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国民党开始加大对上海地下党的搜捕和封锁,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日子很不好过,主要是缺钱,后来当总理的周恩来也在上海。于是,上海中央向当时在瑞金建立苏区的毛泽东提出资金要求。
虽然瑞金也很穷,毛还是凑齐了一堆金首饰,融成10两一根的金条一共十二根。并且从瑞金到上海,安排了七个交通员来运送这笔黄金。林伯渠在个棋子上写了个“快”,切成七块,连同准备好的七套锁和钥匙,分别提前送到了交通员手里。
两个交通员交接时,上线的钥匙要能打开下线的锁,才能验证身份。交接完成后,交通员再把棋子交回苏区,当七个棋子都回到中央之后,就代表黄金安全送到。
但直到黄金起运两个月后,棋子的最后一块还是没能交回。于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出事了。然而,当时根本没有追查的条件。最终,上海中央没有收到这笔钱,导致数个该被营救的同志惨死狱中,毛主席也被批评。
1949年十月建国,十一月我们就接到了查案任务,可见被批评的人始终没有放下这件事。这为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当然还有便利。
经过内战,很多资料都已经遗散,而且交通员都是和上级单线联系,很多上级牺牲之后,交通员就彻底断绝了和组织的联系。刘志纯就是如此。
因此,只能一个一个交通员慢慢找下去。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找齐前六位,更别说查清第七个人了。
这时候,我师傅接到中央通知,已经查清了第六个交通员的身份 刘志纯,在南昌。
两天后,我们见到了刘志纯”,此时他已经脱党很多年了,据他回忆,当时他和第七个穿黑袍的交通员交接的时候,是在松江的一家旅馆里,进门的时候旅馆掌柜、伙计都没和他打招呼。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刘志纯在那人钱包里看见了一张蓝色的住店押金条子。
除此之外,刘志纯一无所知。
回到南昌下榻处,老胥他们三个人又愁容满面地凑到一起,吸溜搪瓷缸子里那点儿西湖龙井,我点了盘九转大肠边呼啦啦吃着,边听他们分析资料。
老胥大大咧咧的单腿盘坐的桌子上说:其实没啥好分析的,大江南北跑了好几个月,手头最直接的线索就是刘志纯的证词,不过好像屁用没有。
蒋鼎文和邬弘则紧锁眉头的抽烟,烟蒂扔了一地。
我在一边继续吃大肠,老胥伸手从我盘子捏走一块大肠,扔进嘴里嚼了两下,说芡勾的太厚了,这南方的厨子做这种经典鲁菜手艺就是不太行。
当年我在济南做交通员的时候,济南广德楼的九转大肠那才叫一绝。可惜济南宵禁得早,我也就吃过几回。
老胥是山东人,最早的革命老区就在山东。他1930年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嘟嘟囔囔的怀念这山东的大肠,突然一拍桌子喊了句:“宵禁!”我吓了一跳,大肠的芡溅了一脸。
老胥两眼放光得问我,你一个钟头能走多远?
我说:最多8公里。
老胥兴奋说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