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这本书叙述了1848年到1918年的德意志史，在书的副标题中，作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把这段历史概括为“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近代德意志的历史，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努力想要组成一个国家，和努力想要认清自己所组成的这个国家的面目的历史。
德意志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人们为德意志的范围、德意志的制度而争论不休。当人们为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山呼万岁的时候，它的形态依旧暧昧不明。而最让人困惑的无疑是德意志与它领土之内最大的邦——普鲁士之间的关系。

一、暧昧不明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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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是民族统一的理想与普鲁士的政治现实妥协的产物。随着帝国的建立，德意志统一的事业被画上休止符，而这一点让那些帝国之外的德意志人，尤其是曾经的德意志第一大邦“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深感痛苦。1880年代奥匈帝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哀叹“我出生的时候还是德意志人，如今却不复为德意志人”。

这个帝国的宪法是俾斯麦独断的产物，其内容是《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普鲁士南德意志四大邦的共同防御条约的简单叠加。德意志各邦的议会包括普鲁士自己的议会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讨论这部宪法，而且他们的选项只有接受或者不接受。而在各邦议会讨论这部宪法的时候，它同时遭到统一派和独立派的攻击，追求德意志统一的人认为它太保守、太反动，保留了太多的各邦独立性，捍卫小邦独立性的人又认为它太过于激进，太富于统一国家的色彩。

这个帝国没有自己的政府，只有一个由皇帝任命的帝国宰相和为宰相服务的宰相办公厅。在这个帝国短暂的历史上，除了少数几次例外，帝国宰相总是由普鲁士总理兼任的。这个帝国按照《帝国海军法》拥有自己的海军，但在俾斯麦的漫长统治时期里，他对德意志的海军不闻不问。这个帝国为自己强大的陆军而沾沾自喜，但是从法律上这个帝国却并没有自己的陆军。在王朝战争和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把自己的兵役法扩大到被吞并的各邦，以及虽然保持着独立但却无力抗拒的各邦，要求他们按照普鲁士的制度服军役和提供士兵，并把它们的军队交给普鲁士，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鲁士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普鲁士军队，但是从制度上说从来没有设立过“帝国国防大臣”和“德国总参谋长”，只有普鲁士国防大臣和普鲁士总参谋长。同时，对于那些有能力捍卫自身独立性的大邦——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这三个王国，普鲁士没有像对待小邦那样要求它们交出自己的军队，而是只要求它们承担与普鲁士的防御条约所赋予的义务，在帝国遭到入侵的时候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国王兼皇帝”指挥。

皇帝兼国王或者皇帝—国王，这个尊称本身就是帝国暧昧不明的制度的缩影，1849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了法兰克福德意志国民会议送上的皇冠，1871年在凡尔赛，他弟弟威廉一世国王却接受了德意志各邦君主送上的皇帝称号，之所以说是称号，是因为其实从没有存在过一顶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只有普鲁士国王的王冠。这种暧昧状态是普鲁士王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映。这种关系随着帝国四十多年的演变而有所改变，但没有被彻底消除。迟至1918年，当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之后几个小时，他让人从帕斯大本营给柏林的马克斯·冯·巴登帝国宰相发去一项声明，宣布虽然皇帝已经放弃了德意志皇位，但是没有放弃普鲁士王位。而帝国宰相对此的唯一回答是“太晚了！已经太晚了！”

二、普鲁士的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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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王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01年，在这一年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国王。虽然只是“在普鲁士的国王”，但普鲁士这个国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普鲁士逐步塑造着自己的国家认同感，尤其随着拿破仑战争，它在第二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获得的广阔的波兰领土丧失殆尽。维也纳会议承认了沙皇对包括这些普鲁士属波兰领土在内的“条约波兰”的占有，而把莱茵-威斯特法伦作为补偿给予普鲁士之后。这个原本在自身领土上的德意志因素与波兰因素之间摇摆不定的王国，终于决定性地倒向了德意志一边。

