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握笔如握枪”
作者：褚振江
气质硬朗，情怀深沉，待人恭谨谦逊。现年63岁的乔良，是知名的军旅作家和军事专家，现任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成功的人，一定有他成功的脚印，乔良也不例外。在军号声中长大的他，5岁时就能把列兵到元帅的军衔数一遍，能将所有的军号号音辨别清楚。10岁的时候，他就读了《孙子兵法》。“虽然不是很懂，但是觉得很有意思。” 17岁入伍，在兰州空军的图书馆内，他看遍了文革前后出版的两三百种外国名著。他说：“我对军事的了解是骨子里的了解；对军队的热爱是血液里的热爱。”
乔良是家中的长子，先辈们的教育和军人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喜欢兵器的他经常动手用铁丝、铁片打造古代的大刀长矛，在杏核上画些古代战将脸谱。在那个年代，没有变形金刚，没有飞机玩具，但就在那种简单的岁月中，乔良对搜集各种和军事有关的小东西乐此不疲。时值今日，当他面对书房和收藏室中摆满的世界各国的战刀、盔甲等军事收藏品时，情不自禁会回忆起儿时的收藏经历。
乔良记忆深刻的，是14岁时他和同学从学校图书馆“偷书”看的经历。乔良至今都记得“偷”来的17本书的书名，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鲁迅的文字，第一次认识到国外的著作。“那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选，我看了三四天，激动得全身颤抖，真的是写到了灵魂深处。”他感叹道。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乔良从小最喜欢的读的书是《孙子兵法》，对军事战略情有独钟。他说，“军人，不仅要拥有钢铁般的身躯，还有智慧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代优秀的指挥家。”
少年时的他就模仿古籍版本，自己装订并写一些诗词，诗词的内容也大多是抒怀、励志，文学天赋开始逐渐展露。于是，我们读到了他军事理论著作《超限战》，看到了他在电视上《三十六计》的精辟讲解。
乔良的几部代表性作品都凸显出鲜明的探索理念和形式革新精神，为军旅小说增添了新的审美因素。《大冰河》获全军文艺奖；中篇小说《灵旗》采用了复杂的立体结构，多重时空、多重叙述，体现了形式构成的张力与功能，使作品显得意境朦胧而主旨凝重。长篇小说《末日之门》则以东方视点、寓言方式，把未来世界的种种可能，超前纳入读者的视野，表达了一个中国军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
乔良认为“那些真正的文学是可以拉高民族精神的”。特别是对纯文学，他有着自己纯粹的见解与执念。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乔良总会抄写一遍，毫不吝惜时间。米里施坦因的《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丹纳的《艺术哲学》，泰戈尔的《飞鸟集》《园丁集》，还有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他都手抄过。“思考的时间还是太少了，而且我也不打算放弃，在读书与思考中完成与前人掰手腕的冲动。”乔良说。
当年某网站通过投票，选乔良为“中国鹰派第一人”时，他笑着说，如果我是鹰，首先是因为我有鹰眼，其次因为我有鹰爪，而不是徒有一张鹰嘴。有人说，你连硬话、狠话都不敢说，算什么“鹰派”？我的回答是：硬话狠话谁不会说？如果说些廉价的硬话狠话就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停止对“我的国”的遏止与扼制，那我会天天在网上带领“鹰嘴”们喊口号。
正基于此，乔良曾撰文表示，什么是鹰派？鹰派就是坚定的国家利益派。但坚定不等于无条件甚至没来由的强硬。因为当强硬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鹰派的立场是选择理性，而不是坚持选择强硬。所以，鹰派的坚定和强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指归。那些以为只有强硬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不二法门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离开了有利还是有损于国家利益这个标准，一切强硬都毫无意义。
乔良认为，对军人来说，能被称为鹰派，当然是一种褒扬。但“鹰派”之谓，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被冠以鹰派头衔的人，该如何履行这一责任？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国家利益第一。国家利益第一，就是要让国家利益最大化。如果对抗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那就义无反顾地对抗；如果妥协才能达此目的，那就要毫不犹豫地妥协。
“大国政治，不光是对抗，还有妥协，还有交易。交易，要有足够的筹码，更要有足够的智慧。不懂这些，就不配做鹰派。”乔良说，爱国没错，说硬话狠话也没错，但这对于正走在兴盛之路上的中国，还远远不够，眼下“我的国”需要血性，更需要理性。没有血性，“我的国”将没有崛起的动力和激情；没有理性，“我的国”将迷失目标和路径。打不打仗取决于国家利益考量。“当然，如果有人非要把战火烧到你家门口，你除了奋起反击别无别项的话，那时，战争当然就成了你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为兵作，心为战谋。”他显然是一位把工作和思考、写作融为一体的军人。他必须有永不枯竭的思想喷涌，和对国家安全变局的瞬间洞察力。在这个意义上，握笔，如同紧握钢枪，书写，也是一种战斗。
