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宋代熙宁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21。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但有删节，易生误解。）这就是宋代关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场著名对话，熟知者颇多。其实，早在文彦博之前，北宋治郡名臣张咏也说过“共治”的话，不过不大为人注意就是了。《乖崖集》卷9《升州到任谢表》中说：“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下，英断比於太祖，宽仁类於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躬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张咏此表，上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比文彦博之言早了八十多年。但张咏之表，虽言及“共治”，可是不及文彦博所言明确，又非在庙堂宣告，故讨论这个问题，仍以文彦博所言为准，是较为适宜的。
　　专门讨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个问题的论著，尚未曾见到。注意及文彦博此语者，多着眼于其阶级本质，通过文彦博之语揭露赵宋朝廷的统治性质。笔者无意否认这一点，也不拟再从这一方面讨论，而是想通过对文彦博之语的分析，揭示北宋政治结构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尚注意得不够。笔者以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道破了北宋政治的奥秘，是理解北宋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也深刻反映了北宋政治的现实。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由魏晋隋唐的贵族政治转变为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是唐宋间发生的巨大变革之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说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制的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宋代政治的本质性东西。
　　为便于分析，更清楚界定文彦博之语的含义，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士大夫”一词的含义。
　　按“士大夫”一词，出现甚早。《吴子·励士》与《三国志》卷1《魏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注引《魏书》，即已出现“士大夫”一词，但这两处的所谓“士大夫”，乃指将帅之佐属。这与文彦博所说“士大夫”的意义，显然不同，故可置而不论。
　　《周礼》卷39《冬官考工记第六》载：“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王公”曰：“天子诸侯”，注“士大夫”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即“士大夫”是指居官有职位的人。《韩非子》卷17《诡使》所言“士大夫”，即是此意。
　　《荀子》第16篇《强国》载：“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道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晋书》卷55《夏侯湛传·抵疑》载：“仆也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这两处的“士大夫”，乃指文人、士族。
　　宋代的所谓“士大夫”，究竟何所指？宋人的话应是最有力的准确说明。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四月，有一条胡三省的注说：“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官之人。”胡三省乃由宋入元之人，其所言宋代“士大夫”的含义，自然更切合宋代的社会实际。如是，则宋代所谓“士大夫”之含义，与《周礼》、《韩非子》所说大略相同，实指官户而言。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是说皇帝与内外在官之人共治天下。官僚政治的体系，昭然若揭，勿庸多言了。
　　下面，具体分析“共治”的诸层面。

二、皇权与相权
　　对于北宋尤其是宋初的相权，多持削弱说，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如此。其实，宋初削弱相权说或是北宋削弱相权说是颇可质疑的。笔者有《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两文，详加考察，证实在宋初三朝，“相权削弱”说是不成成立的。友人王瑞来先生，更全面考察了宋代的相权，与笔者持相同观点。[1]
　　“相权削弱”说的主要论据是参政分权、枢密分权、三司分权、监察分权，这无异是说助手与具体主管部门可以分去宰相的总理之权，其之不能成立，不言而喻。另一论据，则是宋代皇权的扩展及其对相权的限制。诚然，比起中唐以后由宦官拥立的皇帝，宋代皇权是大大拓展了；即或比起贵族政治时代的其他皇帝来说，宋代皇权的提高，也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大为扩展和提高的宋代皇权，确有其限制相权的一面，但与皇权发展的同时，相权对皇权的限制，也在发展，如果忽略这一方面，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王瑞来先生在《论宋代皇权》中，认为宋代相权大过皇权，[2]笔者亦不以为然。“共治天下”，恐怕才是比较恰当的认识。
