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朱熹反对妇女改嫁吗？
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许多人据此认为程朱理学压制女性改嫁的权利，进而推导出宋代之后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结论，这里存在多重误解。
程颐本人并不反对妇女再适，《河南程氏遗书》有段记录：“或曰：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程颐有一个侄女成了寡妇，程父帮她再嫁。程颐因此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
朱熹也不反对女子再嫁，他在《答李敬子余国秀》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究程氏本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非对庶民的要求，而是强调士大夫的气节。“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程颐有一侄女成了寡妇。他父亲帮她再嫁。程颐为他父亲写行状，曾称赞此事。朱熹也赞扬“取甥女以归嫁之”，认为甥女新寡再嫁为美德。“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朱熹门人问：“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六）朱熹认为“女子要从一而终不必拘泥”的观点相当开明与进步。

3.朱熹主张臣下要无条件服从君主吗？
秦穆公死时，用子车氏三兄弟殉葬，秦国人哀悼三良，为之赋《黄鸟》。
朱熹对此事的议论如下：
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则三子亦不得为无罪。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又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
——《诗集传·秦风·黄鸟》
朱熹认为，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其罪已不可逃。但子车氏三良居然情愿受殉，因而也不得为无罪。秦康公听从其父之遗命将三良殉葬，所以同样罪有所归。
在朱熹看来，君主要杀害大臣，如果大臣的真的心甘情愿去死，那么不仅君主有罪，大臣也同样有罪；父亲悖逆天理的乱命，如果子女听从了，那么不仅父亲有罪，子女也同样有罪。

4.程朱理学是故弄玄虚、空谈性命的无用之学吗？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宋代理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他还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
朱熹一生著书209卷，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诗集传》、《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易学启蒙》、《周易本义》、《四书或问》、《伊雒渊源录》等，在经学、佛学、诗文、史学、训诂考据、天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超越所有前人的学术成就。不仅如此，朱熹还是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他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这实际上为后来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6.朱熹的历史评价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宋史·辛弃疾传》
放翁自蜀东归，正值朱子讲学提倡之时，放翁习闻其绪言，与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举》诗、《谢朱元晦寄纸被》诗，又《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所谓"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翁新著书"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决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是可见二公道义之交矣。时伪学之禁方严，放翁不立标榜，不聚徒众，故不为世所忌。然其优游里居，啸咏湖山，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是虽不以道学名，而未尝不得力于道学也。
——《瓯北诗话·卷六》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始著。"
——黄榦
晦庵先生治经眀理，宗二程而宻于二程，如《易本义》《诗集传》《小学书》《通鉴纲目》之类，皆青于蓝而寒于水也。但寻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撒开，做得晦庵千句万句；晦庵千句万句揫敛来，只作得二程一句。虽世变愈降，亦闗天分不同，然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
——李耆卿《文章精义》
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全祖望《宋元学案》
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戴铣《优崇儒先祠嗣疏》
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钱穆《朱子新学案》
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张岱年《朱子学新论》
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
——蔡尚思《闽学研究丛书》总序

朱熹的后裔后学忠义死节之士甚多，其曾孙朱浚(朱熹长男朱塾之孙)“累官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入福州，誓与知府王刚中死守。迨刚中以城降，浚与公主俱饮药死”。(《宋史·昭忠录》32下)

朱熹另一曾孙朱潜，宝庆中，任浙江乌程令，目睹蒙元奴隶主步步南侵，而权奸主和误国，他不甘披发左衽，遂效夫子“居九夷”之义，袖家谱携二男一女，浮海而东，隐于高丽，定居于全罗道锦城（今韩国新安），传播理学。后子孙繁衍，蔚为东国大族，保存了中华衣冠文物和礼仪习俗(见韩国《新安朱氏大同谱》)。

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避奸佞，重名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宋史·魏了翁传》)

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心存社稷，敢于直言抗疏，“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史弥远擅权时，“方以爵禄縻天下士，真德秀慨然谓刘飚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 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宋史·真德秀传》)

朱熹的女婿黄幹，知安庆府时，值金人破光山，沿边多警，他毅然组织邑民筑城备战，使安庆“屹然无虞”。在此前，黄幹多次上书朝廷及制府，陈抗金御敌之策，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后因见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遂请辞归隐，修身见于世。(《宋史·黄幹传》)

黄幹在任官浙江、江西、汉阳军等地时，均聚徒讲学，以民族大义晓谕生徒，其所传授培育的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号北山先生)、王柏(号鲁斋先生)、金履祥(号仁山先生)、许谦(号白云先生)以及江西饶鲁(字伯舆、号双峰先生)、吴澄(号草庐先生)等人，不仅得朱学之心传，成就卓然，且均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宋亡，他们及其一大批弟子入元不仕，屏居山中读书讲学或以身殉节(《宋元学案· 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双峰学案》)。

朱陆共同的后学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德祐间亦举义兵抗元，由信州转战闽北一带，兵败，乃变姓名，寓建阳山间，日麻衣蹑履，东向而哭，后卖卜建阳市中。宋亡，元廷累召不赴，官府强之而北。至元都，唯问被囚之宋主及谢太后所在，再拜恸哭，不就医就食而死。(《宋元学案·存斋晦静息庵学案》)清全祖望赞曰：“巽斋之门有文山，径畈之门有叠山，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宋元学案·巽斋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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