作者：褚振江
气质硬朗，情怀深沉，待人恭谨谦逊。现年63岁的乔良，是知名的军旅作家和军事专家，现任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成功的人，一定有他成功的脚印，乔良也不例外。在军号声中长大的他，5岁时就能把列兵到元帅的军衔数一遍，能将所有的军号号音辨别清楚。10岁的时候，他就读了《孙子兵法》。“虽然不是很懂，但是觉得很有意思。” 17岁入伍，在兰州空军的图书馆内，他看遍了文革前后出版的两三百种外国名著。他说：“我对军事的了解是骨子里的了解；对军队的热爱是血液里的热爱。”
乔良是家中的长子，先辈们的教育和军人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喜欢兵器的他经常动手用铁丝、铁片打造古代的大刀长矛，在杏核上画些古代战将脸谱。在那个年代，没有变形金刚，没有飞机玩具，但就在那种简单的岁月中，乔良对搜集各种和军事有关的小东西乐此不疲。时值今日，当他面对书房和收藏室中摆满的世界各国的战刀、盔甲等军事收藏品时，情不自禁会回忆起儿时的收藏经历。
乔良记忆深刻的，是14岁时他和同学从学校图书馆“偷书”看的经历。乔良至今都记得“偷”来的17本书的书名，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鲁迅的文字，第一次认识到国外的著作。“那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选，我看了三四天，激动得全身颤抖，真的是写到了灵魂深处。”他感叹道。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乔良从小最喜欢的读的书是《孙子兵法》，对军事战略情有独钟。他说，“军人，不仅要拥有钢铁般的身躯，还有智慧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代优秀的指挥家。”
少年时的他就模仿古籍版本，自己装订并写一些诗词，诗词的内容也大多是抒怀、励志，文学天赋开始逐渐展露。于是，我们读到了他军事理论著作《超限战》，看到了他在电视上《三十六计》的精辟讲解。
乔良的几部代表性作品都凸显出鲜明的探索理念和形式革新精神，为军旅小说增添了新的审美因素。《大冰河》获全军文艺奖；中篇小说《灵旗》采用了复杂的立体结构，多重时空、多重叙述，体现了形式构成的张力与功能，使作品显得意境朦胧而主旨凝重。长篇小说《末日之门》则以东方视点、寓言方式，把未来世界的种种可能，超前纳入读者的视野，表达了一个中国军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
乔良认为“那些真正的文学是可以拉高民族精神的”。特别是对纯文学，他有着自己纯粹的见解与执念。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乔良总会抄写一遍，毫不吝惜时间。米里施坦因的《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丹纳的《艺术哲学》，泰戈尔的《飞鸟集》《园丁集》，还有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他都手抄过。“思考的时间还是太少了，而且我也不打算放弃，在读书与思考中完成与前人掰手腕的冲动。”乔良说。
当年某网站通过投票，选乔良为“中国鹰派第一人”时，他笑着说，如果我是鹰，首先是因为我有鹰眼，其次因为我有鹰爪，而不是徒有一张鹰嘴。有人说，你连硬话、狠话都不敢说，算什么“鹰派”？我的回答是：硬话狠话谁不会说？如果说些廉价的硬话狠话就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停止对“我的国”的遏止与扼制，那我会天天在网上带领“鹰嘴”们喊口号。
正基于此，乔良曾撰文表示，什么是鹰派？鹰派就是坚定的国家利益派。但坚定不等于无条件甚至没来由的强硬。因为当强硬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鹰派的立场是选择理性，而不是坚持选择强硬。所以，鹰派的坚定和强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指归。那些以为只有强硬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不二法门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离开了有利还是有损于国家利益这个标准，一切强硬都毫无意义。
乔良认为，对军人来说，能被称为鹰派，当然是一种褒扬。但“鹰派”之谓，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被冠以鹰派头衔的人，该如何履行这一责任？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国家利益第一。国家利益第一，就是要让国家利益最大化。如果对抗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那就义无反顾地对抗；如果妥协才能达此目的，那就要毫不犹豫地妥协。
“大国政治，不光是对抗，还有妥协，还有交易。交易，要有足够的筹码，更要有足够的智慧。不懂这些，就不配做鹰派。”乔良说，爱国没错，说硬话狠话也没错，但这对于正走在兴盛之路上的中国，还远远不够，眼下“我的国”需要血性，更需要理性。没有血性，“我的国”将没有崛起的动力和激情；没有理性，“我的国”将迷失目标和路径。打不打仗取决于国家利益考量。“当然，如果有人非要把战火烧到你家门口，你除了奋起反击别无别项的话，那时，战争当然就成了你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为兵作，心为战谋。”他显然是一位把工作和思考、写作融为一体的军人。他必须有永不枯竭的思想喷涌，和对国家安全变局的瞬间洞察力。在这个意义上，握笔，如同紧握钢枪，书写，也是一种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