作为士大夫中地位最高的宰相，可说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其权力与皇权是相辅相成的。这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种形式。《宋史》卷406《洪咨夔传》记载，南宋的洪咨夔有一段话，很准确地描绘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陛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用今天的认识来理解洪咨夔的这一段话，其意为：最高立法权及最终裁决权在皇帝手中，而最高行政权则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侵犯宰相的行政权，宰相亦不能篡夺皇帝的立法权。宋代的皇权和相权，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实现着“共治”。
　　宋代的号令，一般总是以皇帝诏敕的形式发下的，自然必须经由皇帝批准。但是，“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注：《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四月李守锷语。）宰相未副署的号令，是不能行下的。即是说，没有宰相的同意，皇帝是下不了诏敕的。宰相的副署权，可以说是宰相权力的核心，因而使宰相像皇帝一样能够过问一切事务。因此，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吕夷简干预李宸妃安葬之事时说：“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注：《宋史》卷242《李宸妃传》。）《范香溪先生文集》卷11《任相》亦云：“天子以万机之得失，百官之进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号令之臧否，远而蛮夷之叛服，大而阴阳之愆和，小而钱谷之衍耗，凡百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责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无所不统，不以一职名官。”这里指明的内外之事的范围，可说是几乎无所不包了。
　　元人盛如梓《庶斋志学丛谈》卷2记载的一件事，可说是对副署权的形象反映：
　　宋官制载：嫔御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御曰：“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或有只请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忻谢而退。至给俸时，各出御书请增俸，有司不用，退还。复诉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诸嫔对上毁其御书曰：“元来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时咸服仁宗之圣断。
　　宋人侯延庆《退斋笔录》记载一事，很能反映宰相对皇帝行事的限制：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在上述两条记载中，宰相对于皇权的限制，看得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形成制度的。
　　总而言之，北宋一代，相权颇隆。太祖朝赵普为相，中书堂帖势重於敕命，吕端拥立真宗，王旦独相十余年，韩琦两朝顾命定策，王安石得君之专，蔡京大行“丰、亨、豫、大”，都是典型事例。但相权虽隆，却从未危及皇权，令皇帝恐惧。究其缘由，是因为宰相虽握行政大权，但其本身的进退，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任命宰相时敕书之副署，往往使相行之，纯属象征意义。所以，即或专权如赵普者，太祖一纸令下，即行罢免了。这样，对于手握大权的宰相，就能够有效制约，不致演出前代权相擅权之事。或曰，宋代以前的宰相，任免亦出自皇帝。但是，门阀制度的存在，贵族政治的现实，使皇帝在择相时不可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宰相去职后，凭其门第与门生故吏，仍发挥着巨大影响，不容忽视。宋代则不然。宋代宰辅之任职，不是凭门第，而是凭一己的才干，皇帝的常识；他们一旦去职，即从政治上退出，不再给政治以重大影响了。宋人笔记中，每每特书一家几代为相者，正反映了此种情况之稀少。因此，宋代皇帝进退宰相之权是对相权的重大限制。
　　北宋有一条习惯法：不杀大臣言事官。或曰这是宋太祖誓约，藏之太庙，[3]又有说太祖并无此誓约者。（注：张荫麟《宋太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但无论如何，北宋一代，不杀大臣言事官，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故可说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故事。这个“故事”，限制了皇帝对宰辅及大臣的处置权，使皇帝虽操宰辅进退之权，但又无生杀之权。大臣亦是如此。如此一来，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无杀身之虞，其参政之勇气自会倍增。宋人每每称颂宰执“以天下事为己任”。翻阅《宋史》的宰执传记，不乏其例，如卷256《赵普传》与卷314《范仲淹传》即是两例。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意识，士大夫不仅仅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而认为天下也是士大夫的，从而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其优秀分子便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声。
