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边塞源于战国时赵国所修筑的阴山南北长城，两汉为防御匈奴南犯，建筑防边的长城，当时称为边塞，简称塞，或称障塞。沿边塞修筑障、城、亭、燧，是驻军防戍的军事建筑。
何为边塞？一般指长城以北的边防。朔州市处于内外长城之间，雁门关至杀虎口之间，是历史上的重要边塞，并且也是边塞的腹地和重心。朔州长城、烽燧、古堡遍布，边塞特点明显，因此，把朔州文化定位于边塞，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中华历史上的边塞范围甚广。目前，朔州市山阴县、朔城区，大同市天镇县、左云县都已先后打出“边塞文化”旗号，乃至于陕西榆林、神木，河北张家口、宣化，甘肃固原、岷县。内蒙古托克托、五原、包头、乌拉特前旗、潮格旗等地则举起“草原边塞文化”旗帜。以上仅只是粗浅归拢，如果细加搜寻，我国北方大多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基本上曾为边塞。朔州市、大同市及其所辖之区县，历史上向为中原之边塞，北京之前沿，都属边塞文化。
因此，把朔州文化定位于“边塞文化”，容易混同，在众多的边塞文化中很难彰显自己，突出朔州文化的总体特点。
寻找文化总要从根源上讲，原来的雁北地区，历史上大部分属于“雁门地域”。举例来说，2011年8月18日，第一届雁门关国际边塞文化旅游节在山西省代县雁门关举行。代县据有雁门关，但代县文化旅游节不能说“雁门文化旅游节”，而是定位于“雁门关边塞文化旅游节”，原因是它无法担当“雁门地域”，不代表“雁门文化”。
“雁门地域”是如何来的呢？雁门郡建置年代为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前后，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南徙，历经316年左右，为一级政区。东汉时雁门郡不断南移，规模缩小，存时极短。秦西汉是中华民族大系汉族形成和壮大的辉煌时期，善无雁门郡因此影响久远，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古雁门地域”。
秦西汉雁门郡管辖范围南起今神池、代县，北到今内蒙古丰镇、集宁，东至恒山，西邻黄河。长期以来，雁门地域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民俗和习尚。中华家谱源流中的“雁门郡望”专指秦西汉时建置于今右卫镇的雁门郡。
《史记》载，赵国名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人皆望文生义，说李牧当时就驻扎在代县雁门关。实际上，“代”指代郡，也指北方少数民族“代戎”活动区域，指雁门关以北、桑干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雁门”指雁门郡（今右卫镇）。赵武灵王北地拓疆，开地千里，置云中君（今内蒙古托克托）、雁门郡（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河北蔚县），三足鼎立，从而使赵国由弱变强，进入战国七雄之列。
李牧如果驻守雁门关，不仅是丧权失国，而且是不懂军事，何况其时还未有雁门关一说。因此，现今雁门关上的李牧塑像是对历史和一代名将的讽刺。
那么，“雁门”一名是缘何而来的呢？战国末、汉初的《山海经》曰：“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
什么意思？“代”是代郡（今河北蔚县），高柳为县，指今山西阳高。这是“雁门”的最早出处。
战国末年，赵武灵王之后，高柳曾属雁门郡，郦道元《水经注》中曾经描述此山：“其山重峦叠，霞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边塞。”是重要的战略屏障。雁门郡以同一防线上的最高峰为名。雁门山即今之云门山，位于阳高县城东北约4公里处，面积31.6平方公里。主峰在罗文皂镇北白柳沟后山，海拔2116米，东为猴儿山，西为虎儿山，黑水河（古雁门水）穿峪入阳高境内，两山对峙，山势险要，为山西省的北境雄关。秦汉图上雁门郡的南界在勾注山上，这勾住山就是现在的雁门山、雁门关，当时未有其名。查《辞海》，雁门关之名称是唐代才有的。《唐书•地理志》载 “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径关，亦曰雁门关。”
“雁门”之名是从高柳（阳高）到善无（右玉），再到代州（代县）的，由山名到郡名再到关名，都是强调晋北的屏障作用，门户地位。而今代县在隋开皇五年（585）始名“代州”，1912年改为“代县”，跟历史上的代国、代郡没有关系。
讲历史怕两种人，一种是懂得历史，但又有严重的地方主义，另一种是不懂历史，但对自己的出生地有无限的偏爱，以年少者居多，在自己的博客上随便大放厥词。比如，代县籍的青年“文化人”说，战国时赵武灵王在他们县置雁门郡，说李牧那时就驻扎在他们代县雁门关，说“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那“代北”就是他们代县北，大雁在山上飞来飞去。他们人数众多，经常在百度、维基上面设置词条，没有一条是全面的、准确的，非常可怕。
对历史的曲解在中国民众当中具有普遍性，比如史籍载，花木兰是“河南地”人，指的是黄河几字形弯道以内的一片地方，跟河南省就没啥关系。但河南豫剧团却整出个“谁说女子不如儿男”，闹得全国人民都会哼哈，哼哈完了，就认同了花木兰是河南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外地人不了解朔州历史，上层研究者不察其详，把晋北文化定位于“边塞文化”，正确是正确，但是不能涵盖“雁门文化”的广阔空间。“边塞文化”实质是军事文化，但是西汉时的雁门郡是汉族的故乡，为繁盛时期，北魏平城是帝都，有很长的稳定和建设乃至繁荣的历史。
