。
　　在清朝进入全盛时期的同时，准噶尔部却由盛转衰。乾隆十年（1745）珲台吉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们为争权夺位而分裂对立，接连不断地内讧。不堪忍受内讧战争和在内讧战争中失利的各部首领，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纷纷率部投奔清朝，寻求保护。这为清朝出军统一新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历史选择了乾隆皇帝作为清朝统一新疆的最终完成者，而他也不负期许，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乾隆皇帝敏锐地认识到统一新疆的机遇已经到来，并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契机。乾隆十八年（1753）冬，杜尔伯特部车凌等率部众三千余户投奔清朝。随着对准噶尔部贵族内讧的情况愈发了解，乾隆皇帝对局势作出了这样的分析与判断：“从前准夷部落准其通贡贸易，原系加恩噶尔丹策零。其后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喇嘛达尔札继立，因系噶尔丹策零之子孙，是以仍前办理。至达瓦齐篡立，则系伊之仆属矣……况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促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当时，朝中大臣鉴于康熙、雍正年间用兵准噶尔劳师糜饷，故多对出军持不同意见。但乾隆皇帝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决策进军，准确地把握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趋势。
　　

　最后，乾隆皇帝加强了新疆的军政经济建设。通过平定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反叛，乾隆皇帝深化了对新疆复杂局势的认识。他放弃了原拟分封当地民族首领，“俾各管其属”的治理方式，决定在新疆实行军政管理体制，将新疆分为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四大军政区，设立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分别管理。伊犁将军直接管理伊犁军政区，同时也是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总统天山南北。清朝从内地陕甘等省抽调八旗、绿营官兵，从东北抽调锡伯、索伦官兵，从漠南蒙古抽调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乌鲁木齐军政区，屯垦戍边，称为驻防军；从陕甘和伊犁、乌鲁木齐驻防军中抽调部分官兵，轮班前往喀什噶尔军政区等处屯垦戍边，称为换防军。驻军之地皆大兴屯垦，以供给驻军军粮。同时，清朝不断向天山以北组织移民，凡内地灾民、佃农、商贩、遣犯，愿赴、愿留天山以北屯垦落户者，皆给以生活、生产资料等多方面的支持。在民户与开垦地亩增多之后，清朝又在乌鲁木齐军政区设立了镇迪道、迪化直隶州、镇西府及阜康、宜禾、奇台、昌吉、绥来等县，将道、府、州、县建制推行到新疆东部地区。此外，在哈密、吐鲁番两地，清朝沿袭了新疆统一之前对当地维吾尔人编设佐领，设置札萨克旗，依靠哈密、吐鲁番王公家族管辖当地的札萨克旗管理体制。在其他维吾尔人居住地区，清朝又因地制宜，因俗设治，改革原有的伯克管理制度，对伯克崇以品秩、确定养廉、授以图记、按制任免、实行回避等。各城选任的伯克在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的督察下管理各项事务。同时，清朝在天山南北广为设立军台、驿站、卡伦，加强新疆四大军政区之间以及新疆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联系。这些军政建设不仅为清朝统治新疆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新疆社会长期稳定与发展的基石。
　　总而言之，清朝统一新疆的大业是由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共同促成的。他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都为统一新疆的大业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诚如魏源所言：“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菑之，世宗畬之，高宗获之。”纵观康、雍、乾三朝统一新疆近七十年的历程，魏源的这一比喻确实是十分精当的。

　第四，清朝统一新疆为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自汉、唐直至清代，新疆的统一事业不仅往往与中原王朝控制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实现北方与西北地区的稳定相关联，同时也与保障中西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密不可分。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伟大构想的提出，新疆作为我国通往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和欧洲的出口，作为亚欧大陆桥的重要干道，交通地位更为凸显。另外，虽然自汉代直至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际，新疆时常被一些朝廷大员视为资源匮乏的“不毛之地”与国库的“漏卮”。但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种新资源、新能源日益为人类生活所依赖。今天，新疆传统的各种优质农产品、畜产品不仅继续丰富着当地与内地人民的生活，其石油、天然气、煤矿、风能、太阳能、其他各类矿产以及我们所尚未能充分认识与利用的资源，也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赖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在深入认识新疆对我国当代经济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健康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清朝统一新疆的重大历史意义。
　　最后，清朝统一新疆，不仅是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明证。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满族引领了统一新疆的进程，其他民族如汉、蒙古、维吾尔等也各自在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杰出的满族帝王，都以继承汉、唐大一统的传统而自任，以超迈汉、唐大一统国势、疆域而自豪。他们继承了汉、唐、元诸朝大一统中国的主导思想，重振了汉、唐、元诸朝统一新疆的雄风，再度完成了中原王朝统一新疆的事业，基本奠定了祖国的西北疆域。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批判华夷之别论时指出：“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中讥讽前代征伐劳民力，和亲丧国威，他自豪地说：“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这都表明满族建立的清朝明确本着中国继承论这一主体意识，以秦汉以来大一统中国的继承者自居，为其统一事业超迈前代历朝而骄傲。正是由于对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认识，一些国外学者才会错误地认为“收复新疆不是中国统一新疆，而仅仅是一个欧亚大陆中部国家利用中国的官僚体制与经济资源，将尽可能多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及中国本土置于其统治之下的一次扩张”。只有深刻认识清朝统一新疆是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都为祖国的统一与昌盛，为祖国疆域的奠定与边疆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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