　　北宋台谏的谏诤对象，与前代有所不同，主要是宰执，其次才是皇帝。其故非他，与北宋行政大权操于宰执之手密切相关。台谏的谏诤，不仅限制了皇权，同样也限制了相权，从而使朝廷决策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士大夫的意志。台谏制度，真宗时开始重视，到仁宗时趋于完善。封驳之权的作用，亦大致与谏诤之权相同。这样，在北宋政治架构中便形成了第三方面势力，既独立于皇权、相权之外，又与皇权、相权相辅相成。这样，北宋的政治架构中，皇帝、宰执、台谏便大致构成了中央政府中的三角；皇帝握最高立法权，宰相握最高行政权，台谏握监察之权，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赖，便构成稳固的中央政府架构，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这种统治架构，使北宋政权的稳固性超过前代任一王朝；其运转之正常，也超迈前朝。只有把皇权与相权放到这一架构中去考察，方才能够正确地说明北宋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也才能够把握住北宋政治的实质性东西。

　三、以理论事　以法治之
　　唐宋时期，是一个思想大变革时期。
　　唐代以后，在儒家学术被束缚在注疏中的情况下，不数士人另辟蹊径，凭己意说经，开穿凿附会之学风。实际上，这是汉代独尊儒术后一次解放思想的伟大尝试，并且获得了日益明显的成功。唐代道、佛两教的兴盛，又给予这种学术思想的解放尝试以巨大影响。到了宋代，讲性命道理之风日盛，凡事必明辩其理，这种风气逐渐统治了宋代的学术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即曾指出：“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观念。只有在开放的心态下才能讨论学术。宋儒就是这样。他们到处寻找对话，寻求思想的交锋。”[4]这种风气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大谈道理，说辩不休，争执不已。而争辩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这种风气，反映出政治方面较为开明与开放，对维系“共治天下”的局面至关重要。
　　宋初执政十余年的名相赵普，可说是赵宋皇朝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赵普即认为，天下万物之中，“道理最大”。沈括《补笔谈》卷1、李季可《松窗百说》与《中兴两朝圣政》卷47，均记载了此事。《中兴两朝圣政》载：乾道四年（1168年）三月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奏：“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听完后说：“固不当任私意”。在这段记载后，史臣留正等人评论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亲与故者。若不顾道理，则曰：予无乐乎？为君惟予言而莫予违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寿皇圣帝（孝宗）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以蔽之：‘固不当任意’。呜呼！尽之矣”。
　　正因为认定“道理最大”，故赵普对太祖说道：“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注：《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八月。）北宋学者罗从彦评论赵普之语曰：“赏罚者，人主之大柄也；赏所以劝，罚所以惩罪，天下共之”。“普之言赏罚，盖合天下之大公，无可贬者”。（注：《罗豫章集》卷1。）南宋后期学者罗大经也说：“至於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於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於道而曲从”。（注：《鹤林玉露》甲编卷3。）这些言论可以反映出，不仅是北宋，直至南宋后期，“道理最大”都被认为是维持君臣关系的准则，皇帝与士大夫都必须遵守这个准则。在此准则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便是“共治天下”的局面。依理论事，是北宋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理”，制约皇帝，制约士大夫，制约一切人。因此，对政治大事、国家大事，进行充分的说量、争辩，自是议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此一来，更多的士大夫参与了对国家大事的决定，进一步保障了“共治天下”的局面。
　　仅有依理论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法制的保障。宋代是个宣扬与讲究法制的社会，两宋三百年间，举事动辄言祖宗法制、祖宗家法，循而行之。北宋一百七十年间，尤其如此。
　　宋初，“乘五代衰乱之余，太祖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制度典章，尚多阔略”（注：《诸臣奏议》卷17，曾肇《上徽宗论惟材是用，无系一偏》。太祖及其主要辅臣赵普，为了赵宋政权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法制建设。太祖曾对赵普说：“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注：《中兴两朝圣政》卷12，绍兴二年十二月吕颐浩言；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宰相赵鼎因奏事，对高宗说：“祖宗於兵政最为留意，盖自艺祖践阼，与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也。”（注：《中兴两朝圣政》卷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这两段出自最高统治者的话语说明，宋初的法制建设，很大程度是着眼于后世的，为子孙立法则的。
　　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转对札子》（注：《诚斋集》卷69。）中，曾讲述一个故事，很形象地反映了宋初重法之深意，耐人寻味：