普鲁士之所以倒向德意志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那就是1815年和约授予它一片西部领土。这片领土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拿破仑在德意志建立的威斯特法伦王国。与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东部不同，那里的人民信奉天主教，那里的制度深受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更接近法国而不是普鲁士，《法国民法典》被应用到到1900年。1815年那里在经济上还是一副贫困落后的面貌，但是随着铁路的兴起和德意志工业革命，迅速兴起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区之一，从而与农业经济的普鲁士东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比所有这些差距都更让普鲁士政府头疼的是，这片领土在地理上与普鲁士东部不接壤。

这片领土在1815年赋予普鲁士以“莱茵河”保卫者的职责，但是无论是向这部分领土派遣军队，还是单纯地谋求在东西部领土之间互通有无，普鲁士都要经过其它德意志邦的领土。这就决定了普鲁士必然深切地参与到德意志共同事务里去。于是，“统一”这个民族和德意志层面的问题，与联通东西两部分领土这个纯普鲁士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搅到了一起。

“德意志关税同盟”是这一时期普鲁士自由主义大臣们的最大成就，其本质只是普鲁士自己的关税制度所形成的“普鲁士关税区”。但是为了沟通不接壤的两个普鲁士关税区，普鲁士势必要把夹在其两部分领土之间的德意志小邦纳入其中。而当普鲁士成功地争取到在地理上刚好夹在自己的两部分领土的突出部之间、可以构成一个陆上桥梁的黑森-卡塞尔加入“关税区”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关税区已经从东西方向上截断了德意志的南北贸易路线。于是德意志各邦只要还想维持正常的贸易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入这个“普鲁士关税区”，而普鲁士为了照顾这些小邦的面子，决定把“普鲁士关税区”命名为“德意志关税同盟”。普鲁士的国家利益与德意志的统一理想成了同路人。

与之相比，德意志的另一个大邦，而且与普鲁士相比应该称作超级大邦的奥地利，对德意志问题却是另一种态度。奥地利帝国偏处德意志东南，在德意志之外的匈牙利、巴尔干和意大利都拥有广阔的领土。奥地利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投入到改变德意志现状的事业里去。相反，如果普鲁士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使德意志向着对普鲁士有利的方向转变，那么唯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政策，就是积极维持德意志小邦林立的现状，拖延问题的解决，并利用小邦维持自身独立性的需求为奥地利的这种拖延政策服务。这种拖延政策的体现就是1815-1866年之间的德意志邦联。

《维也纳和约》、《德意志邦联基本法》，1820年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虽然反复重申德意志邦联是未来德意志国家的基础，德意志邦联“未来将被赋予主权国家实体的地位”，但实际上，德意志邦联是三十几个拥有国家主权的君主国组成的联盟。对此感到失望的德意志人民在1848年革命中试图建立一个民主的大德意志国家，而当这个希望落空的时候，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献上了德意志皇冠。但普鲁士和德意志仅仅是同路人而已，当德意志皇冠意味着普鲁士王国的消亡的时候，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了这个皇冠。

普鲁士要的是普鲁士的德意志，也就是由普鲁士王国主导的德意志，而不是一个支配普鲁士的德意志。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拒绝让人联想到威廉一世的抗拒。1871年当德意志诸侯要授予威廉以皇帝尊号的时候，他唯恐此举将危害到他的普鲁士王权，而到了伤心落泪的程度。而被视为德意志缔造者的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和他的国王没什么两样，当威廉国王对他说“你终究也是一个德意志人”的时候，俾斯麦回答“我首先是普鲁士人”。

1862年成为普鲁士总理的俾斯麦，因为他在宪法危机中的政策而和议会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他想要在外交上打开局面的时候，他选择了德意志。1864年的丹麦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被叫做“三次王朝战争”。在王朝战争之后，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此时的普鲁士已经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和黑森-拿骚还有法兰克福自由市，从领土上说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鲁士。但是俾斯麦政策的“先普鲁士后德意志性”仍然十分明显，这体现在他制定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上。

在这部宪法里俾斯麦对德意志问题采取了类似梅特涅的态度，他提出的北德意志联邦，实际上是将如鲠在喉的几个小邦吞并之后心满意足的普鲁士王国的陪衬，这个联邦或者联盟将由普鲁士王国出任主席国，而所谓的联邦总理是普鲁士总理派驻联邦的代表。俾斯麦制定宪法的态度在他自己的指令里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联邦应该在形式上更接近于邦联，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被赋予一种联邦国家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