所以，三晋文化中，“雁门文化”三分其一。尤其对于我们朔州市来讲，从杀虎口直到雁门关，处于“雁门文化”的直线和中心。
“雁门文化”就是文化不够，有一句话说得形象，“雁门关外野人家”。雁门关南北，境界大不相同，文化差异明显。举例来说，光绪《代州志》载，从唐至清，全县共涌现出进士107位，举人511位，贡生390位。代县在东汉时期就有了正式的官学，到明清时私塾、义学分布全境。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历史上优秀的文化人才层出不穷。
“雁门文化”与文化的荒凉、粗放，文化环境的稀薄，文化产生的式微，文化人生存环境的恶劣是紧密相连的。
历史上的朔州缺乏文化的拓荒与种植，缺少传统文化生根的相对时空；缺乏文化的和风细雨与精耕细作，缺少文化生存和建树的起码环境。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长城，阻挡了无数的暴风骤雨，为中原和南方赢得了发展的机缘。
雁门关不仅成为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分野，一过雁门关，便有元代诗人萨都剌，雁门（今山西代县）人，金代诗人元好问，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再往南，以唐和其后的文化名人而言，太原的白居易、王昌龄、王之焕、王翰；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的王绩、王勃；汾州的宋之问；祁县的王维、温庭筠；河东（今永济）的柳宗元、卢纶、聂夷中、司空图；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戏剧家关汉卿，解州（今山西运城）人；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太原人。这些毫无实用价值的名字，已经融入了中华的血液，构成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风骨和气质。
文化工作者要更多地致力于文化的思考和文化的创造，在商品大潮中潜心文化，在世俗的扰攘中寄意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开拓文化，从而使文化给人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
总之，说我们朔州市的文化属于“雁门文化”，符合历史、地域、人文，比较全面，涵盖性较强。以上当然仅仅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
何为边塞？一般指长城以北的边防。朔州市处于内外长城之间，雁门关至杀虎口之间，是历史上的重要边塞，并且也是边塞的腹地和重心。朔州长城、烽燧、古堡遍布，边塞特点明显，因此，把朔州文化定位于边塞，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中华历史上的边塞范围甚广。目前，朔州市山阴县、朔城区，大同市天镇县、左云县都已先后打出“边塞文化”旗号，乃至于陕西榆林、神木，河北张家口、宣化，甘肃固原、岷县。内蒙古托克托、五原、包头、乌拉特前旗、潮格旗等地则举起“草原边塞文化”旗帜。以上仅只是粗浅归拢，如果细加搜寻，我国北方大多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基本上曾为边塞。朔州市、大同市及其所辖之区县，历史上向为中原之边塞，北京之前沿，都属边塞文化。
因此，把朔州文化定位于“边塞文化”，容易混同，在众多的边塞文化中很难彰显自己，突出朔州文化的总体特点。
寻找文化总要从根源上讲，原来的雁北地区，历史上大部分属于“雁门地域”。举例来说，2011年8月18日，第一届雁门关国际边塞文化旅游节在山西省代县雁门关举行。代县据有雁门关，但代县文化旅游节不能说“雁门文化旅游节”，而是定位于“雁门关边塞文化旅游节”，原因是它无法担当“雁门地域”，不代表“雁门文化”。
“雁门地域”是如何来的呢？雁门郡建置年代为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前后，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南徙，历经316年左右，为一级政区。东汉时雁门郡不断南移，规模缩小，存时极短。秦西汉是中华民族大系汉族形成和壮大的辉煌时期，善无雁门郡因此影响久远，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古雁门地域”。
秦西汉雁门郡管辖范围南起今神池、代县，北到今内蒙古丰镇、集宁，东至恒山，西邻黄河。长期以来，雁门地域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民俗和习尚。中华家谱源流中的“雁门郡望”专指秦西汉时建置于今右卫镇的雁门郡。
《史记》载，赵国名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人皆望文生义，说李牧当时就驻扎在代县雁门关。实际上，“代”指代郡，也指北方少数民族“代戎”活动区域，指雁门关以北、桑干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雁门”指雁门郡（今右卫镇）。赵武灵王北地拓疆，开地千里，置云中君（今内蒙古托克托）、雁门郡（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河北蔚县），三足鼎立，从而使赵国由弱变强，进入战国七雄之列。