　　太祖皇帝尝令后院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帝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故也。帝怒，问宰相赵普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
　　正是由此“深意”出发，宋初制订了许多法律条贯。
　　宋初，在后周《刑统》的基础上，重定《刑统》三十卷，作为基本大法。作为对前代法统的继承，《刑统》与《唐律》基本相同，再次颁发，不过是郑重重申其有效性而已。针对宋代的新情况，采用《编敕》的形式解决。《编敕》与《刑统》一同刊板模印、颁行天下，共有4卷。后来，各代皇帝都有《编敕》编集刊行，神宗时的《元丰编敕》，竟多达二千多卷。此外，还有一州、一县、一司、一务的《编敕》，如《三司新编敕》、《景德农田敕》等。作为现行法令的“敕”，更适合当时的现实，所以后来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今世断狱，只是敕，敕中无，方用律”。（注：《朱子语类》卷128，《本朝法制》。）
除律与敕外，宋朝还制订、完善了令、格、式。此外，还有许多“家法”，以约束皇室、外戚、宦官等人，防其乱政，比如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北宋大臣富弼说：“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注：《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又见《诸臣奏议》卷12。）到仁宗时，“法严令具，无所不有”。（注：《临川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可以说，法制的完善，才真正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使宋代社会走向和平、稳定与发展。南宋陈亮即说：“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议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注：《陈亮集》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完善法律制度，强调依法办事，不仅限制了皇权，也制约着广大士大夫。建立在这种法治基础上的国家，其稳固性是可以预期的。
　　北宋的法制建设，不仅表现在法制的完善上，而且表现在对法律学习的提倡上，由此影响到一代士风。乾德三年（965年）闰八月，太祖曾下诏：“献书人送学士院，试周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注：《麟台故事·拾遗》卷上）太宗也说过：“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注：《宋朝事实》卷16，《长编》卷30。）雍熙二年（985年）四月丙子，太宗下诏曰：“法家之学，最切於时，废之已久，甚无谓也。可复置明法一科，亦附以三小经（指论语、尔雅、孝经），庶使为学精专，用功均一”。（注：《太宗实录》卷33。）端拱二年（989年）九月戊子，诏京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许上书自陈，当加试问，以补刑部、大理寺官属，三岁迁其秩。至道二年（996年）闰七月庚午，有司言，诸州阙厘务京朝官共五十余员，诏左右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於州县幕职中保举廉恪有吏干、可任以事者一人。（注：《太宗实录》卷78。）在最高统治者如此提倡之下，学习法律逐渐蔚成风气。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俘说过：“予自幼服儒教，味经术，尝不喜法家者流，少恩而深刻。洎擢第入官，决断民讼，又会诏下，为吏者皆明法令，考绩之日，用是为殿最，乃留意焉”。（注：《小畜集》卷15《用刑论》。）在流风之下，当然也有异议者。咸平五年（1002年）十一月，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即上疏曰：
　　今法令之文，大为时所推尚，自中及外，由刑法而进者甚众，虽有循良不吏，亦改节而务刑名也。然则刑法者治世不具，而不可独任，必参之以德教，然后可以言善治矣。
　　然而，流风难挡，愈演愈烈。北宋后期的大文豪苏轼也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注：《东坡全集》正集卷3《戏子由》。）流风所及，有宋一代的大文豪，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等人无不精通吏道，为政都有善绩。
　　宋代用人，重用文臣，忌惮武将。文臣中，又重用通吏道者，不重文学之臣。太祖常对秦王侍讲说：“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注：《说郛》（百卷本）卷9引《涑水记闻》。）宋初大臣多是精通吏道、号称厚道的人，特别压抑所谓浮躁之人。太祖朝的宰相，赵普精通吏道不必说，其他范质、王溥、魏仁浦、薛居正等人，都是通吏道而循规蹈矩之人。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宋琪、吕蒙正、张齐贤、吕端诸人，真宗朝的宰相李沆、向敏中、王旦、寇准、毕士安等人，无一不精通吏道。可是，象张去华，虽因考核优而升官，“朝议薄去华轻躁，自是凡十六年不迁”。（注：《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陶谷在宋初号称文章最优，但始终不为执政，得不到重用。（注：《续湘山野录》。）从宋初开始的这种用人之道，一直贯穿于北宋一代。这样，促进了士大夫对法律的学习和对吏道的重视。真宗以后，一般文学之臣亦通吏道，故而其受压抑的情况也就罕见了。学习法律，通晓吏道，对于贯彻执行法制，实现依法治国，是极有帮助的。宋代士大夫有文化，学法律，通吏道，对于军国大政的认识必然深刻得多，因此他们论述的治国之理，多能切中时弊。这样，又增加了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兴趣和干预的信心，论辩之风更盛。
　　在法制的基础上，互相制约的皇权、相权、监察权，通过道理维持其平衡，共同控制着北宋国家机器的运转，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就是北宋政治的现实，也是其不同于唐代及其前政治局面的新特征。

