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秦文献中反映的小麦
在春秋战国以前,已经有“麦”字,它是大麦、小麦的统称。到春秋战国期间,还有 ‘来”、“牟”二字;“来”是小麦,‘牟(舞)是大麦。由于当时小麦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作为统称的“麦”字逐步转化而为小麦的专称。大麦是有俘大麦和裸大麦的总称,但习惯上往往称有俘大麦为大麦,而称裸大麦为扩麦、裸麦或元麦,在青藏高原称裸大麦为青棵。
由于小麦这一名词最早见于西汉《把胜之书》(公元前一世纪),在《记胜之书》以前的古书中没有大小麦之别。因此,日本镶田统先生在他所著的《五谷的起源》②一书中认为中国汉以前古书中所说麦都是指大麦,他说来、牟是一物,也就是大麦,他认为小麦可能在张蓦通西域后传入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星川清亲先生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小麦是从外国传入的,星川先生在他所著的《栽培植物的起源和传播》⑧一书中谈到小麦的起源时,说小麦在古代从阿夫加尼斯坦越过加伊帕山卡传入印度,又从这里经必鲁马通过云南、四川等道路传到中国。另一条道路是约在200。年前北方从多罗基斯坦平原经蒙古传到中国北部的黄土地带,并认为这是中国北部小麦的最早记载。‘
我们认为日本擦田统先生和星川清亲先生两人认为中国小麦外来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没有文献记载作为可靠的证据,光靠推论是不足为据的。至于说镖田统先生说到中国汉代以前古书中所说的麦都是指大麦,这恐怕也是他的主观臆断,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情况。只要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先秦文献中有关麦的记载,就会发现先秦古书中所说的麦并不是指大麦,而应当是指小麦。在战国《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中有关麦的记载中就可以找到我国早在张赛通西域之前已经栽培小麦的证据。《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中出稀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其中“孟夏之昔”,指夏历四月下旬④;‘三叶”葬、孽历、薪奠,三种都是十字花科植物,到四月末枯死,而大麦就在此时成熟,到了收获时节。‘日中出”指夏至,夏至是五月中旬的节气〔芒种是五月初的节气),稀首即天名精,《名医别录》说:‘生平原川泽,五月采”就是在五月当稀首苗初生的时候,采它的宿根供药用,此时麦子已经黄熟,没有绿叶,到了收获贮藏的时候了。
众所周知大麦的收获时节比小麦早半个月,这里说四月末收大麦,到了五月中又将获麦。这个五月中收获的麦,显然应当就是小麦。
如果说先秦没有小麦,这个五月中收获的麦仍是大麦,为什么在同一篇文章里,相隔不过三十多字,要用麦和大麦两个名词呢?既然“麦”就是麦,为什么突然冒出“大麦”这个名词呢?按照一般情况说,“麦”既然是多少年来(从甲骨文中有麦字,到《吕氏春秋》时已有一千多年)习惯用的名词。这个后来出现的名词,应当是因不同于原有的麦而命名的。而且这里同时提出“大麦’和“麦”两个名词,而不是“小麦”和“麦”两个名词,也不是“大麦”和“小麦”两个名词,我们更加有理由断定这里称作“麦”的,是小麦而不是大麦;先秦古书中所说的麦,一般是指小麦而不是指大麦。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吕氏春秋》中所说的麦的穗部结构及其特点,可以更进一步断定它是小麦而不是大麦,《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得时之麦,··一二七以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大麦穗多数是六棱的,籽粒排列成为很明显的三行(一面三行,两面共六行),如果是大麦,应当说三七以为行,小麦穗在正面看不到明显的行列,在侧面看,则成二行,所以二七以为行。显然是指小麦而不是指大麦,大麦有颖壳包在种皮外面,颖壳没有红色的,去壳后的麦粒,4作青灰、黄白、棕黑、或近似元麦的颜色较淡,近乎棕色,小麦有红皮和白皮两种,红皮小麦颜色比较红紫,这里所说麦皮赤色,也应该是红皮小麦,不是指大麦。
而且先秦至汉那样重视麦,小麦显然比大麦好,二者的区别也很显然,如果说原来只有大麦,到汉武帝时张鸯通西域以后才传入小麦,不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当时及稍后的文献中,不可能丝毫没有反映,为什么在我国古书中一点没有记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