李牧如果驻守雁门关，不仅是丧权失国，而且是不懂军事，何况其时还未有雁门关一说。因此，现今雁门关上的李牧塑像是对历史和一代名将的讽刺。
那么，“雁门”一名是缘何而来的呢？战国末、汉初的《山海经》曰：“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
什么意思？“代”是代郡（今河北蔚县），高柳为县，指今山西阳高。这是“雁门”的最早出处。
战国末年，赵武灵王之后，高柳曾属雁门郡，郦道元《水经注》中曾经描述此山：“其山重峦叠，霞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边塞。”是重要的战略屏障。雁门郡以同一防线上的最高峰为名。雁门山即今之云门山，位于阳高县城东北约4公里处，面积31.6平方公里。主峰在罗文皂镇北白柳沟后山，海拔2116米，东为猴儿山，西为虎儿山，黑水河（古雁门水）穿峪入阳高境内，两山对峙，山势险要，为山西省的北境雄关。秦汉图上雁门郡的南界在勾注山上，这勾住山就是现在的雁门山、雁门关，当时未有其名。查《辞海》，雁门关之名称是唐代才有的。《唐书•地理志》载 “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径关，亦曰雁门关。”
“雁门”之名是从高柳（阳高）到善无（右玉），再到代州（代县）的，由山名到郡名再到关名，都是强调晋北的屏障作用，门户地位。而今代县在隋开皇五年（585）始名“代州”，1912年改为“代县”，跟历史上的代国、代郡没有关系。
讲历史怕两种人，一种是懂得历史，但又有严重的地方主义，另一种是不懂历史，但对自己的出生地有无限的偏爱，以年少者居多，在自己的博客上随便大放厥词。比如，代县籍的青年“文化人”说，战国时赵武灵王在他们县置雁门郡，说李牧那时就驻扎在他们代县雁门关，说“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那“代北”就是他们代县北，大雁在山上飞来飞去。他们人数众多，经常在百度、维基上面设置词条，没有一条是全面的、准确的，非常可怕。
对历史的曲解在中国民众当中具有普遍性，比如史籍载，花木兰是“河南地”人，指的是黄河几字形弯道以内的一片地方，跟河南省就没啥关系。但河南豫剧团却整出个“谁说女子不如儿男”，闹得全国人民都会哼哈，哼哈完了，就认同了花木兰是河南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外地人不了解朔州历史，上层研究者不察其详，把晋北文化定位于“边塞文化”，正确是正确，但是不能涵盖“雁门文化”的广阔空间。“边塞文化”实质是军事文化，但是西汉时的雁门郡是汉族的故乡，为繁盛时期，北魏平城是帝都，有很长的稳定和建设乃至繁荣的历史。
所以，三晋文化中，“雁门文化”三分其一。尤其对于我们朔州市来讲，从杀虎口直到雁门关，处于“雁门文化”的直线和中心。
“雁门文化”就是文化不够，有一句话说得形象，“雁门关外野人家”。雁门关南北，境界大不相同，文化差异明显。举例来说，光绪《代州志》载，从唐至清，全县共涌现出进士107位，举人511位，贡生390位。代县在东汉时期就有了正式的官学，到明清时私塾、义学分布全境。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历史上优秀的文化人才层出不穷。
“雁门文化”与文化的荒凉、粗放，文化环境的稀薄，文化产生的式微，文化人生存环境的恶劣是紧密相连的。
历史上的朔州缺乏文化的拓荒与种植，缺少传统文化生根的相对时空；缺乏文化的和风细雨与精耕细作，缺少文化生存和建树的起码环境。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长城，阻挡了无数的暴风骤雨，为中原和南方赢得了发展的机缘。
雁门关不仅成为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分野，一过雁门关，便有元代诗人萨都剌，雁门（今山西代县）人，金代诗人元好问，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再往南，以唐和其后的文化名人而言，太原的白居易、王昌龄、王之焕、王翰；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的王绩、王勃；汾州的宋之问；祁县的王维、温庭筠；河东（今永济）的柳宗元、卢纶、聂夷中、司空图；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戏剧家关汉卿，解州（今山西运城）人；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太原人。这些毫无实用价值的名字，已经融入了中华的血液，构成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风骨和气质。
文化工作者要更多地致力于文化的思考和文化的创造，在商品大潮中潜心文化，在世俗的扰攘中寄意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开拓文化，从而使文化给人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
总之，说我们朔州市的文化属于“雁门文化”，符合历史、地域、人文，比较全面，涵盖性较强。以上当然仅仅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
火遍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