四、仁宗朝政治之剖析
　　作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型案例，莫过于宋仁宗朝的政治局面。下面，试加剖析。
　　赵宋一代，一般认为，以仁宗朝四十二年为最盛期，有“庆历之治”的美誉。《中兴两朝圣政》卷13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癸亥，宋高宗说：“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临御最久，恩泽及人深，朕於政事间未尝不绎思仁祖，庶几其仿佛也。”（注：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5。）《东都事略》卷6《仁宗纪》的末尾，论曰：“神文皇帝（即仁宗）即位四十二年，恢廓有圣度，以大公至正临御，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尊敬大臣，容受直谏。其於宫室苑囿，无所兴作，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上曰：‘吾奉先帝苑囿，犹谓其广，何以苑为！’其事天地宗庙，则齐栗不自胜，或遇时变，必跣足露立，致祷於庭，退则静思所以致变者。所幸张贵妃，每责以正礼，见其以珠玉为饰，则却而不视，帷亦衾裯，多施以缯。元昊不臣，怀以文德，契丹渝盟，敦守大信。专务恭俭，以德化民。天下大辟，有疑而情可闵者，皆令上谳之，所活岁以千数。吏有失入死者，则终身不用，尝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罚乎？’是以四海之内，举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又能传政贤明，克昌景祚，乌虔虞仁哉！”《宋史》卷12《仁宗纪》的论赞，前半段抄自《东都事略》，后半段说：“至於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见。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至於乱。《传》曰：‘为人君，止於仁’。帝诚无愧焉！”
然而，亦有相反的记载与说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枢密副使富弼说：“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作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宋史》卷338《苏轼传》记载，苏轼在熙宁（1068-1077年）年间上书说：“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狡。徒以恩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从富弼和苏轼的论秦中可以看到，仁宗在世时及其身后，认为其当朝时一事无成的看法，是比较普遍的。即或从《东都事略》和《宋史》两本纪的吹捧之词中，也不难看到，仁宗时的政治局面是：外有辽、夏的威胁与征战，内则刑法纵弛，吏治媮惰，国有弊倖，朝多小人，府库无积蓄。如此之政，安得称“治”？然而，即或如此，仁宗朝仍被称为治世，“天下归仁”，其故何在？其实，宋高宗说仁宗“恩泽及人深”，王称赞颂仁宗“恢廓有圣度，以大公至正临御，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尊敬大臣，容受直谏”；元代史臣赞颂仁宗：“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传》曰：‘为人君，止於仁’，帝诚无愧焉”；苏东坡称颂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恩泽在人，风俗知义”，“天下归仁”。上述颂语，大致已经说出了仁宗朝被称为“治世”的原因。《宋史》卷359《李纲传》载，绍兴五年（1135年）李纲上疏说：“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之前可知己。”“嘉祐、治平之前”，正是仁宗朝。这可说是对仁宗朝称治世原因之补充。
　　仁宗朝被称为“治世”，乃出自士大夫之口，是宋代士大夫所作之评价，所以必须从仁宗与士大夫的关系方面考察。笔者考究的结论是：仁宗朝是典型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由于宋仁宗本人的较为懦弱的性格，故而政治显得空前民主，士大夫对于国家大事的干预，空前地有力，皇权的运用，又恰合共治之需要，故而当世及后世士大夫深感仁宗之恩泽，颂声不绝，誉为“治世”，以为后世楷模。
　　宋代经过太祖、太宗两朝，法制基本已完善，形成有宋后世所习称的“祖宗法制”、“祖宗家法”。在治国成规上，皇帝握立法与否决之权，宰辅理事，握行政之权，“共治天下”，是所谓成法。真宗继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宰辅之定策，宰辅权力之增，势所必然；而其时黄老思想的流行，又使宰辅们静以政致治，简易为政。同时，真宗为缓和太宗朝一直存在的，“内患”--皇权传承所引起的危机，开放言路，以争取士大夫归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记载，至道三年（997年）五月，真宗即位才两个月即下诏御史台，告谕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七月以后，君臣纷纷上书言事。从此，大开士大夫畅言国事之风，至仁宗朝，此风益炽。
　　真宗朝的台谏制度值得注意。咸平三年（1000年）十一月，宰相张齐贤因遭御史中丞弹劾而遭罢免。这是宋代第一位为御史劾罢的宰相，反映了御史权力的上升。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三院御史开始实行“长吏自荐”、专任其职的新制度。”（注：《长编》卷47，卷48。）南宋学者吕中说是：“御史纪纲正自此始。（注：《宋史全文》卷5引。）此后台谏权势日盛。《宋史》卷338《苏轼传》记载，神宗时，苏轼在上书中说：“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原来，优容台谏，是为了更多地听到“公议”，即广大士大夫的意见；但台谏权盛，许风闻言事，又不免使宰相忌惮，所以，苏轼又说：“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己”。（注：《东坡全集·奏议》卷1《上皇帝书》。）《宋史》卷285《刘沆传》记载，嘉祐元年（1056年），宰相刘沆对仁宗说：“自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刘沆说这番话后不久，也因御史中丞张昪等论疏十七上而罢相。台谏之横行，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南宋学者叶适说：“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注《鹤林玉露》两编卷2引。）所谓“朝廷势轻”，实即上层士大夫--主要是宰执，失去了昔日的权势，中下层士大夫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皇帝与宰辅都不能不重视，并有了实行的可能。南宋徐度在《却扫编》卷中记载：“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人情也”。
　　如果说，太祖、太宗两朝，相权之隆，限及皇权；则真宗、仁宗之世，台谏权盛，士大夫言事成风，既限制着相权，也制约皇权，使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代表面更为宽广，因而也得到更广大的士大夫的拥护与赞扬。
　　皇权的运用，在仁宗朝更多地表现在调解士大夫之争端上：台谏攻宰辅，或罢台谏，或罢宰辅，或两罢之。因此，仁宗朝宰辅更换之频繁，不仅远过前三朝，而且在有宋一代也是最多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记载，景祐元年（1034年）二月，知制诰李淑上《时事十议》，第四条即说：“两府迁易稍频，固有倾邪、上孤倚任者，然伤陛下简静之政矣”。李淑同时指出：“太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犹六年，始以赵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伦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卢多逊，又六年而用赵普；自后十八年中，虽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吕蒙正、张齐贤、吕端五人”。“真宗景德以前，三次迁改，惟李沆、向敏中、王旦、毕士安、寇准五相而已。其任王旦十二年，次则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据《宋史》卷210《宰辅表》，太祖朝先后用相6人，平均每人2.8年。太宗朝用相9人，平均每人2.3人；用相12人次，每人次平均1.8年。真宗朝用相12人，人均2.1年；用相14人次，每人次平均1.6年。仁宗朝用相23人，人均1.95年，用相30人次，每人次平均1.5年。无论用相人数还是人次，从太祖到仁宗朝，都是递增的；而人均或人次均任相年数，则均是递减的。再看仁宗朝以后各朝：神宗朝，用相9人，人均2年；用相11人次，每人次平均1.6年。徽宗朝：用相13人，人均1.92年；用相16人次，每人次平均1.56年。由上可知，仁宗朝任用宰相的人数与人次的平均数，在北宋时是最高的。换句话说，宰相的更替是最频繁的。
　　台谏之横，宰相频繁更替，反映出仁宗朝相权的削弱。但是，相权的削弱并不等于皇权的增长，而是中层士大夫--升朝官权力的扩大与增长，政府机关发言权的增大，也即是说，有更多的士大夫参与了最高决策。这种局面，可称得上是典型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这种局面下，是不能允许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对士大夫横加攻击的。《却扫编》卷中记载：
　　仁宗朝，有内臣出使回，言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参知政事王尧臣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悟，立黜宦者。
　　这样保护士大夫，也使一般士大夫增加了责任感，更感到国运与己息息相关，“以天下事为己任”，为国事而奋力争辩。这种畅所欲言的民主空气，为后世士大夫所怀念和推崇，称为“治世”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自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的澶渊之盟后，宋辽间恢复和平局面，宋朝的北部边境近百年无事。其后虽有与西夏的战争，但波及的主要是陕西四路而已，整个的宋朝社会，呈现出和平安定的景象。加之国家机器运转正常，大政方针无大变化，因此，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繁荣起来。宋朝的户数，自三国以后八百年来第一次突破一千万大关，嘉祐八年（1063年）达到一千二百多万户；岁入缗钱之数，也从真宗时的2650万贯增加到仁宗时的3680万贯。[5]所以，仁宗时期的经济繁荣的景像，多少还有些“治世”之景象。但是，经济状况并非是士大夫们称颂仁宗朝为“治世”的原因。

五、历史背景的考察
　　北宋时之所以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并非偶然，而是渊源有自的。
　　均田制和租庸调税法，是唐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唐代中叶以后，均田制崩溃了，租庸调税法也实行不下去了。面对客观现实，唐代统治者认识到，要维持并稳定其统治，只能承认既定的土地所有关系，并改进税收办法，于是杨炎的“两税法”便应运而生。两税法承认了地方豪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采取了简单易行以及至少在形式上合乎赋税平等负担的原则，它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唐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扫荡了魏晋以来根深蒂固的门阀势力，在其后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地主势力，不再是凭借其高贵的门第，而是凭借其对土地的控制，在政治上发挥着影响。到宋代，两税法的实行已确定不移，而地主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然号为“田主”，反映出专制的中央政府已然确认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力，以换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效忠。[6]同时，至少从隋代大业（605-618年）年间就已出现的租佣契约关系，到宋初已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政府也不能不予以承认。[7]宋代不仅“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而且鼓励官僚购买土地，以强化中央集权的阶级基础。这日益强大的阶级基础，其发言权和影响也不能不日益扩大。这乃是经济力量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去。
　　北宋的士大夫，作为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实在是地主们在政权中的代表。北宋科举的改革，使科举取士严格化、制度化，取士名额又较之唐代扩大了数十倍。这样，不仅地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而且包括劳动大众中的杰出者，均被吸收进士大夫的队伍中，使士大夫的队伍日前扩大。而赵宋皇朝给予官户的种种优待，又使士大夫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占有土地，成为地主，确保了其阶级地位的可靠。马克思指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679页。）北宋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作为由和平过渡而产生的赵宋皇朝，其布衣将相之多，是前此同类政权中所没有的。“元非科举入仁而特蒙大用，或赐同进士出身，方可执政，盖国朝法也。”（注：《朝野类要》卷3《赐出身》。）这样，不仅保证了执政大臣的知识水平，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知识阶层中产生异己力量。两宋有三次大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军中，没有士大夫为其军师；方腊起义军的军师，据说是个桶匠，而“太学生”吕将之言，方腊却听不进去；钟相、杨么军中，也没有占显赫地位的士大夫。如果把这三次起义的情况，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朝黄巢起义军相比较，内中知识阶层的多寡是有明显差别的。应当承认，这种变化与宋朝的统治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既有经济力量为后盾，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士大夫，对于国家大事，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敢于直抒己见，而且其意见使皇帝也不能不认真听取与考虑，于是便有了“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唐摭言》卷1记载，唐太宗看到应试的读书人鱼贯而入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禁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以“英雄入彀”而得意，宋代君主则无此类言论。二者之间，差别甚大。“共治”局面中的君主，当然不会再有此类言论了。
　　从社会思想方面的发展看，唐末五代的变化，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就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研究儒家学说的经学，却陷入了今古文之争的宗派斗争中，两派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由朝廷予以颁行，成为官书，科举取士亦以此为准，以行政的力量结束了东汉以来的经学宗派斗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集汉魏以来注疏之大成，真正给汉魏六朝经学做了一个总结。这样，儒家学说就被束缚起来了。[8]
　　在儒家学术被束缚的情况下，唐代的佛教，尤其是道教，却蓬勃发展起来。道教借助李唐皇室的力量，在唐代大部分时间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凌驾于儒、佛之上。在道教得势之际，同样尊崇老、庄的道家学说也广为流传。因此，此时虽然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未变，但道家的黄老思想却大为流行。中唐的安史之乱以后，便是近二百年的战乱与动荡，人心向往和平，人心思定，主要提倡清静无为、简易为政的黄老思想，遂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为一般士大夫所尊奉。《旧五代史》卷80《晋高祖纪六》，史臣评论说，晋高祖“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拖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可知到五代时，黄老思想已深入人心，且为统治者所遵奉。到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黄老思想继续流行，仍为统治者尊奉。[9]提倡“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的流行，为共治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通过唐末五代近二百年的大动乱，士大夫们对于君主和国家等政治观念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感到，国家的盛衰与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国家的维护，不仅皇帝有责任，自己更有责任。北宋大臣张方平的《乐全集》卷19有《上疏一道》，疏中说：“夫国之所谓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义犹一体”之语，充分反映了士大夫们的责任感。虽然他们的三纲五常的观念仍不可动摇，但他们不再认为统治国家只是皇帝或皇族的事了；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是国家的主人了。这种时代观念的改变，使士大夫及其代表--执政大臣，以维护皇朝统治为己任，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并且公然宣告，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
　　唐末五代，武人得势，凭武力解决问题。但是，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掌握了统治权的武人，不能不借助于幕僚文人的帮助。《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记载道：“自广明（880-881年）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此外，后唐庄宗有郭崇韬，后唐明宗有安重诲，后晋高祖有桑维翰，后周世宗有王朴，都是其谋主，对政权建设起过重要作用。后汉专靠武人，灭亡也最快。宋太祖赵匡胤在当上节度使后，在其幕府中也聚集了一批文人谋士，如楚昭辅、吕余庆、王仁赡等人均在其幕府，而以赵普为谋主。于是，在五代时期，已出现了武人掌权、文人施政的局面，主要的施政方针与政策，均出自文人谋士之手。正如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己酉秘书省正字李弥正所说：“古者创业中兴之主，必有谋臣，任专责重，忧勤逸乐，与之终始”。（注：《中兴两朝圣政》卷18。）赵宋皇朝建立后，社会逐步走向安定，国家实现了统一，武人的作用与地位下降，而文臣施政的局面却依然如故，并且有所发展扩大，终于演变成共治天下的局面。而共治天下的局面，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国家的稳定。

六、结语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关键是要健全法制，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赵宋皇朝自建立后，便把法制的健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用法律化、制度化的改革，终结了中唐以来二百年的混乱局面，重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时代之使然，赵宋皇朝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充分发挥与利用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使北宋近二百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能循制运行，有条不紊，其稳固程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少见的。因此，在研究北宋政治时，必须首先注意及考虑“共治天下”的局面。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之所以遭到激烈反对，归根结底，是触犯了广大士大夫的利益，故为士大夫们所不容，尤为上层士大夫所反对，在当时必然要失败，或是变质。而维护士大夫权益的司马光、文彦博诸人，成为士大夫们称颂的名臣贤相，大受褒扬，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法治社会时期，我们认为宋代是个法治社会，也只是比较而言，宋代更多地强调法治罢了。这并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古代社会是个人治社会的本质。
　　【参考文献】
　　[1]王瑞来。论宋代相权[J].历史研究，1985；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10.
　　[2]王瑞来。论宋代皇权[J].历史研究，1989（1）。
　　[3]张荫麟。宋太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J].文史杂志，1.（1）。
　　[4]杜维明。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J].读书，1985.10.
　　[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田、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9,124,297.
　　[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樊树志。论封法律下的农双身份[J].学习与探索，1981.1.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42-247.
　　[9]张其凡。吕端与宋初的黄老思想[A].宋史研究论文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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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马下

论文正好准备写 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 先🐴

宋朝鼓励老百姓通过读书学习成为具有才能的士大夫，参与治天下。
在宋朝那个时代，这是最先进的做法了。因为当时的生产力还不能满足各行各业的人都受教育。（不能拿现代生产力下的情况抨击宋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